湖北
台北监狱的铁门在晨雾中缓缓拉开，金属摩擦声划破清晨的寂静。一个佝偻的身影扶着门框缓缓走出，深秋的寒风卷起他肩头的枯叶，也吹动了那满头如雪的白发。
他停下脚步，抬起布满皱纹的手挡在眼前，浑浊的眼睛望向东方——那是大陆的方向。十二年牢狱生涯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沟壑，囚服洗得发白，套在消瘦的身上晃荡，唯有挺直的脊梁，还残留着当年军人的风骨。
他叫李志豪，这一年，他68岁。就在几小时前，台北市郊的机场里，两名身着便装的台湾军情局上校被送上飞机，他们是朱恭训和徐章国，三个月前在福建执行间谍任务时被捕。
这场看似“以一换二”的不对等交换，背后藏着一段横跨三十年的生死传奇——这个从广东偷渡到香港的退役军人，曾在台湾情报系统核心潜伏十余年，亲手粉碎了台湾在大陆经营数十年的王牌间谍网，更在刀光剑影的情报战场里，走出了一条无人知晓的英雄路。
那年盛夏，深圳蛇口的海滩上，海浪一遍遍拍打着礁石，空气里弥漫着咸湿的热意。26岁的李志豪蹲在红树林里，盯着远处香港的灯火，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口袋里那张褪色的退伍证——三个月前，他刚从广州军区广州市警备队退役，胸前的三等功勋章还没捂热，就因为家里的变故，动了去香港“闯一闯”的念头。
那时的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也是无数人向往“外面世界”的窗口。有人靠办边境通行证合法赴港，有人托关系找船偷渡，但李志豪选了最冒险的一种：游泳。从深圳湾到香港元朗，直线距离3.8公里，这片海域水流湍急，暗礁密布，还有巡逻的水警船，每年都有偷渡者葬身鱼腹。
“当时就想着，在部队练过武装泅渡，这点距离不算啥。”多年后，李志豪在回忆录里写道。出发前一晚，他在海边喝了一碗姜汤，把退伍证缝在短裤内侧，趁着夜色扎进海里。
海水冰冷刺骨，游到一半，右腿突然抽筋，他只能单手划水，用另一只手使劲掰着脚尖，看着远处香港的灯光一点点靠近，又被浪头推得更远。有好几次，巡逻船的探照灯扫过海面，他赶紧潜入水下，憋得胸口发闷，直到听见船声远去，才敢探出头换气。
当他浑身湿透地爬上元朗的沙滩时，天已经蒙蒙亮。他躺在草地上大口喘气，看着晨跑的香港市民经过，心里满是茫然——和其他偷渡者不同，他没有亲戚在香港，也没找好工作，只能白天在街头游荡，晚上睡在天桥下。这种“反常”的举动，很快被一双眼睛盯上了。
那天下午，李志豪在茶餐厅吃云吞面，一个穿黑色西装的男人坐在他对面，用粤语问：“后生仔，从大陆来的？想找份稳定的工作吗？”男人自称“陈先生”，递过来一张名片，上面只有一个电话号码。接下来的几天，陈先生又找了他两次，每次都不提工作细节，只问他在部队的经历：“你在警备队负责什么？对大陆的军事布防熟不熟？”
李志豪心里渐渐有了数——这不是普通的招工。就在他犹豫要不要进一步接触时，另一个人找到了他。那天晚上，他在天桥下睡觉，一个穿中山装的男人蹲在他身边，用带着广东口音的普通话轻声说：“志豪同志，我是大陆国安部门的，组织上知道你的情况，现在有个重要任务要交给你。”
月光下，男人的眼神坚定而诚恳：“台湾情报部门在香港物色有大陆背景的人，他们找你，是想让你当间谍。但组织希望你能接受他们的邀请，打入台湾情报系统内部，为国家收集情报。”
这个选择，像一把刀架在李志豪的脖子上。答应台湾，意味着能获得合法身份、稳定收入，甚至去台湾发展；答应大陆，意味着要从此隐姓埋名，在敌人的心脏里过日子，一旦暴露，就是死路一条。他想起在部队里宣誓的场景，想起胸前的三等功勋章，沉默了一夜后，他对中山装男人点了点头：“我听组织的。”
第二天，他拨通了陈先生的电话。电话那头，陈先生的声音带着笑意：“后生仔，想通了？明天来尖沙咀的酒店找我。”挂了电话，李志豪摸了摸胸口，那里除了退伍证，还多了一个微型通讯器——这是大陆方面给他的，只有指甲盖大小，藏在皮带夹层里，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能使用。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的人生再也回不去了，等待他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1984年春天，李志豪以“马来西亚侨生”的身份，登上了飞往台北的飞机。台湾军情局给了他一个新名字：“李建国”，还为他伪造了完整的履历——父母是马来西亚华侨，在广州做生意时生下他，后来举家迁回马来西亚，他因为向往“自由台湾”，主动申请来台定居。
刚到台北时，他被安排进军情局的训练基地，接受为期半年的间谍培训。每天清晨五点，他就要起床跑步，上午学习密码通讯、情报分析，下午练习射击、格斗，晚上还要背记大陆的党政军机构名称、官员履历。训练基地里到处都是摄像头，教官每天都会抽查他们的日记，一旦发现有“可疑言论”，就会被单独约谈。
李志豪知道，低调是最好的保护色。训练时，他从不抢风头，射击成绩稳居中游，格斗课上也只防守不进攻；讨论问题时，他总是先听别人说，再顺着教官的意思补充几句；晚上写日记，他故意写一些“想念台湾的繁华”“感谢军情局给我机会”之类的话。
有一次，一个福建籍的学员私下跟他抱怨“台湾生活压力大”，他赶紧岔开话题，第二天还悄悄把这件事告诉了教官——不是为了邀功，而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忠诚”。
半年后，李志豪被分配到军情局大陆处，负责整理大陆的公开情报。这个岗位看似不起眼，却能接触到大量内部文件。他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办公室，帮同事打扫卫生、泡咖啡，慢慢赢得了大家的信任。
有一次，处长让他整理1985年大陆的军事演习资料，他趁着复印的机会，悄悄把几份机密文件的内容记在心里，晚上回到宿舍，再用微型通讯器把情报发出去——通讯器藏在台灯的底座里，每次使用前，他都要先检查房间里有没有窃听器，确认安全后，再用摩尔斯电码把情报发出去，发完后立即销毁记录。
这样的日子过了五年，李志豪始终在基层岗位上打转。他不急，因为他知道，潜伏就像熬汤，火候到了，才能出味道。数年后，机会终于来了。当时军情局计划在大陆安插“线人”，需要派人去香港联络，处长想起李志豪“熟悉大陆情况”，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
这是李志豪潜伏五年后第一次离开台湾。在香港的酒店里，他见到了大陆国安部门的联络员。联络员带来了他母亲的消息——母亲身体很好，知道他在“外面做大事”，让他放心。
听到这些话，李志豪的眼泪差点掉下来，他强忍着情绪，把这几年收集到的台湾情报网名单交给联络员，又接过了新的任务：“下一步，你要想办法进入军情局的核心部门，掌握他们在大陆的高级间谍线索。”
回到台湾后，李志豪更加谨慎。他利用去香港联络的机会，故意“发展”了两个“大陆线人”——其实都是大陆国安部门安排的人员，每次向军情局汇报时，他都会“夸大”线人的作用，让上司觉得他“很有能力”。
1992年，他因为“工作出色”，被提拔为上尉，调到军情局情报分析室，终于能接触到核心情报了。
情报分析室里，每个人的抽屉都要上锁，文件看完后必须放回保险柜，就连打电话都要先经过监听。李志豪每天小心翼翼，把看到的情报记在脑子里，晚上再偷偷记录下来。
有一次，他看到一份关于台湾在大陆军事基地安插“卧底”的文件，上面有一个代号“高志明”的人，负责向台湾传递解放军的演习情报。他赶紧把这个代号记下来，在下次去香港时，把消息传给了联络员。
大陆方面根据这个线索，开始秘密调查“高志明”，但查了半年，却一无所获——这个代号太普通了，大陆叫“高志明”的人有上万个，根本无法锁定。就在这时，一场震惊两岸的事件，给了李志豪一个“立功”的机会，也让他的潜伏生涯迎来了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