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沦陷并没有满足日寇的贪婪欲望，继而他们一方面忙于在东北制造伪满傀儡政府以巩固“后方”，一方面又在上海频繁挑衅挑起战事，并在不久后占领了山海关，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为了不使锦州之尴尬重演，也因为国府上层逐渐对国际调停心灰意冷，所以将不抵抗政策调整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并接连派汪精卫、宋子文赴北平与军委会北平分会负责人张学良面谈防御事宜，可实际上，张学良虽有心一战，但军内的层层矛盾却让他无从发力，别的不说，仅是热河主席汤玉麟就让他着实头疼。
汤玉麟是奉系军阀最初的元老之一，是与张作霖一起打“江山”的磕头兄弟，所以尽管后来他与张学良成了为上下级关系，可仍就不分公私，常惯以长辈自居，总是一口一个“小六子”不说，对军令也是阳奉阴违，对自身有利的尚能执行，一旦无益便决然无法落实。
汤玉麟
比如张学良因知汤玉麟无死战之决心，便想派张作相部开赴热河分担防务，汤玉麟认为这是张学良企图架空他，就明挠暗阻四处为难，最后到底没能成行。
正是汤玉麟的拒不配合给了日寇以可乘之机，于是当1933年2月下旬，日军兵发三路开始向热河进攻时，竟以128人的兵力便占领了首府承德！
这可能就是很多人眼中的事实吧？可是，当时的热河岂会只有汤玉麟一支军队，这个锅真的应该由他一人来背吗？对此，或许我们可以在张学良前参谋长戢翼翘（后任者为荣臻）先生的口述中，找到一些不一样的答案。
按戢老所说，在日军进攻热河之前，张学良就已经开始着手对防务事宜展开部署，其中负责支援的包括张作相部、万福麟部、宋哲元部，以及关麟征部等。这样来看，一旦热河开战，中国军队是有实力与日军一战的，换句话说，仅汤玉麟一部的表现，并不足以完全改变战局。
可事实上呢？很遗憾，直到战役结束，所谓部署也没能有效的得到执行。论责之时，汤玉麟称自己没有接到命令无法作战，而张作相的回答竟也如出一辙，甚至作为参谋长的荣臻也是满脸的莫名其妙......
要搞清这个问题，必须先将时间拉回到开战以前。北平的顺承王府，是张作霖任安国军大元帅时购得的一处宅子，由于那里环境好、地方大，于是张学良通常不会在司令部办公，而是在王府里设了间参谋厅，在家中即刻发号施令。
司令部名义上的参谋长是荣臻，可由于他并不在司令部办公，所以真正负责的是主管家中参谋厅的王以哲。
对此戢翼翘先生是这样描述的：荣臻背了参谋长的名义，实际上很多事情管不着，有事也不告诉他。张用人就是这样叫人难堪，自己又不大精明，一些事常要参谋催他，催急了和他闹翻也不行，做他的参谋长很苦...王以哲是个军人，做幕僚还不够料...
戢先生算是当事人，所以他的看法肯定有一定的原因，事实上，从后续的发展看，正是由于王以哲的失误，致使战局陷入一定程度的被动。
关于热河军事部署的方案经过军委会的讨论后，王以哲便将其整理成公文，准备交给张学良过目后再分发各有关作战部队执行，由于他没有经验，便只是将公文塞给了张学良，而没有再行跟进，结果这份公文竟被张学良随手放在了大衣兜内，随后便忘了。
直到发现战役进行的一塌糊涂，王以哲才终于想到了那份公文，可是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天，张学良的大衣又很多，所以最后也没有找到。
戢老曾说：如果是荣臻和我，就会准备两份公文，看到张没发出命令，就催他发，他找不到公文，我们还有一份，绝不误事。
虽然这个意外并不能称为失利的唯一原因，但无疑对战事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遗憾吗？可这就是历史，不会给任何人重来一次的机会。此后，国民政府准许张学良辞去所有职务，北平分会由何应钦接管。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