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史漫笔439】德川家庆：天保整饬归古律，嘉永黑舰动海门

◆《日本华侨报》总主笔 蒋丰

江户晚夏的晨雾，从隅田川上缓缓升起。城与水之间，风声尚温，德川幕府却已换了主人——天保八年（1837年），第十二代将军德川家庆（1793—1853年）即位。他生于宽政五年（1793），承父家齐之位而主中枢，统治自1837年起至1853年止；而正是他在位的16年，把“太平二百年”的余温，推到了“黑船将至”的门槛上。

在风暴边缘继位：饥馑与火光的余波

德川家庆登场之年，正是“天保大饥馑”（1833—1837年）尾声。北国歉收，江户与大坂的米价翻涌，饿殍与疫疠并行，史家估其死者数以十万计。饥馑造成的社会裂隙，在大坂最为刺目：天保八年二月（1837年），阳明学者大盐平八郎揭竿而起，焚仓发粟，虽旋即败亡，却以烈火将“太平”的幻象烧出裂纹。家庆接掌印绶的第一个侧影，便是这场由饥与怒累积的火光。

与内地饥馑相映的，是海口上的炮声。就在同年夏天，美国商船“莫里逊号”以“送返日本漂民”为名试探通商，却依1825年“异国船打払令”被沿岸炮台轰逐而去。它揭开了一个将贯穿家庆治世的命题：在锁国的古律与近海的风浪之间，如何抉择？

整饬与肃清：从“蛮社之狱”到“天保改革”

饥馑甫歇，幕府先以“惩心”的方式寻稳。天保十年（1839年），老中系的监察因知识界批评锁国与打払政策，发动对兰学者的镇压——“蛮社之狱”。渡边华山、高野长英等人受难，西学学风顿挫，江户学界一度陷入噤声。家庆未必亲自执笔，但这一“肃声”的选择，清晰地写在他的年号里。

两年后，老中首座水野忠邦出而把“整饬”推至制度。天保十二年至十四年（1841—1843年），“天保改革”铺开：抑游禁奢、严理财用、清理旗臣欠债、打击行会垄断、收束市井风气，甚至严控戏楼与出版之“淫冶”；这是一场意在“回到古法”的大规模收束，其指向明确——以节俭与名教重塑秩序。然而，当市民经济已然成熟，粗砺的“归古”在操作层面便充满内在张力：价格控制、债务整理与“人返之法”加剧了商民反弹，既得利益与统治伦理的纠缠，很快让改革步入泥沼。

改革的“退潮点”清晰可辨：弘化二年（1845年），阿部正弘接替水野，成为老中首座。由他经手的，是一个被动摇的“内秩序”与一个更逼近的“外问题”。此后，幕政在“维稳”与“观望”之间反复腾挪，德川家庆的政治面貌也由此从“重典之治”，转向“谨守之治”。

海风转向：撤“打击”与试探世界

内向的整饬并未止住外部潮汐。中英鸦片战争（1840—1842年）的消息传入东海，举国震动。天保十三年（1842年），幕府撤销“异国船打击令”，改颁“薪水给与令”——遇外船可给水薪、令其去。措辞仍守锁国之面，实则承认“全拒”已难为继：这是德川家庆治下第一次制度性“松绑”。

两年后，荷兰国王威廉二世遣使长崎，致书劝开国门，幕府婉拒其议，但“海上来船日繁”的现实已被郑重记录。1846年，美舰司令毕德尔率舰入江户湾试图开谈——虽被礼节性拒绝，但“强国试门”的节奏，从此缩短了间隔。

与“松绑”并行的，是沿岸军备的实务化。自1839年起，江川英龙参与江户湾海防，试演西式炮术，筹画台场——家庆年间的“防海”从纸面移向工程。它既是对外舰试探的应激，也是幕府从“名教整肃”转向“技术自救”的一个征兆。

与此同时，知识世界并非止于“蛮社之狱”的阴影。1838年，适逢饥馑余波未散，适逢大坂余烬未冷，医家绪方洪庵在大坂创立“适塾”，以兰学与医学为纲，培养了后来影响明治维新的诸多才俊。家庆治下的日本，既有收束的手，也有自我更生的暗涌。

近世的末响：从毕德尔到“黑船”

弘化——嘉永间，外洋的脚步愈加清晰。弘化三年（1846年）毕德尔之来，虽无果而还，却把“谈判”的影子投在江户城墙上。至嘉永六年（1853年）七月八日，美国海军司令佩里率“黑船”抵浦贺，开炮示威、递交国书；二十日后，家庆病殁，终身未见“开国”的落款，却亲历“闭关”走向决裂的刹那。一个时代在他逝世与“黑船到来”的同月重叠。

德川家庆身后，阿部正弘在幼主家定与群情汹涌之间周旋，设广泛谘询，最终在翌年（1854年）与佩里签订《神奈川条约》，开口岸、允补给，近世闭锁由此画上句点。但这已超出家庆个人的政治生命；对他而言，“黑船之来”更像一声时代警钟，敲在他的耳边而止。

人物的弧线：守成者的困局与自救

如何给德川家庆画像？若以“怯懦”与“保守”概括，过于轻薄；如果把“改革”之名赠与他，又不合史实。他的前半期是在饥馑烈焰与知识肃清中以“严”为器，重整纲纪；中期则行水野忠邦之“归古”，以节用禁奢、抑商整市求一时安稳；后期对外，他撤“打击”、允“薪水”，既拒又让，是谨慎的现实主义；对内，他以阿部正弘调和群心，承认旧秩序需要新语言。若说德川晚期的政治有一条“守成——自救”的曲线，家庆便是那条曲线上最艰难的点：既要守住父祖之城，又要在海风里学会呼吸。

这条弧线背后，有三重困局。其一，“以道德节流对抗市场扩张”的治理逻辑，在城市经济成熟后注定步履艰难——天保改革的“强收束”，在税与价、债与市之间激起了结构性反弹。其二，“以律令自足对抗大洋冲击”的地缘心态，遇到鸦片战争与蒸汽时代之后，已非一道边防可以解决——撤“打击”、准“薪水”只是承认“世界在门外”，并非“如何与世界相处”。其三，知识治理的摇摆——从“蛮社之狱”的恐惧到“适塾”的萌芽——折射的是体制内部对“证据与实学”的迟疑与需要共存；这迟疑延宕了应对外部压力的速度，却也在暗中积累了社会的自我更新力。

如果以一幅场景作结：嘉永六年的浦贺海面，蒸汽船黑烟压来，江户湾的台场尚在筹建，炮位未及整齐；城内，老中奔走，文武诸役翻检旧例与新书——从《武家诸法度》到兰书译本，从节用条目到海防图志。将军的病榻在同一座城里，他的命数比“黑船”的停泊更短一点。德川家庆的一生，没有为“开国”落款；但恰是在他的时段，日本第一次不得不把“世界”作为现实问题，而不再是一行“夷情传闻”。

因此，德川家庆之“功”，不在立新制，而在扼守旧秩的最后边界；其“失”，不在一朝之断，而在迟疑之间让危机层累。历史的公允之处，在于同时保存这两面：他是“太平”之后的守成者，也是“幕末”之前的准备者。若以十字为评，大抵可以说：“守旧以延命，观海以见变。”这既是他的身影，也是晚期德川的全部难题。（2025年8月28日写于日本东京“乐丰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