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着千年织机，回望“锦官城”里的“女工之业”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任然 文/摄

晨光微曦，薄雾如纱，轻笼着成都南城外的锦江。

2000多年前，锦江水清渠畅，岸上作坊林立，江中舟船穿梭，南市列肆栉比，人声鼎沸。

几位女工身着交领右衽的深衣长袍，裙摆束起，头发盘在脑后，赤足站在锦江水中，用力漂洗着手中的蜀锦。被濯洗的锦缎在水中舒展，五彩的纹样在波光中荡漾。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其道西城，故锦官也。锦江，织锦濯其中则鲜明，他江则不好，故命曰锦官城也。”成都，得名“锦官城”，江水也成了“锦江”。

那时，人们“事死如事生”，生死相续，生活不息。一位可能从事织作的女性下葬时，亲者以几部织机模型，以及象征工坊场景的木俑，一同随葬入土，祈愿她在另一个世界仍能继续熟悉的生活。

2000余年后，成都老官山汉墓的考古发掘，让这位女墓主与她的陪葬品重见天日，沉睡的汉代纺织盛景随之豁然浮现。精巧的提花织机模型，栩栩如生的彩绘木俑，不仅印证了文献中“女工之业，覆衣天下”的记载，更使曾闪耀于海陆丝绸之路上的蜀锦，以及画像石、诗歌与古文中织娘劳作的场景，变得真实可触。

沉睡2000年的织机

2012年7月，地铁3号线的施工在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老官山一带展开，意外揭开了沉睡2000余年的西汉墓群。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联合荆州文物保护中心，对这一区域展开抢救性考古发掘。在清理出的四座西汉墓葬中，2号墓的发现尤为震撼，不仅因其出土文物之丰富，更因其为我国丝绸文明史填补了关键空白。

考古人员研究发现，2号墓墓主是一位年约50岁的女性，其髋骨严重变形，应是长期从事纺织劳作所致。她极可能是一位精通蜀锦技艺的高级工匠或管理者，深受家族或工坊的敬重。下葬时，她的棺椁被安放在一座结构复杂的木椁墓中，椁室由厚实的楠木板以榫卯结构镶嵌而成，外层严密包裹着防水的青膏泥，椁内还垫有厚厚的棕垫，营造出一个密闭、饱水的稳定环境，以求尸身与随葬品的永久保存。

随着持续的考古挖掘，2013年，在棺椁北侧的底箱中，考古人员又惊奇地发现了四部竹木制成的提花织机模型，它们结构复杂精巧，部件上甚至残留着丝线与染料。经考证，这些织机模型制造于西汉景帝至武帝时期（前188—前87年），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唯一有明确出土单位、保存完整的西汉提花织机实物。

四部织机模型中，最大的一部长85厘米、高50厘米、宽26厘米，采用滑框式传动；其余三部尺寸相近，略小一些，采用连杆式传动。尽管形制略有差异，但四者均属于“一勾多综提花机”体系，具备织造复杂图案的能力，能织出的纹样，与战国至汉代出土的织锦高度吻合，证实了“先染经、后织花”的蜀锦工艺早在当时便已成熟。

尤为珍贵的是，织机旁还散置着十余件彩绘木俑，或坐或立，身着不同服饰，手持工具，部分身侧刻有“织工”“常材”等字样，考古专家推测，这些木俑代表不同工种的织造人员，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生产场景，俨然是一个汉代蜀锦工坊微缩景象。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从事蚕桑的国家，四川古代丝织业更是高度发达。”时任成都博物院副院长的江章华说，以前多地都有古代丝织品出土，而这次发现如此完整的提花织机模型，填补了我国纺织业的历史空白。“它不仅证实了大型提花机在西汉早期已投入使用，更将蜀锦作坊化生产的起点大大提前。”

当年，老官山汉墓的发掘项目负责人谢涛介绍，此前，学界对蜀锦繁盛的认知多始于西汉晚期，且画像砖中多见“腰机”这类家庭式织具。老官山的发现彻底颠覆了这一观点。如此复杂的提花机与分工明确的工坊模型证明，早在西汉早期，蜀地丝织业已进入规模化、专业化阶段。这不仅印证了“锦城”成都的千年美誉，更将中国提花技术的历史实证前推了百余年。

老官山墓地长期处于饱水环境，竹木器得以奇迹般保存，考古人员对模型进行精细拆解后，采用脱水试剂缓慢处理，最大限度保留了原始信息，为复原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作为2013年中国考古六大发现之一，成都老官山汉墓的考古成果受到高度重视。2014年国家文物局“指南针计划”专项“汉代提花技术复原研究与展示——以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织机为例”正式立项。专家团队对其展开系统测绘与结构分析，致力于复原其运作原理。

汉代蜀锦纺织盛景

2016年9月15日，正值中秋月圆之夜，成都博物馆新馆正式开馆。

在“花重锦官城”历史陈列展厅内，一场穿越千年的织锦技艺展演，成为当晚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盛景。

展厅中央，一台高大而精巧的木质织机静静矗立。这台织机正是依据2012年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西汉提花织机模型，经中国丝绸博物馆专家团队历时三年研究、按比例放大复原而成，并命名为“连杆型一勾多综提花木织机”（以下简称织机）。

身着绿色汉服的织锦技艺传承人刘世好端坐于织机前，双手灵巧地穿梭于丝线之间。她熟练地脚踏综蹑，抛梭引纬，每织完一行，身后的助手刘先进便踮起脚，推动织机顶端的横梁，为下一次开口做好准备。两人在光线昏暗的成都博物馆展厅里，用这样缓慢又烦琐的织布方式重现着汉代蜀锦的锦绣风华。

机上制织的汉锦复原的是著名的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蜀锦纹样。“4天时间，只织了十多厘米长。”刘世好说。这足见汉代提花织锦“寸锦寸金”的珍贵。

现场观众屏息凝神，被这古老的织造技艺深深震撼。

同年，现为成都博物馆典藏部副主任的张宝琳，以文物考古专业硕士的身份毕业并进入成都博物馆工作，也被织机模型深深吸引。

“惊叹于它历经千年仍得以复原重现，更震撼于其设计之精妙。”站在成都博物馆“花重锦官城”两汉展厅里，张宝琳的目光凝视着那台复原的提花织机，娓娓道来，“其先进性在于通过综片与提钩的组合，实现对复杂经线的精确控制，可织造丰富图案；而其纹板系统如同早期的‘程序代码’，通过有孔与无孔的设计控制提针运动，具备信息存储与自动执行功能，原理竟与现代计算机二进制编程思维相通。”

织机的先进性源于成熟的技术体系与深厚的工艺积淀。张宝琳介绍，蜀锦发展脉络清晰、源远流长，两大鼎盛期分别在汉晋与唐宋。其源头可追溯至古蜀时期，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丝织品残留及青铜人像的服饰纹样证明，商周之际蜀地已掌握较为成熟的丝织技艺，并赋予其通神达礼的宗教与文化内涵。秦代都江堰的修建让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为桑蚕养殖与丝织业筑牢农业根基。西汉时蜀锦生产越发繁荣，张骞在大夏（今阿富汗一带）发现的“蜀布”，印证蜀地丝绸已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远销域外；而老官山汉墓出土的织机模型，更以确凿实证表明，当时成都已掌握复杂提花技术，形成工坊化生产模式，技艺精湛程度领先世界。

汉代的成都织锦业名满天下。扬雄在《蜀都赋》中描摹西汉成都时，留下“尔乃其人自造奇锦……发文扬采，转代无穷”的赞叹，道出蜀锦的绚丽与传承不绝；左思笔下的东汉成都，更有“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的盛况，织机声在街巷间交织，染就的锦缎如江波般流光溢彩。

先进性和创新力更来源于需求。“60日成一匹，一匹值千钱”的蜀锦，若纹样繁复，工时甚至长达半年至一年，其耗时之久、成本之高，使其自汉代起便成为皇室贡品与贵族专属的奢侈品。《后汉书·公孙述传》载“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说明蜀锦产量虽精，却供不应求，远销四方。三国时期，诸葛亮在《便宜十策》中直言“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将蜀锦视为支撑军费、维系国用的核心经济支柱，足见其战略价值。

出土文物更是直接印证了这一需求。1995年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臂，为汉代蜀地织造的典型蜀锦，非官营作坊不能为之，是作为重要赏赐品或外交礼品沿丝绸之路西传的实证。

在丝绸之路上远播四方

夜色苍茫，风沙轻拂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尼雅遗址。1995年秋，中日联合考古队在一座行将坍塌的东汉至魏晋时期的贵族合葬墓中，发现了一具手臂上缠绕着织物的干尸。

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揭开层层黄沙与朽布，一段色彩依然鲜亮的织锦赫然显现——蓝底上织出祥云、瑞兽、星纹，八枚汉隶清晰可辨：“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这一件举世闻名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其背后承载着一段深邃的历史记忆。

大约在公元1世纪至3世纪，精绝国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一个绿洲小国，地处丝绸之路南道要冲。公元前60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精绝国正式纳入汉王朝版图。为巩固边疆、维系丝路稳定，汉朝常以丝绸、铜镜、玉器等贵重物品赏赐西域诸国贵族。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或许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这件护臂产自蜀地，由汉代最高织造技术制成，其纹样融合了汉地星占思想与祥瑞文化。据《汉书·赵充国传》记载，汉宣帝在征讨西羌时，曾以“五星出东方”作为鼓舞士气的天命依据。专家推测，这件锦护臂很可能就是汉朝为激励西域属国共同抵御外患（如羌乱或匈奴威胁）而特制的赏赐品，其完整铭文或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

2017年，中国丝绸博物馆联合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以老官山汉墓出土的织机模型为蓝本，严格遵循汉代工艺规范，选用五色丝线，通过手工提综、一梭一纬的古法织造，最终成功复制出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锦在纹样、结构、色彩上完全一致的复制品。不仅实证了汉代中国在丝绸技术上的巅峰成就，也印证了汉代蜀锦在丝绸之路上的核心地位与文化辐射力。

“蜀锦在丝绸之路上的贸易路线主要有三条。”张宝琳介绍，蜀锦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品，考古发现，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汉代滇国遗址）、缅甸蒲甘（古代骠国遗址）、印度阿旃陀石窟（汉代佛教遗址）均出土过汉代蜀锦残片；而新疆出土带“双流县”题记的“连珠龙纹锦”，是蜀锦经北方丝路传播的明证；海上丝路中，《新唐书》记蜀锦从广州远销东南亚等地，因产地明确频繁见载。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的出土，进一步揭示了蜀锦在丝绸之路上，不仅是备受青睐流通于东西方的贸易商品，更是中华文明向西传播的文化使者，其在丝绸之路上有着无可替代的尊崇地位。

“锦官城”的缔造者

兵器架旁，两名女子端坐于织机两侧，神情专注，十指翻飞。她们身后立着柱子与食槽，远处马匹奔走、猴群嬉戏，旁边还有人正在忙碌地酿酒……这一幅生动的庄园生产生活场景，正是成都博物馆中陈列于织机旁的汉代画像石所呈现的画面。它不仅是汉代蜀地纺织生产的缩影，也能从中得以窥见蜀锦缔造者的身影。

作为汉唐时期“丝绸之路”上最耀眼的商品之一，蜀锦不仅是国家重要的财政来源与外交重礼，更被誉为“天下母锦”，享誉中外。而这份辉煌的起点，正是成都少城锦江边那些日夜不息的织机声。对此，张宝琳表示认同：“蜀锦之珍贵，源于其织造过程的繁复不易，而承担这份艰辛劳作的始终以女性为主体。”

张宝琳介绍，史料中，女性在蜀地纺织业的核心地位有着清晰记载。现存最早记录汉代民间生产生活的文献《四民月令》，便留下“命女工织缣练，可烧灰，染青绀杂色”“趣练缣帛，染彩色，擘绵治絮，制新浣故”的文字，完整还原了女性从原料处理、织物织造，到精练染色、旧物利用的全流程参与，印证了她们是古代纺织文明的重要创造者。《华阳国志》更明确记载“蜀郡有织锦工，皆妇人也”，直接点出蜀锦制作的主力是女性。

后世史料中，明代蜀地大儒杨慎在《丹铅续录》中指出，蜀锦因用作贡赋，“织工皆女子，故曰‘锦妇’”，为蜀锦女工赋予了“锦妇”的专属称谓；何宇度的《益部谈资》则补充道“蜀中官织锦，工匠多女子，工巧绝伦”，既确认了官方织锦作坊中女性工匠的主导地位，更肯定了她们“工巧绝伦”的技艺水准。这些文字，再结合成都出土的大量东汉画像砖，其上屡屡出现女性纺织的场景，共同构成坚实证据，表明在蜀锦辉煌的历史长河中，女性虽鲜少留下个人姓名，却以群体力量成为生产实践的主力军、技艺传承的核心载体。

“她们不仅生产了作为商品的蜀锦，更是间接创造了‘锦官城’这一文化符号。”张宝琳认为，成都因蜀锦设“锦官”，又因“锦官”得“锦官城”之名。如果没有女性织工持续不断的织作，就不会有源源不断的蜀锦制品。这些女性织工，也是“锦官城”的缔造者之一。

如今，“锦官城”早已超越物理空间，成为一种流动的文化记忆。而这段记忆的开端，永远铭刻着那些在历史光影中低头织锦的女性身影——她们以梭为笔、以线为墨，在时光的绸缎上绣下了整座城市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