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报纸丨《救亡日报》：烽火中的文化抗战旗帜

卢沟桥事变发生一个多月后，日寇将战火蔓延到了当时的全国商业与文化中心——上海。一时间举国哀号：“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上海又危急!”然而，痛苦的土壤也催生了抗争与希望：一批以宣传抗日为主的新闻报刊应运而生，其中就有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所办的《救亡日报》，声势浩大，影响深远。

“号角当年数救亡，杜鹃啼血为春芳。”这是作家秦牧对《救亡日报》抗战宣传历史功绩的赞扬。以其为窥见历史的猫眼，我们看到：枪林弹雨的正面战场之外，另一个抗日救亡的文化战场亦从未失守——无数文人志士以铮铮铁骨为矛，以锦绣文章为枪，为这段用意志与鲜血谱就的中华民族抗争史，灌注了来自文化界的不屈力量。

共产党主动提出，由国共两党合办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

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以后，国民党方面不甘全国性的救亡力量为共产党所掌控，亦担心中共借以发动、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威胁其自身统治。故而，国民党为了限制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以及为了篡夺文化界救国会的领导权，又特意制造出了一个“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

1937年7月28日，上海文化界五百余人集会，宣告成立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上海文救”）。会议选举了83名理事，包括蔡元培、潘公展、陶百川、胡愈之、萨空了、王芸生、茅盾等人。根据樊巍、周孜在《抗战时期〈救亡日报〉办报过程研究》中所写，“上海文救”成立之初，中共出于维护团结抗战局面及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考虑，派大批共产党员参与其中。“上海文救”成了由国民党人士、共产党人士以及中间派人士参与的联合组织，这决定了其在抗战时期作用发挥的复杂面向。中共在此期间紧紧围绕统一战线政策，对国民党左派及中间派人士积极开展宣传与统战工作，致使该协会不至于偏离抗日救亡这一方向。

“上海文救”在成立之初即通过了十项提案，其中包括“出版会报”。为了争取《救亡日报》公开合法，周恩来审时度势，指示潘汉年、郭沫若和夏衍，主动去联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负责文化工作的潘公展协商，让《救亡日报》由国共两党合办成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

夏衍在他的《懒寻旧梦录》中写道：“记得在8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十八集团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约我到郭沫若的寓所去谈话，去了之后，才知道郭、潘两人已经约好到浦东大楼（‘上海文救’所在地）和潘公展谈判合作办《救亡日报》的事情。这时候我才知道周恩来同志决定要我协助郭沫若办这一张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

与潘公展谈判，目的是为了报纸有一张“公开、合法的出生证”。根据陈祝义发表于《炎黄子孙》2025年第2期的一篇文章，当潘汉年、郭沫若、夏衍三人来到浦东大楼潘公展的办公室，已经感觉到形势发生了变化的潘公展似乎很慷慨，主动提出说，现在沫若先生回来了，那么这张报纸就请郭先生当社长。接着又说，既然双方合作来办，那么应该有两位总编辑，两位编辑主任，经费由双方负责。郭沫若表示同意，并立即根据我党的决定，提出我方由夏衍任总编辑。潘公展提出国民党请暨南大学教授樊仲云任总编辑，汪馥泉任编辑主任。至于办报经费，潘公展吞吞吐吐地说，他们先出500元办起来再说。潘汉年表示，那么我们也出500元。

这次商谈后不久，1937年8月24日，《救亡日报》正式在上海创刊。编辑部就设在今黄浦区南京东路353号悦荟广场。当天下午，第一期《救亡日报》出版。这是一张四开四版的晚报，头版上方正中是郭沫若题写的报头。一版头条报道了淞沪会战重要战场蕰藻浜的激战情况，二版有张仲实的文章《全国抗战爆发后的国际形势》，四版是副刊“文艺”。整张报纸的版边印有“胜不可骄，败不可馁，牺牲到底，争取最后的胜利”等醒目标语。

在报摊上，常有读者打暗语“买郭沫若”

由于郭沫若长期跟随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在国统区做统战工作，夏衍实际上成了《救亡日报》的主持者、领军人物，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报纸创刊时整个报社不过十来个人，大家相约一律不拿薪水，写稿不取稿费，甚至于到报社办公的交通费也由自己承担。夏衍领导的报社，紧紧依靠上海的知名进步人士，如宋庆龄、何香凝、邹韬奋、胡愈之、郑振铎等。

作为“上海文救”理事，宋庆龄十分关心《救亡日报》的编辑和出版，曾发表多篇重要文章和谈话。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成立，这是1927年之后，中共在上海成立的第一个公开活动机构。9月24日，宋庆龄在《救亡日报》第一版发表《国共合作之感言》，热烈欢呼她多年来为之努力和盼望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9月25日，《救亡日报》刊登附有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戎装照的《中国共产党宣言》，26日宋庆龄便发表《答〈救亡日报〉记者问》，表示对此无比感奋，“是实现孙总理弥留时和平奋斗救中国重要遗嘱的开始”。

国共两党领导人也时常在该报发表一些抗日演说。郭沫若、夏衍、田汉等人到浦东抗战前线慰问第八集团军张发奎将军的部队，郭沫若撰写了《到浦东去来》一文，发表在《救亡日报》上。

总编辑夏衍也深入前线冒着枪林弹雨采访。淞沪会战中，中方精锐军队在正面战场浴血抵抗，文化阵线中的《救亡日报》，以其丰富精辟的战场报道，让群众认识了日寇的侵略本质,提高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广泛团结了民众，极大鼓舞了民族精神。当时在前线作战的国民党军队也很重视《救亡日报》的影响力。国民党将领陈诚主动造访郭沫若，表示支持《救亡日报》, 并订了上百份报纸到前线去散发。

据记载，1937年10月24日，郭沫若还与夏衍、田汉同到南翔，访问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这天，日军飞机连续五次轰炸南翔、江桥等地。为了安全，他们黄昏时才从上海出发，深夜一点多才抵达南翔。田汉在《序〈愁城记〉》一文中记录了这次南翔之行：“那晚月儿初出时是那么红红的。看上去有筛子那么大，晶光饱满，江南景物照耀得明媚如画，若不是敌机的威胁和远远的炮声，真忘记是战时。”这样一份以“救亡”为名的报纸吸引了不少民众。在报摊上，每每有读者打暗语“买郭沫若”，摊主便会意，送上一份《救亡日报》。

以文艺作品作为版面编排的制胜之方

根据王莹在《论抗战时期新闻机构对大众文化普及的推动》中所写，与当时上海滩乃至全国的大报不同，初期的《救亡日报》因为一线新闻采写人员短缺，加上内容上不刊登中央社和外国通讯社消息，致使它在新闻来源上更加捉襟见肘。编辑部的对策在于利用名家名作吸引读者，打开其在新闻界及社会群众中的影响。

《救亡日报》创办时，30名编委大多是文艺、新闻、社科界的知名人士，如巴金、王任叔、茅盾、范长江、柯灵、胡愈之、夏丏尊、章乃器、张天翼、邹韬奋、叶灵凤、郑振铎、萨空了等。该报创刊号上即辟有文艺专版，发表了茅盾的《炮火的洗礼》、郭沫若的《血肉的长城》、王任叔的《给一切记念我的亲友》、阿英的《抗战期间的文学》 等文艺作品，这些文艺性的散文、特写、报告文学等都被编排在报纸的重要位置，彰显该报编者对文艺性内容的重视。

此后，文艺性副刊渐次发展成为报纸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作品众多成为该报版面内容之一大特色。依靠文艺名家撰稿尽管能让报纸“佳作如林”，并“一时称盛”，但此种办报模式却弱化了报纸的新闻性，使报纸呈现出明显的杂志化倾向，不符合当时新闻事业发展应遵循的基本规律。

实际上，在创刊之初，由于难以满足读者对战事资讯的需求，该报的销售前景就不为上海报贩们所看好，“不相信这张报纸能出到一个星期”，认为“能销到五百份已经很费劲了”。尽管经过报社同仁的苦心经营及各界进步人士的支持，让它有三千五百份之销数，但在上海沦陷前夕，该报原由“两党筹措的一千元已经告罄”。可见，《救亡日报》在彼时就已经面临较为严峻的经济困境，报社同仁相约不取薪水及依靠进步人士援稿的做法证明报纸确实存在难处。因此报社在撤离上海之前，社长郭沫若就为复刊经费问题而先行奔赴广州。

辗转南下，继续向世界控诉法西斯暴行

日寇占领了上海苏州河沿岸和南市一带后，《救亡日报》转入地下，在南京路一条窄窄的弄堂里，租了一间小小的阴暗潮湿的厨房当编辑部。屋里落满灰尘，门窗外是垃圾堆和周围住户倒马桶的地方，臭气熏天，屋里暗得白天要开灯才能写字。夏衍带领几个人每天从下午3点一直工作到黎明。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这天深夜，夏衍愤怒写就《失去了太阳的都市——上海》一文，控诉日寇暴行。第二天报纸销售一空，但也就在这一天《救亡日报》被勒令停刊。然而《救亡日报》仍坚持出版，至22日出版第85号，才被迫停刊。当日下午出版“沪版终刊号”。

上海沦陷前，夏衍就曾向党组织表达留下来继续战斗的愿望。10月底，潘汉年要他到十八集团军驻沪办事处去，正式告诉夏衍，看形势上海不能久守，周恩来同志有电报来，要夏衍在上海失守后，即到广州去复刊《救亡日报》。周恩来对夏衍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你要在国统区工作,党要求你去办报和做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组织上决定要他去广州，夏衍表示愿意与《救亡日报》共存亡。

在郭沫若等人的多方努力下,《救亡日报》1938年元旦在广州复刊。4天后，总编辑夏衍乘外轮绕道香港，秘密抵达广州，立即投入《救亡日报》复刊工作。报社设在广州长寿路，夏衍住的房间连一张小桌子也没有，他的大量文章就在沙发扶手上写成。

初期的办报实践证明了《救亡日报》的文艺化编辑路线存在的弊端。对群众的重视不足不仅使报纸面临生存困境，同时此种做法也与中共的新闻统一战线理念不符。当时即有不少进步人士明确指出过《救亡日报》的这一问题。例如，田汉曾评价说：“《救亡日报》应该是广大救亡民众的报纸。但由于大众性的不充分，也就是知识层色彩之过于浓厚，她的读者比较的还是限制在狭小的范围，没有能够把她的影响扩大到更广泛的读者层去。”司马文森也认为《救亡日报》“不是某一人的资本办的，也不是哪一个派系的资本办的报纸，他是广大抗日群众所共有的报纸”。可见，《救亡日报》的编辑与撰稿者们对报纸存在的问题是有一定共识的。在此种情况下，报纸编辑路线的调整势在必行。

《救亡日报》立足广州后不久，夏衍便为办报问题与叶文津一起去武汉向周恩来请示今后办报方针。周恩来嘱咐夏衍：“你要好好学习邹韬奋办《生活》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这就是方针。” 周恩来的这段话指明了《救亡日报》的立足点在于广大人民群众，它的精神实质在于如何使报纸办得更受各阶层读者欢迎，蕴含了周恩来统战思维的深刻内涵。《救亡日报》以群众为重心的编辑理念由此确立。

此后一段时间 ，《救亡日报》成为华南抗战的坚固精神堡垒，并且仍然大量刊载上海沦陷后的真实景象。1938年1月23日《暴敌在上海》一文报道：国军为改变战略而退出沪地后，文化人都南下了，最近日寇司令部通令各侦探机关，如逮捕到文化界领袖如郭沫若、沈钧儒、史良等悬赏五千元。日人又强迫工部局取缔并没收抗日书籍刊物，每天派日本便衣队侦探到各书局去搜查，倘仍有抗日刊物者，则被拘捕或罚金至一千元左右。听说四马路有一间旧书店，摆有合订本《救亡日报》一册，遭日便衣拘捕店员二人，打得皮破血流。文章称：“此种行为，简直等于兽行。”

5月底，日寇连续狂轰滥炸十几天，在广州长堤投下成吨炸弹。轰炸第一天，夏衍正在写文章,炸弹震得电灯撞碎到墙上。他带领记者立即赶到现场采访，眼前一片惨状，闹市区楼倒屋塌、血流成河。彭启一提笔写出《长堤被炸目睹记》，夏衍审阅时，愤怒地把所有“敌机”改为“兽机”,连声大呼“这真是兽机！兽机！”夏衍连续写了五六篇文章，包括《广州在轰炸中》《把这旷史上的惨剧记录下来》等，向世界控诉法西斯暴行。

10月21日，广州被日寇占领。这天深夜报纸一印出来，夏衍就和大家一人挟一卷，提着糨糊桶,沿街张贴。夏衍一边贴，一边写标语，号召日本兵反战，一直干到次日凌晨3点。然后，他们12人只带着几件衣服和一点干粮，奔赴石围塘车站，离开了广州。

广州沦陷后，党决定将《救亡日报》转移到桂林复刊。夏衍去香港筹募办报经费，在廖承志协助下，筹到1500港元，转道越南返回桂林。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

重见天日的《救亡日报》在抗日宣传中的影响，不仅引起广大民众的注意，也引起了反动派的嫉恨。后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直接导致《救亡日报》在桂林的劫难。1941年1月17日，蒋介石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了新四军番号，还命令全国报纸都必须刊登颠倒是非的中央社电讯稿和军委命令，以掩盖事实真相。夏衍坚持拒绝在《救亡日报》上刊登这则诬蔑新四军的电稿。结果，驻桂林的国民党新闻检查所秉承蒋介石重庆当局的密令，野蛮地查封了《救亡日报》。周恩来得知白崇禧下令逮捕夏衍，立刻让李克农通知他撤离。除夕前夜，夏衍处理完报社工作，天已破晓，他匆匆赶往机场，登上一架小飞机，飞往香港。

从上海到广州再到桂林，《救亡日报》办办停停，数度起落。夏衍在《追忆〈救亡日报〉从广州到桂林》一文中曾这样写道：“对我个人来说，在桂林的两年是我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入门时期。从这时开始，我们才觉得新闻记者的笔，是一种最有效的为人民服务的武器。”就这样，从上海起步的《救亡日报》坚持宣传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坚持办报与组织救亡运动相结合，同抗日群众建立起密切关系，鼓舞了人民群众坚持抗战、坚持进步的决心和信心，也有力推动了抗战时期的进步文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