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辞去教师工作随军到部队，15年换了6个地方，成了多面手

我大姐来我家小住。那天，我孙子要用家里的打印机打试卷，机器突然出了故障，卡在那儿不动了。孩子急得团团转。我那70岁的大姐看见了，主动过去帮忙。她这儿看看，那儿弄弄，简单几下，打印机居然“咔咔”地又转起来，好了！孙子瞪大了眼睛，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他姨奶奶。

我笑着对孙子说：“宝贝儿，你姨奶奶这些年跟着部队走南闯北，啥活儿都会干两句！”

其实啊，我大姐不是什么工程师，她身上这十八般武艺，全是她当了几十年军嫂，在生活中一点点磨出来的。

我还在村里上小学那会儿，大姐从地区师范学校毕业，回我们村中学当了数学老师。过了两年，她就和邻村一个叫黑娃的军官结了婚。

大姐刚结婚那两年，姐夫职务低，不够随军条件。大姐生了孩子后，孩子放在家里由老人帮着带，她还在学校教书。在我的印象里，姐夫每年能回来探亲一个来月。姐夫在家的日子，大姐特别幸福，家里的活姐夫都不让她伸手。他不仅把水缸挑得满满的，连做饭、洗衣服这些活儿，也全包了。

可等姐夫一回部队，大姐就又过上了家里没男人的日子。她从学校回来，忙着给孩子做饭，屋里屋外的活儿全是她一个人干。有一次我去大姐家，正碰上她去后村的水井挑水。她肩上压着扁担，一只手扶着，另一只手还紧紧牵着小外甥的手……我走近了才看见，大姐和孩子身上不仅有水渍，还有泥印子，原来是孩子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姐夫不在家，大姐的日子过得真不容易。

1984年，我高中毕业那年，姐夫和大姐回来跟我们说，姐夫在东北边防哨所当连长，部队批准家属可以随军了。姐夫想让她跟着去，可大姐不愿意。她不想离开父母，更舍不得她那个在编教师的“铁饭碗”。她从姐夫那儿打听到，随军过去就是住在部队的临时来队家属房，每天的任务就是带孩子、做饭。驻地偏僻，根本没有学校，她这个老师，过去就只能是个家属。

但姐夫是连长，身后带着一帮兵，一时半会儿也转业不了，他是真希望大姐能过去。后来，在父母的再三劝说下，大姐终于还是随军去了部队。尽管是在天寒地冻的东北边防哨所，但好歹一家人总算团聚了。

那时候，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姐夫一百多块的工资。钱拿回家，没几天就花完了。那段时间，大姐和临时家属区其他几个军嫂一起，想方设法找活儿干补贴家用。她们去地方的国营副食品商店捡过三个月土豆，踩了半年的缝纫机给人修补衣服……啥办法都想过了，啥苦也都吃过了，就为了能给家里减轻点负担。

两年后，姐夫升了副营长，营部在更深的山里。幸运的是，山沟里有一所军地合办的小学，当过老师的大姐被聘去当了老师，这可把她高兴坏了。但山沟里的环境非常艰苦，买菜得走两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到镇上的国营商店。冬天没有暖气，全靠烧火炉取暖。大姐经常晚上抱着暖水袋给学生批改作业，脚下还得围着棉衣。

三年后，姐夫调任团司令部副参谋长，团部在县城，条件好了很多。大姐因为有文化，被部队安排到团部印刷厂当打字员。说是打字员，其实车间里很多活儿都得自己干。打字室的滚筒打字机、油印机出了点小毛病，她都得自己学着修。时间长了，她不仅会修这些，后来买的针式打印机出了故障，她也能给鼓捣好。

但这个时候，大姐心里并不痛快。她常跟姐夫说，自己本来是个人民教师，随军后钻山沟、进县城，从北到南，环境一变再变，却离她热爱的讲台越来越远，以前学的东西都快荒废了。

大姐这个心思我懂。随军前，她虽然是村小学老师，但因为聪明、勤奋又负责，很受公社教育领导小组领导的看重。她被推选为县人大代表、青联委员、妇女代表，还多次在县里重要会议的主席台上发过言……大姐说，那会儿她已经被列为培养对象了，当初要是不随军，后来也许能走上从政的路，没准也能干出点名堂，不见得比姐夫差。

但大姐想归想，说归说，她心里爱着当军人的丈夫，还是一心一意地替他守好了那个家，把孩子们培养长大。

大姐随军15年，跟着姐夫换了6个地方，从东北边防哨所，一下子换到大西北，之后又到了江南。姐夫的工作越来越忙，家里的大事小情全压在大姐肩上。结果，原本有些娇弱的大姐，硬是被岁月磨成了个“全才”：家里灯泡坏了自己换，下水道堵了自己通，电话坏了也能修，连打印机、传真机这类办公设备出了毛病，她也能琢磨着修好。

生活，就这样把一个曾经有些弱不禁风的年轻女子，渐渐打磨成了能适应各种环境的多面手。

2006年前后，身为基地参谋长的姐夫退休了，再也不需要天天去单位了。姐夫这才开始履行他年轻时许下的“要好好照顾你姐，不让她和孩子吃苦”的承诺……

当孙子听完他大姨奶奶的这些往事后，小脸上露出了崇拜的表情。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好像明白了：军人从事的事业很崇高，而站在他们身后的军嫂，同样可敬可爱！每一个为国坚守的军人背后，真的都有一个了不起的军嫂在默默奉献着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