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6年入伍，6个关系好的战友4人提干，其中一人做了件糊涂事

时间过去四十多年了，可一想起战友马光辉（化名），我们几个老伙计还是忍不住叹气。我们都是从同一个公社出来的兵，里头有六个人关系最铁。可后来，我们四个都提了干，最早当班长的马光辉，却在这节骨眼上，干了一件惊动全团的糊涂事。
1976年2月中旬，我们仓头公社验上兵的新兵，早早到公社武装部门前集合。五天后，我们到了甘肃西部的一个部队。部队里最讲老乡观念，我们一个公社来的有二十多人。但时间长了，我和马光辉、蔡召吉、范伟民、范吉伟、汤天亮这六个人，因为兴趣相投，能聊到一块儿，渐渐就成了关系最好的朋友。
虽然我们不在一个连队，但都在一个营，而且营房都在一个大院里。所以一到周末、节假日，我们经常凑到一起玩。那会儿我们还是刚下连的新兵，一个个心里都暗暗较着劲，看谁在连队表现好，看谁进步快、受表扬多……其实这也由不得我们自己，部队里那种“比、学、赶、帮、超”的氛围特别浓，大家都心甘情愿地想当优秀战士。

1977年底，二连的马光辉第一个当上了副班长。当时我们周末凑一块儿玩时，都羡慕得不行，但心里也憋着一股不服输的劲：马光辉行，我们也行！
让人高兴的是，到了1978年，我直接从战士当上了班长，其他几个战友也都成了各自连队的积极分子，有的当了班长，好几个还因为训练成绩突出受了嘉奖。
1979年4月，我从团卫生队做完提干前的体检后，关系好的几个战友先后都知道了这事。5月，我成了我们六个人里头第一个提干当上排长的。当时和我同一批提干命令的，还有三连的文书蔡召吉。他从文书岗位下到炊事班当班长，然后提干当了他们连队的司务长。
让人没想到的是，自从我和蔡召吉提干以后，我们几个周末凑在一起的次数明显少了。就算我们主动联系其他老乡，他们也总找各种借口推掉。蔡召吉半开玩笑地说：“你俩都当干部了，还跟我们玩啊？”其实说这话的蔡召吉，本身就是他们连的先进班长，是连长指导员眼里的“红人”。

果然，到了7月，团里又一批战士提干，蔡召吉被提拔当上了分队长。而汤天亮考上了军校，9月份就离开我们去报到了。我们几个好战友给汤天亮送行那天，唯独马光辉借口有事没来……我们知道，六个要好的老乡里，就剩下最早当班长的马光辉和范伟民不是干部了。
这一年年底，我回家休假，听到了一些关于马光辉的消息。原来，最近这一年我们几个多多少少都有点变化，不是提了干就是立了功，只有马光辉还是班长，没啥动静。前一阵他回家休假，家人和同学问他在部队的情况，说我和蔡召吉都提干了，他最早当班长，为啥没提干穿上“四个兜”的干部服，没穿上干部皮鞋？马光辉被问得没话说，于是整天在家不出门。后来他嫌家人说话让他心烦，搞得他没面子，假期没结束就提前返回部队了。
正是这次探家，让马光辉的心态起了很大变化。他觉得明明自己干得不错，是连长、指导员故意为难他。他带的班训练成绩和管理也不比别人差，为啥提别人不提他？为这事，他找过连长和指导员汇报思想，当着连首长的面说那个已经提了排长的班长这也不行、那也有问题，还不如他。他说连长指导员不推荐他，就是让他难堪……有时他还当着战士的面发牢骚，说连队干部处事不公……这些话后来都传到了连队干部耳朵里。
结果他这一闹，连队干部觉得这个班长素质不行，就有意再考验考验他。但谁也没想到，身为班长的马光辉，竟然在全团拉练时搞出了一件轰动全团的事。
1980年春天拉练途中，心情不好的马光辉和排长顶了起来。两句话没说完，他居然赌气从飞驰的汽车上跳下去寻死！滚到坡底时幸好坡上没石头，半道还被树拦了一下，但把连队干部吓个半死……大家手忙脚乱地把他送到医院抢救。
这件事之后，他的班长职务被撤了。他出院后，整天躺在床上，不出操，不训练，不参加集体活动……半个月后，部队派了四名干部战士把他送回了我们县武装部……
听说马光辉的事后，我们几个心里都很沉重：不就是没提干吗？部队里没提干的优秀战士多的是，况且79年之后有段时间冻结了士兵提干，很多优秀战士只能转志愿兵或者退伍，这也没啥大不了的。人生的路有千万条，何苦钻到牛角尖里出不来！

让人遗憾的是，1980年马光辉被部队送回家后，整天精神萎靡不振。一年后，他竟然真的自杀了。我们听到消息，半天说不出话来。那么好的一个小伙子，就因为提干的事想不开，情绪一激动把事情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把自己的路给堵死了。
​​精神和心理因素，对一个人来说太重要了。在充满竞争的环境里，拥有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心态，才能走得正，走得远。马光辉的悲剧，就像一面沉重的镜子，照见了心结难解的危害，也让我们这些老战友在往后的岁月里，更加懂得了放下与释然的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