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千万人抢着上岸，他们却主动扔了铁饭碗

考上公务员以后，民办二本毕业的孙薇变成了家里人见人夸的榜样。

弟弟妹妹们毕业前都会来找她给建议。公务员考试通过就像一场大雪，把高考分数深埋，孙薇的小家甚至跟着“鸡犬升天”，不但父母面上有光，在家族中的地位也变得举足轻重。

但这一切，在她辞掉公务员工作之后，跌回原点，甚至一夜之间，变成家里的“反面案例”。

虽然随着工作越来越不好找，互联网大厂失去光环，希望“上岸”的人越来越多，但像孙薇一样选择主动“下岸”的年轻人却也在变多。

一上一下之间，他们经历了什么？

在同龄人愈发抗拒工作、厌恶加班、期待休息——甚至逃避升职的今天——轻轻放下铁饭碗，转身跳入市场，会是一个好选择吗？他们是否经得住考验？

砸碗

2025年7月，杨婷的律师证通过行政审批。31岁的她在通过法律资格考试后的第五年，终于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执业律师。

在此之前，杨婷在某一线城市当了八年公务员。辞职时，因为知道不会被理解，杨婷没有提前告诉父母，选择“先斩后奏”。

但杨婷自己知道，这八年的“上岸”生涯，工作性质和强度都让自己精神压力巨大。她从警校毕业后，考进了当时的单位，被分配到监所（拘留所和看守所）。监所的工作属于翻班制，只分白班和夜班，一个班次12个小时，“我们是四天在里面工作24小时。”

这也就意味着，所有监所工作人员的时间都被切成“4+4+4”的无限循环，没有周末和节假日的概念：

第一天从八点半开始上完12小时的白班后，可以休息24小时，直到第二天晚八点半的夜班开始，再从晚八点通宵上到第三天的上午八点半，再休息24小时，如此循环往复。

日夜颠倒的生活，让杨婷一直处于倒时差的状态中，“该睡的时候睡不着，不该睡的时候又很困，有非常严重的失眠。”因为本科毕业时在准备考公，拥有法学学士学位的杨婷错过了准备法律资格考试的时间。入职后，她就一直在业余时间准备法考，但因为工作强度太大，直到第四年才通过。

对于很多“岸上人”来说，亲手砸掉“铁饭碗”，不被理解几乎是一种常态。

孙薇在辞职前，曾经从家乡被借调到其他单位工作。她回忆起那段经历，第一反应是“生活很苦，非常苦”。

全国各地和孙薇同一批被借调的一共有十几个人，大家从各地抵达北京之后，直接就扎在了办公的地方，没有往外走一步，甚至连给自己买个杯子的时间都没有。因为工作强度大，孙薇和同事基本每天都半夜才能睡觉。

“我们经常就是（深夜）一两点下班，大家一起吃个海底捞，吃到早上三四点或者四五点，天都已经亮了，回去眯一会儿继续上班。”孙薇说。

在长辈心里，公务员通常意味着“吃公家饭”，也意味着稳定、体面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以及最重要的四个字：出人头地。

孙薇考上公务员时，曾经在家族里风光无两，“以一己之力提高了我们小家庭在家族中的地位”。但她提出辞职后，地位又骤然下降，突然就成为了众矢之的。

杨婷任职的地区以富庶闻名，待遇优厚，一直是公务员考试的热门地区之一。当时，她每年的税后工资23万，公积金能够覆盖房贷的2/3。和本科毕业就“上岸”的杨婷相比，很多学校和学历比她好的朋友，在企业就业的起薪都比不上她。

一直以来，公务员的薪资待遇都只存在于口口相传之间。有人说体制内工作是“稳定的穷”，也有部分发达省份和地区的公务员年薪超过30万，与当地的财政情况、所在单位及其行政级别都有关系。

目前，全网能够找到的唯一一份关于公务员工资制度的官方文件成文于2006年。自当年7月1日起，《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方案》（下称“方案”）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方案”显示，公务员基本工资由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两项构成，公务员按所任职务和所在级别执行相应的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标准。同时，实施地区附加津贴、岗位津贴、年终一次性奖金等制度，适时调整机关工作人员基本工资标准。

“方案”显示，一名基层科员的职务工资标准为380元，级别工资标准最高为1294元。而一名科级副职的职务工资标准为410元，级别工资标准最高1403元。

一名在江西某县直单位的公务员告诉《新周刊》，自己每个月工资到手不到5000元，加上工会补贴和年终奖金，年薪不到9万元。但在当地，“除了当公务员或者在国企，打工的（人）工资也就两三千，五险一金基本不会正常交，交也是按最低档，没有双休这种说法。”

围城

“想要‘上岸’的人越来越多，因为在海里扑腾的日子实在不好过。”正在准备国考和家乡事业编考试的应届生刘萍说。

刘萍在山西一个二本院校读视觉传达专业，除了考公考编，毕业生通常的就业方向就是设计岗或销售岗。两年前，跟刘萍相熟的学姐考研失败后，去了深圳一家电商公司做设计，“大小周，社保、公积金都按最低标准交，忙的时候加班到十一点都很正常”。

对各种职场待遇如数家珍的刘萍，并不知道社保和公积金具体是如何缴纳。“反正总归是高的比低的好，我父母说体制内都会按顶格交。”

国家公务员局数据显示，2025国考共有341.6万人通过资格审查。而据中公教育统计，2025年国考报名首日已有185040人提交报名申请，与前一年同期相比增加73018人，涨幅高达65%，平均报录比为4.7︰1，远超去年同期的2.8︰1。

其中，中华职业教育社联络部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职位，由于专业要求宽松、本科学历可报考、不限户籍和基层工作经验，成为竞争最激烈的岗位。截至报名结束，该岗位招录1人，已经有16702人报名，竞争比高达16702∶1。

程青2017年毕业于广东一所985院校，通过省考回到粤西家乡。那时程青的很多同学都留在广州，互联网企业或者一些新兴企业是同学的首选。回到家乡后，程青才发现，自己的同事大多是二本毕业的本地人，“感觉有点憋屈”。刚入职时，大家还记不住名字，谈起他时都用“x大那个高材生”来指代。

彼时，很多人都和程青一样，希望进入企业工作，公务员并非他们的第一选择。

2016年，孙薇在成都一所民办二本读行政管理专业，希望本科毕业后留在成都的企业里工作。但家里强烈要求她回家乡绵阳考公务员。她扛不住家里的压力，就报名了省考。

据孙薇回忆，她当年报考的家乡政法岗招2个人，有50多个人报名，报录比不到30:1。绵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众号“绵阳人社”披露，2019年，绵阳市公务员的平均竞争比例已经高达88:1。

毕业于治安学专业的杨婷，同样是在2016年的省考中“上岸”。开设治安学专业的学校大多数是警察学院，在专业设置上分为公安专业和非公安专业。

杨婷所就读的治安学专业，就属于公安专业之一，每天早上六点钟要准时起床训练，日常上课需要穿制服，学校管理相对严格。相应地，公安专业的学生也基本在入学时就确定了自己以后要考公。“公安专业都是这样（考公）的氛围，我们整个大四都在考公务员，不会去面试或者投简历。”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六部门关于公安院校公安专业人才招录培养制度改革的意见（人社部发〔2015〕106号）》，刚好也是从2016年起，全国35所公安院校的公安专业应届毕业生，均可以参加公安联考。

公安联考，是公安机关面向全国公安院校公安专业应届毕业生(专科、本科、研究生)统一招录人民警察的考试，也称“招警考试”。据统计，参加公安联考的应届毕业生入警率可以达到90%。

换言之，踏进了公安院校的公安专业，就基本等于端上了“铁饭碗”，回到了“包分配工作”的好时光。因此，公安院校专业的分数线也随之水涨船高。

杨婷2012年入学时，公安联考政策还没有发布，她以未达一本线的成绩入读了所在院校专业。这几年，她所在的院校专业分数线日益攀升。以湖南省为例，2025年湖南省物理类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即传统“一本线”）为476分，入读该校提前批公安专业的最低分为527分，而最高分更是高达614分。

毕业于另一所警察学院的李力在通过公安联考后，被分配到看守所。看守所一般在郊区，狱警也时常需要值班，李力就经常住在单位宿舍里，平时接触的人，除了同事就是犯罪嫌疑人。

李力的工作内容，一般是负责劳动改造和思想改造，统称“管教”。因为节假日也要照常上班，和其他行业的朋友也碰不到面，久而久之，李力甚至觉得自己有点“与世隔绝”，育儿责任也更多落在了妻子身上。

下岸

“下岸了。”选调生王梦在辞职后，发了一条仅自己可见的朋友圈。

这距离选调公示期过后她发“上岸”的那条朋友圈，仅仅过去了不到一年。两条朋友圈之间，零星地穿插着单位要求转发的推送。

根据《广东省选调生工作办法（试行）》，选调生需要安排到基层锻炼两年，一般是到村任职，期满后返回原单位上班。

王梦是内蒙古人，在北京和广东分别读了本科和硕士，通过选调生考试被派驻到粤东某村任职。王梦的专业是人类学，田野调查时需要和不同地方的人，包括不会说普通话的村民打交道，一开始她并不觉得与人交流是什么难事。

然而，田野调查时虽然通常都有当地的翻译在场，但真工作起来，却又是另一个光景。

当地村民的普通话水平不高，连村干部之间都用本地话交流。一起驻村的同事不多，都是本地人，交流起来没有语言障碍，有时说起话来就顾不上王梦。“我在那里努力听，但怎么也听不懂。”

很多需要跟村民沟通的工作，王梦都需要跟在别人后面，村民对她的配合程度也是最低的。有时同事翻译得累了，觉得还不如自己把活干了。王梦觉得不好意思，就主动承担一些文书案头工作，但同事还是会觉得自己在村里晒太阳，“我在办公室偷懒。”

王梦因为人际压力，连续一个月失眠，终于起了辞职的念头。

杨婷的辞职则显得“蓄谋已久”。取得法律从业资格证后，杨婷在工作第五年时，通过内部遴选，进入刑警队。刑警队的工作强度并不比监所小，但比起在监所单纯地审讯犯人、做笔录，刑警队可以有办案子的机会。

近年来大火的择业导师张雪峰把医生和律师这两个职业称为“大后期职业”。也就是说，虽然这个职业前期会很辛苦，但只要坚持下来，后期职业发展就会随着经验增长越来越好。杨婷非常认同这个说法，“我希望我自己的人生，也是朝着这个大后期的方向去发展的。”

刑警队办案的日子让她有了接触很多一线案件的机会，从那时起，杨婷就暗暗地在为自己未来做刑辩律师或者一些刑民交叉的案子做准备。

作为“老公务员”，辞职前总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拷问”。时至今日，还会有人在杨婷发在社媒上的帖子下面询问：“我也想辞职，但是感觉外面形势不好。我进单位以来都在写文件，感觉自己也没什么竞争力，应该怎么办？”

杨婷面对这个困境的时间，比很多人都要早上许多。她在警察学院时，就“没有人去外面找工作，我当时也觉得我们这个专业，我去别的（岗位）的话没有人去要我的”。

王梦辞职前，父母专门从内蒙古赶到广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甚至还用上了恐吓”。王梦说，“有一天我跟我爸谈崩了，他大发雷霆，跟我说，你读这个破专业，在外面根本找不到工作，你现在应届生身份也没有了，刚上班不到一年就喊着辞职，你看外面（的公司）谁会要你这种人！”

“没有人会要我的”，几乎变成围城内想离开的人的魔咒。

王梦曾经被这个咒语吓住，但她还是在某个失眠的深夜，在驻村的宿舍打开了电脑，开始对着岗位要求修改简历。

行情的确不好，尤其是对她这样工作经验不长的前应届生来说，很多岗位都青黄不接：校招的初级岗已经投不了了，资深的岗位又不够资格。

但王梦把找工作当成了一种工作之外解压的消遣。慢慢地，她开始接到一些面试邀请，收到了几个互联网中小厂用户研究方向的offer。

事实上，即使“下岸”了，体制内的工作还是会给人留下一些烙印。而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是一种与众不同的职场优势。

孙薇说，尽管离开了体制，但她在体制内时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很多办事风格上的影响。“比如说，怎么尊重领导，怎么遵守流程和规矩不至于越位，或者怎么在和别的部门打交道时，更有眼力见儿。这是我感觉到的体制内外的差异。很多没有在体制内工作过的人，确实理解不了。”

下定决心辞职以后，除了律所的岗位，杨婷还投了一些互联网企业的廉政合规业务岗。面试官免不了对她的公务员经历好奇，但杨婷发现，读大学时“去别的岗位没人要我”的想法，太狭隘了。

因为无论是企业还是律所，其实都有很多领导同样曾从体制内离开。

“说到底，这就是一个选择而已。路不是想出来的，是走出来的。你走出第一步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围城’只是你自己的心墙。”

作者|岱安 编辑|安菲尔德 运营 |罗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