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7月16日,主席,这袋子里是给银桥家乡的救济款,要不要您先看一眼?”秘书把牛皮纸袋往前一递,屋里顿时安静下来。毛主席的手僵在空中,眉峰一锁,摆手:“别让我摸,银桥自己拿。”短短一句话,把在场几个人都怔住了。对于钱,他像对尘土般排斥,可刚刚还在为河北灾区筹粮筹布,这反差让年轻卫士心里直嘀咕:难道钱比蒋介石还让主席厌烦?
李银桥后来回忆,跟随毛主席十五年,有三件事最能说明老人家的“嫌钱如命”——嫌钱,嫌到命里不愿沾;如命,是把群众的命看得比钱大得多。第一件事就发生在延安。那时候物资紧张,机关偶尔发津贴,警卫员把几张纸票连同文件一并放在公文包里。毛主席展开文件,看见钱,立刻把票搁在桌角,好像碰了一条青蛇,“送给炊事班,多买点辣子面。”说完继续批示,一秒钟都不多看那几张票。
第二件事是在北平入城后不久。老卫兵张瑞岐家里闹饥荒,来信求援。毛主席让李银桥去库房取几百块现洋。“东西备好别拿进屋。”老人家特意叮嘱。银桥擅作主张,把钱装信封放到书桌上,让主席“过目”。结果毛主席脸色当场就阴了,伸手往外撇:“我说了我不摸钱,你不信吗?”后来凡是寄款、济困,全由卫士或秘书直接经办,一分都不准他经手。
第三件事最有意思。新中国刚准备实行二十四级工资制,苏联专家拟了个方案,把毛主席列在一级,月薪六百元。会场里不少人羡慕,小声议论“这可是共和国第一高薪”。毛主席一听会议记录,乐呵呵反问:“把我推到炉子上烤?一级让给马克思、恩格斯,二级让给列宁、斯大林,我跟你们一样,三级就行。”结果方案被硬生生压低,一二级虚设,他自己跟周总理主动降到三级,还坚持再往下砍五十元。有人不理解,他举手比划,笑道:“薪水薄一点,脑袋清爽,咱心里亮堂。”
讨厌钱,却不吝啬;不摸钱,却最关心谁没钱。银桥暗暗琢磨,主席对钱的态度,其实跟他对雪的感情是一脉相承的——干净、纯粹、不留痕。1951年冬,北京落第一场雪。那天夜里三反文件堆满书桌,毛主席揉着酸胳膊出门透气。脚刚踩出廊檐,他像孩子突然闯进童话,眼神亮得能点灯。卫兵本能要扫雪,他一个箭步拦住:“别动,让院子痛快白一回。”说完自己踏着咯吱声在雪地里踱,走两步停一下,生怕破坏了那层洁白。银桥在后头看得直冒汗:寒风刺骨,主席却舍不得回屋。他忍不住提醒:“再不进屋,您得着凉喽。”毛主席抬袖接几片雪花,舌尖一点,笑:“这么新鲜的水,浪费可惜。”那画面,银桥至今难忘。
雪把尘埃埋住,钱却容易把人心弄脏。毛主席常念叨:“糖衣炮弹最厉害,一旦甜进嘴,骨头都酥。”开支计划一张表,他亲笔写“照办”,可对数字仍不放心,时不时追问:“伙食有没有超?衣服添了多少?”银桥说没有,“那就好,比蒋介石难对付的,是金元券那一套。”老人家语带调侃,却道出心底警惕:蒋介石可见可打,金钱诱惑却潜入骨髓,慢慢蚕食革命队伍。
1956年春,国家经济好转,一部分机关提出调薪。有人给毛主席递意见,理由冠冕堂皇:国际形势紧张,干部需要稳定情绪。毛主席放下电报:“靠加薪稳情绪?那是资本家的路数。”没多久,国务院发文,十级以上干部普降。数字不算大,却足见决心。最难的是1960年困难时期,粮票紧缺,高级干部配给还是三级标准。有人抱怨:“手下几万人,自己连两斤肉票都不够体面。”毛主席听说,眉头一挑:“要体面,去跟群众抢口粮吧?”
也有人疑惑:主席不摸钱,那稿费怎么办?其实老人家从不拒绝稿费,只是从不自己收。出版社把钱打到秘书处,秘书再送到中央办公厅专项账户,开列捐助单。弄不清账的,只要看救济名册就行:陕北老战士、受灾老区、少数民族学校……款项零零散散,却日日有出,无一笔进私人腰包。李银桥数过,主席最后那点存折,加上几个月工资,一共五百多元。对于一个开国领袖来说,这数字寒碜得很,可对他本人却轻如鸿毛。
“有钱也好,没钱也罢,关键是看它落在哪儿。”毛主席在延安窑洞里端着粗瓷碗,这样对银桥说。快四十年过去,李银桥翻看旧笔记,眉眼里仍带着少年般的敬佩。他写下一句话:主席讨厌钱,不是嫌钱脏,而是怕钱脏了人。雪会在春风里化水滋土,钱却可能在盛夏里生蛀虫。两样东西,同样平凡,却走出截然不同的去处——这或许就是老人家一生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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