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史漫笔438】德川家齐：长桥维序五十载，饥馑摇城一朝惊

◆《日本华侨报》总主笔 蒋丰

在江户的清晨，隅田川上仍有薄雾。五十年，雾气反复在城与水之间升腾，又落回瓦檐与桥拱。日本史上最长在位的将军——德川家齐就在这反复的雾气中登场与谢幕：天明七年（1787）即位，天保八年（1837年）退位，又以“大御所”之身延权至1841年卒，前后几乎贯穿了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江户心跳。

德川家齐的少年气息尚未散尽，就被时代推上权柄巅峰。他出自德川一门的“御三卿”——一桥家，年仅14岁承袭十代将军家治之后位，先以继嗣之礼入主将军家，再由幕府长老整饬礼仪、告命天下。少主在上，政务之纲须有人提携，于是松平定信出而为之：宽政改革，自1787年启而至1793年告一段，节用、劝农、复古、立学，一一按图施行，力图医治田沼政权遗下的贪腐与虚耗。

宽政之治带着一股“正衣冠、立名教”的劲头。米价、贷债、武备、学术，定信无不规训；连书院所讲，亦以朱子学为正，异端不得横陈。此时的德川家齐，还只是章疏上的“可”，玉座上的“应”，他把身畔的老成之臣当作拐杖，让幕府从天明大饥馀波中建立起整肃的姿势与表情。

然而，少年的脚终会长出自己的步幅。宽政五年（1793）后，德川家齐与定信龃龉终至决裂，改革收束，幕府风格渐由俭入奢。随后的文化——文政年间（1804—1829年），江户城市气象转而华靡：钱庄兴旺，戏楼灯火，笔下与版上，皆是浮世的游乐与才情。而在政坛与内廷，这股铺张也有它的面孔：财用松懈，贿赂滋生，豪奢风从上而下，连大奥的帘影，也成为坊间评点的题目。

德川家齐善用婚姻与收养，广植姻戚网，令德川一门与外样大名之间织就细密的政治纽带；他子女繁多，谱牒所载“数十”之众，学界与通俗著述间常见统计从五十逾子至七十余不等——其确数固未易卒论，但“多子以布亲藩”的政治效果，却历历如在。

幕府的城墙之外，海风愈来愈紧。文化五年（1808年），英舰“菲顿号”化装荷兰商船突入长崎，劫持通事，逼迫供给——“菲顿事件”使日本沿海防务之虚实，一夕暴露。

北方更不宁静。文化八年（1811年），俄国海军军官戈罗夫宁在国后岛被缚，羁押两载，以后才在谈判中释还。彼时彼此试探、误解与斡旋交织一处，既显日本守成之坚，也显体制对国际交涉经验之乏。

到文政末、天保初，海上来船日繁。幕府遂于文政八年改元后之天保六年以前，颁下著名的“异国船打払令”（1825年）：凡外艘逼近，一概炮击驱逐。其后天保八年（1837年）“莫里逊号事件”，正因此令而成：美国商船以“送返日本漂民”为名试探通商，遭沿岸炮台轰逐。

“打払”的强硬，与城市的繁华并行，却掩不住田野的枯槁。天保四年至八年（1833—1837年），大饥荒席卷日本，公私仓廪枯槁，北国尤甚。饥馑与疫疠并行，死者数以十万计；大坂的市井里，饥馑化作火焰：天保八年，前町奉行与阳明学者出身的大坂乡士大盐平八郎揭竿而起，焚仓发粟，虽旋即败灭，却令“太平二百年”的心脏第一次真正惊惶。

家齐在这年退位，将将军之印交给次子家庆（幕府第十二代将军）。但他并未真正退场，以“大御所”之制仍居背后，直至1841年病逝。死后不过数月，幕政便在水落石出中谋求“纠偏”：老中首座水野忠邦推出“天保改革”（1841—1843），以禁奢、抑游、整商、归朴为方——这既是对饥馑与骚乱的迟来回应，也是对家齐时代豪奢政治的一次制度性反省。

回首这近半世纪，德川幕府第十一代将军德川家齐并非只是一位沉湎私室的享乐者。他的前期，确曾借松平定信之手恢复财政与名教秩序；其中期，他纵容乃至默认了豪华生活作风与权门渊薮，使江户成为灯红酒绿的学艺之都，却也让幕政的筋骨被柔和的脂肪包裹；后期，他面对列强之门扉渐启，选择以“拒斥”维持“锁国”颜面，虽一时可安疆，而中外交困之势，已在天保的米价与火光中露出底色。

思想上，“外侮将至”的焦灼，在文政天保之交发为文字。水户学者会泽正志斋于1825年撰《新论》，以国体与海防为论纲，其辞峭厉，切近“攘夷”情绪；它与“打払令”共鸣，成为后半世纪日本思想与政策谱系上的重要音符。

如果以史家之眼衡量功过，德川家齐的一生像一座绵延的长桥：一端系在宽政整饬与天明余波的旧岸，另一端伸向天保改革、蛮社之狱（1839年）与更远的黑船阴影。桥身上，有奢华与繁花的幕帐，也有饥馑与火灾的焦痕；桥下的水，是内海的旧律，是外洋的潮汐。

历史对德川家齐不吝刻薄：清议将“豪奢——腐败——阙政”的连环账记到他的名下；但历史也并不完全无情——它让我们看到一位以婚姻与收养织网、以保守与豪华并行的将军，如何在文明自信与体制倦怠之间，维持了一个几乎半世纪的秩序幻象。等到饥荒、叛乱与外舰的炮声共同推门，幕府不得不从“幻象”醒来；而家齐的身影，已在江户的雾里退去，只留下“文化——文政之治”的华彩与“天保危机”的阴影并排成篇。

在这种并置之中，德川家齐的“人物”从传记抽象回到人的尺度：他既是制度的继承者，也是制度的囚徒；他既能在少年时押宝于贤相之手，也会在壮年后放任奢靡以维系权力的愉悦感；他既在海防上作出强硬的法令，也在饥馑与城市骚乱面前显出反应的迟缓。或许正因为此，他成为理解“晚期德川”的钥匙之一：它告诉人们，一个政治体在自足与闭锁中“成功太久”之后，怎样在不知不觉间腾挪至临界点。江户的雾并未在他死后立刻散尽，但风向已变；桥这边的脚步开始加快，走向一个叫作“幕末”的门口。（2025年8月27日写于日本东京“乐丰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