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方案”开创人权发展新范式

首届“中非人权研讨会”于8月22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成功举行。中国与非洲45国的200余位代表围绕“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携手实现发展权”展开热烈讨论，达成《中非发展权亚的斯亚贝巴共识》，标志着中非将共同、系统地阐述一种以发展为导向、尊重各国国情的人权观，在全球人权治理的变革中争取更大的制度性话语权。

中非在人权观上有着深层次共鸣。这首先源于双方的优秀人文精神。《尚书》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与非洲传统哲学“乌班图”“我因我们而存在”的共同体理念高度契合，均强调集体福祉与和谐共生。中方主张“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而《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也将发展权和民族生存权列为首要人权。这种文明基因的相通，使中非在人权认知上“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中非人权理念相契合也源于二者面临的发展状况。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双方始终将生存权和发展权置于人权事业的核心位置。中国通过脱贫攻坚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非洲在《2063年议程》中也把消除贫困列为首要目标，并在经济增长与减贫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中非均坚持“人权事业归根结底要由本国人民来评判”，秉持从实际出发的务实态度，在国际人权领域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全球人权治理注入发展中国家声音。

此外，中非在人权议题上共同秉持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中非都经历过殖民压迫的苦难，深刻理解“没有主权就没有人权”的历史教训。中国始终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在非洲热点问题上保持客观公正；非洲国家也在涉疆、涉港等问题上予以中方坚定支持，共同抵制西方借人权问题推行霸权主义的行径。这种在主权与人权关系上的一致立场，也是中非人权合作的重要政治基础。

人权观共鸣的背后，是中非合作促进人权的有效举措。首先，以发展促进人权。中国将减贫作为对非合作核心，通过大量民生项目精准对接非洲需求。例如，中国专家在马达加斯加推广杂交水稻技术，累计培训超2000人，间接惠及数万农民；中资企业建设的肯尼亚蒙内铁路为当地创造4.6万个就业岗位。这些合作项目将人权理念切实转化为民生福祉，生动诠释了“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

其次，以健康护人权。60多年来，中国援非医疗队累计向非洲派遣医疗队员2.5万人次，诊治患者约2.3亿人次。中国企业还在马里、乌干达、喀麦隆等国投资医药产业，提升非洲药品可及性。可以说，“健康权是基本人权”的承诺，已然转化为惠及亿万民众的民生福祉。

最后，以能力建设赋人权。中国支持非洲提升自主发展能力，从根本上保障发展权的可持续实现。新世纪以来，中国在非洲援建超过170所学校，培养各类技术人才逾16万名，并通过“中非人才培养合作计划”支持非洲青年来华学习。只有以发展促人权，才能实现人权的真正进步。

习近平主席指出，“没有中非的现代化，就没有世界的现代化。”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与《中非发展权亚的斯亚贝巴共识》共同构建了中非人权发展新路径，建立起“主权平等、互利共赢、共商共建”的南南合作新范式。该范式以主权平等为基础，不干涉非洲国家内政，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反对搞双重标准，彰显了平等务实的合作理念。在人权评价标准上，新范式倡导以“人民的获得感”为衡量尺度，推动将发展权置于核心位置，通过零关税待遇等实质性举措，真正回应非洲最迫切的发展需求。在合作模式上，新范式也实现了从“输血援助”向“造血赋能”的转变。例如，中非农业合作不仅提供粮食援助，还援建示范中心、推动产业链发展，支持非洲自主提升农业能力与发展水平。此外，“民生导向”自始至终在合作中处于核心地位。无论是“非洲抗艾防艾”行动还是“产业链合作伙伴行动”等项目，都直接回应了“人权保障要从人民最迫切的需求出发”的主张。

从理念到实践，从价值共识到文明互鉴，中非携手开创的人权发展新范式，为全球人权治理提供了重要的“中非方案”。它表明，人权不应成为少数国家的政治工具，而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人权保障没有唯一标准，却存在共同方向——以发展促人权、以合作谋共荣，让每一个人享有尊严与发展的阳光。这是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人权领域的生动实践。（作者均是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