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靠街吃饭

靠街吃饭

对大多数小贩而言，鲁磨路是进城落脚点，是职业生涯的准备阶段。在鲁磨路进进出出的小贩，心里都有一本生意经。对曹家湾菜场的经营者而言，鲁磨路是他们的家园——哪怕曹家湾村大多数土地已征收，但开发后的街角空间仍是其地盘。因此，他们对外来小贩收费，是以管理费或保护费之名，行收取租金之实。“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个朴素道理，谁都懂。

而今，曹家湾的土地没了，变成了街道，“靠街吃街”也是很多曹家湾人的共识。曹天华在社区长期负责治安和刑满释放人员的管理服务工作，我和他讨论过一个话题：曹家湾菜场的管理团队凭什么控制鲁磨路夜市？曹天华特别强调一点：本地人。

曹家湾也有少数村民在夜市摆摊，台湾饭团、水果炒酸奶都是本地小贩，他们占据最好的位置，却无需管理费。由于没有压力，其经营方式也就很是闲散，摊位上经常没人，顾客也不多。陈豪每次经过的时候，少不得要和摊主打声招呼。

而鲁磨路上的修鞋摊、老婆婆摆的杂货摊，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摊子几乎摆到人行道正中间，城管扫街时也只是稍稍提醒。我和于忠每次扫街经过杂货摊时，于忠都只是象征性地跟老婆婆说把摊子摆到边上去一点，别挡着道了。然后，说了也就说了，自行往前走，边走边感叹，“屋里头就她和老头子两个人，老头子还得了癌症，那么大年纪还要出来摆摊，有么斯（什么）办法呢？”

曹家湾菜场还聚集了上十个老人摆地摊卖菜，菜品单一且数量极少，一看就是自产的。于忠很是困扰，对老人们而言，摆摊真是生活所迫，但对第三方评估而言，这又的确是占道经营的扣分点。思来想去，于忠还是妥协了。老人们在曹家湾生活了一辈子，这里再怎么变化，还不是自家村口？连张冲和陈豪也是不好干预他们的，大家都是本地人，都是靠街吃饭。

白天的鲁磨路是属于城管的，曹家湾菜场并不介入街头活动。武汉湖多，盛产莲藕，每年夏季正是莲蓬上市之时。武汉人爱吃莲蓬，临近东湖风景区的种植户会把自产的莲蓬拿到鲁磨路来摆摊销售。卖莲蓬的大多是老年人，衣衫褴褛，一眼便知其生活困难。老人们用扁担挑一担用蛇皮袋装着的莲蓬，路过如国光大厦台阶这样的阴凉地方，就停下来沿街售卖。一担莲蓬卖完，怎么着也有几百元，老人们甚是珍惜，也随时警惕城管。

但事实上，城管并不轻易暂扣经营物品，哪怕是暂扣，也只扣经营工具（如小吃摊的液化气瓶、炉头等），新鲜蔬果是绝不会暂扣的。毕竟，扣了也没地方储存。因此，城管驱赶一下，卖莲蓬的老人们就收起摊子，装作要走的样子。但于忠很清楚，“他们不卖完，是绝不会走的”。事实也的确如此，城管往往从南到北扫街驱赶一次，从北到南扫回来时，同一个小贩在另一个地方又要被驱赶一次。

夏季的鲁磨路异常闷热，对此，于忠还是一句感叹，“都不容易，有么斯办法呢？”

本地小贩由于有天然的地形优势，在鲁磨路摆摊落脚并不是难事。尤其是弱势人群和特殊群体，社区会以帮扶的名义让其栖息于此。但外地小贩要落脚鲁磨路，则多少需要有一些依仗。其中，最大的依仗当然是和本地人建立的联系。

在鲁磨路夜市入场的小贩，基本上都是把入场费和租金视作是保护费。所谓保护，言下之意是到了鲁磨路，其摆摊行为免受他人侵害，少受城管袭扰。事实上，绝大多数小贩都希望有个固定摊位，除了利益考量，也源自对安全感的需求。鲁磨路夜市贴膜摊的摊主黄宇是大专毕业三年的女孩。在入场夜市之前，她曾经在光谷地区的地铁口、天桥上“打游击”，也在光谷步行街租过一个小店。综合比较起来，她还是觉得在鲁磨路夜市摆摊合适。

黄宇说：“打游击太没有安全感了，搬着箱子在桥上，一边卖，一边观察周围，就怕城管上来抢东西。”有一次，城管抢了她两个耳机，还要抢充电宝，结果顾客说了一句，“你看人家一个年轻学生，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她”，城管才作罢。守门面最大的不好是，有租金压力，一天到晚守着，耗时耗力不说，最后赚得也不多。相较而言，做夜市灵活机动，她说，“我现在是有源源不断的人，必须经过我这里，租金压力不大。店面守一天心情差，还没生意，但是夜市要没生意，我可以立马收了打游击去”。

黄宇入场夜市是经朋友介绍的，认识了管摊位的“老大”陈豪。后来，我们经过调查发现，小贩进入夜市多少都是经过类似的介绍，管摊位的社会青年和摊主也有不同程度的关系。比如，曹天华就常常做中介生意，如果介绍成了一个门面，会收取一定的中介费，但介绍夜市摊位，曹天华一般都不收取中介费，只收点烟酒。

绝大多数摊主都会和陈豪搞好关系。比如，小贩过年过节会买一点烟酒打点，陈豪要是有需要，如要个充电宝、吃个盒饭，当然是不收钱的。客观而言，这种关系维系对小贩是有好处的，老大的关照对提高摆摊的效益有直接影响。比如，黄宇名义上的摊位费是1500元，但陈豪只收了1000元，还交代她别往外说，算是额外照顾。

闭市期间，夜市的摊位费照收，很多小贩实在受不了，想要出摊把租金赚回来。但出摊意味着可能被惩罚，城管会驱赶，夜市管理人员也会干预。有一次，黄宇晚上九点到鲁磨路打游击，结果被陈豪发现了，陈豪也没为难她，交代她别那么早出来，影响不好，十点以后出来为好。而另一个小贩则就没那么幸运了，其物品直接被陈豪没收，转手给了黄宇，“丫头，你帮忙卖了啊!”

事实上，能够在鲁磨路夜市长期摆摊的小贩，多少都有一定的社会网络。他们一般租住在曹家湾，有亲戚朋友在武汉工作学习，经人介绍入场夜市。家族成员之间的“传、帮、带”,是小贩进城的普遍规律。比如，李成柏夫妇在鲁磨路扎根后，很快就将儿子、儿媳妇接来在鲁磨路另外摆了一个摊，其间其孙女在鲁磨路出生。由于商机可见，他们又介绍侄子、侄媳妇到鲁磨路周边摆摊。这样，以李成柏为中心，形成了3个摊位，6个小贩的家族式摊群。

我们统计了48个夜市摊位的经营方式，其中合作经营的占了一半，有夫妻档、亲子档、兄弟档，还有情侣档。大排档一般都是夫妻档，忙碌时得有子女或临时工帮忙。而普通小吃摊基本上都是全职摆摊，且都是经营多年。

在我们调查期间，杨阿姨鸡蛋灌饼已经在鲁磨路坚持了7年时间。她主理小吃摊，其丈夫、儿子都在武汉上班，女儿则在武汉上学，丈夫儿子下班后会来摊位帮忙。和杨阿姨鸡蛋灌饼摊儿一样，一般的小吃摊无法支持所有家庭成员“全职”工作，但单个小贩又无法应对高峰时的经营需求，一个全职小贩再配上若干个兼职小贩就成了标配。

如果没有家人帮忙，就需要考虑招聘临时工。在我们摆摊期间，水果炒酸奶摊位正挂着大大的牌子招聘临时工，上面写着“12元/小时”。

因为管理规范，鲁磨路夜市有稳定的经营环境，小贩只要选好项目，便有稳定收入。正常情况下，摊位月收入在5000—10000元之间。只有一个人守的百货摊，月收入比较低。但相较而言，这种摊位也比较轻松，每天晚上十点左右就收摊了，摆摊时间只有四五个小时，且不需要有太多准备工作。小吃摊的准备工作量大，经营时间也比较长，一般要摆到晚上十二点，但收入也比较可观，每月可达到七八千元。收入最高的是水果摊。一般而言，水果摊的销量大，摊位也比较大（其实是两个标准摊位），得2—3人经营，夜市里面的两个水果摊，月收入都过万。

对黄宇那样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年轻人而言，练摊纯粹是一种职业训练，月入五千虽然不多，却足以应付生活。最关键的是，练摊其实是职业台阶的第一步，它有较大的自由度，也有比较多的空余时间来学习，对将来开店或从事销售工作，都是有帮助的。

而经营小吃摊的基本上都是中年人，八千的月收入并不亚于在工厂上班。我们在和杨阿姨交流时，她对摆摊也有准确定位。她的目的就是攒钱给儿子娶媳妇，攒得差不多了就回乡下老家养老。

而我们所访谈的水果摊摊主，几乎都有鲜明的生意人气质。水果是一个讲究新鲜，有季节性，标准化程度不高，消费者也喜欢挑挑拣拣的商品。故此，地摊其实是适宜的水果零售方式。因此，只要摸清门道，水果摊是比较容易赚钱的，水果摊摊主在武汉买房买车是很正常的现象。鲁磨路上的成功小贩，如北省张、李成柏儿子，都是经营水果生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