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帆：宝应风景

1968年我插队在宝应，

做了六年农民，

对土地有着非同常人的眷恋。

我插队的宝应县看上去是苏北的一个小县、穷县，当时俗称苏北的“锅底洼”，是水网地区受涝的重灾区，许多人都说它是“鬼不生蛋的地方”。我以为，当时去插队的人之所以云集宝应（据说最多时达上万之众），多多少少都是带着浪漫的情愫而来的。因为电影《柳堡的故事》中风车、稻田、菜畦、鸭群、荷花、白云、苍狗、少女、白帆、远影、蓝天、黄地、绿野、碧波……所构成的田园牧歌风景，像一首首如歌如诉的诗篇召唤着那一颗颗在都市里游荡的心灵，或许浪漫的“柳堡”才是青年人心灵放牧的最后栖居地。

其实，当时的柳堡公社很少安排南京知青，因为那里的条件实在不足以负担这许多人的吃喝拉撒，太穷太涝也许是最根本的原因。因此，县委就将大量的知青安排在柳堡周边的夏集、汜水、子婴河、沿河等公社，它们既和柳堡相近，又和汪曾祺的老家高邮县的界首镇比邻。我原先就是赶往夏集的，因为那里有我的几位同学，他们先于我首批抵达那里，但我们的小轮船却没有停靠那里，负责运送的干部径直告知我们：那里人已太多，你们只能到沿河公社，这沿河公社的条件要比那里好得多，而且离县城只有十里路，公社所在地也叫刘堡，不过只是此“刘”非彼“柳”而已。事已至此，也就只能如此了。于是，我们就乖乖地来到了这个不是电影里的柳堡安家落户了。

夜行客

记得那天进队的时候，场面还十分壮观。入夜，在公社大会堂里，县里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张大姐逐个报出我们新组成的“家庭成员”，然后又报出所安排的大队和生产队。近千人的名单报毕，只见公社大院里里外外喧嚣一片，有人扛着背包在找“娘家”的，也有生产队干部拿着扁担绳络在找自己“学生娃”的，我们被一位五十岁左右，个子不高，脸上却布满了如罗中立的油画《父亲》那样深刻皱纹，并镶了两颗金门牙的老生产队长带走。他很和蔼，也讲义气，关照手下的一批青壮年帮我们做挑夫。一切收拾停当，我们便开始上路。

已是半夜时分，没有亮月（当地人称月亮为亮月），只见一路蜿蜒的手电闪光摇曳着，不由得想起了初中课本里学过的那篇《翻过夹金山》的课文，只不过火把换成了手电。想想也是，这两千号人马一出公社大门就各奔东西，远远看去，那游移的灯光煞是壮观，我们亦确实感到了一种奔赴疆场的激动。

一路上，我们不停地问老队长和挑行李的社员还有多远了，他们一会回答还有二三里路，一会回答还有七八里，一会说还有四五里，把我们弄得晕头转向。不过路还好走，沿着大堆（即大堤）直走，终于到了一个该过河的村落。过独木桥时，有一个年轻社员歇下脚来说：“大爹爹，我挑的这副行李太重，大概有两百斤哩，今夜要给我多加两分工！”老队长答道：“你胡大咧说，年轻人多吃一点苦就喊冤，能有多重？”年轻人仍然叽咕着，我们在黑暗中窃笑着，这分明是杠铃、哑铃藏在行李中，哪有不沉的呢？好在大刘很有社会经验，不停地给社员们敬烟，立时就缓解了气氛。担子压在肩上确实不轻，走在独木桥中间，压得桥板都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我们打着手电，小心翼翼地过桥。桥离水面的净高大约一丈多，由三块大跳板组合而成，桥宽只有一尺多，当时的木料相当紧张，偷桥板的事是经常发生的，生产队有这样一座桥也就很不简单了。说实话，上坡和下坡这两端的跳板虽长，但还不怎么令人恐惧，而中间一段在河心，离水面也最高，尤其是走到中间时桥板还有些弹性，这就使人的平衡信心受到了考验。我总算平安走过，走过去后就十二分夸张地渲染其恐怖气氛，终于吓得小李不敢过桥，结果还是老队长命令一个壮劳力将他背过了桥。小李出的洋相使我们捧腹了一夜。第二天一打听，有许多女孩子都是一一被背过桥的，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诸如小李这样胆小的男生。这些胆小的第一次自己过桥，几乎大多数都是爬过去的，当他（她）们第一次能挺起腰杆走过桥的时候，严冬也就降临了。老队长把我们带到了副队长家里，临时把我们安排在他家西厢房住，副队长三十几岁，人很显老，也是两颗大金牙，他早已烧好了“夜顿子”（夜餐）：一脸盆茨菰烧肉、一锅青菜豆腐汤、一锅大米饭，一行人稀里哗啦地扫光了夜餐，各自回家。老队长直等将我们的地铺弄好才回去。

刚刚躺下，鸡已叫头遍了，我们兴奋得睡不着，直聊到东方发白才昏昏睡去。

这是我们临时的家吗？但我们丝毫没有“到家”的感觉，心头却掠过了一首唐人的千古绝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窗外没有月亮，我们临时栖居的茅屋却恍惚真有住店的感觉，刚才所过之独木板桥，肯定留下了我们的“人迹”，这是五个外乡人的足迹吗？

水田风俗画

风吹芦花荡，月照板桥霜。如此的诗情画意很快就被饥寒交迫吹得一干二净，因此，那时看京剧《沙家浜》中的芦苇荡布景，一点也觉不出美来，倒是荡里容易捕捉的鱼虾却是人们的口福。

1969年初，正是“农业学大寨”风头正劲之时，荡区亦是水田改旱田的风起云涌之际，但农民们其实更想保住水田种茨菰，因为茨菰可以以每斤高出水稻近一倍的价格卖到盐城高沟一带。于是，水旱之争成为生产队长与上面讨价还价的永久话题。虽然，水田比旱田难种，但是，宁愿多吃苦，人们亦不愿放弃水田。

早春三月，乍暖还寒，正是茨菰插秧前夕，耕水田当是过完大年后的第一项农活。听说要耕水田，我便自告奋勇报名前去，邻居吉老五直向我挤眼，我也毫不理会，队长也就慷慨允之。到了田头，大家却开始磨洋工，有人借机去出恭，有人坐在田埂上抽烟，就是不肯下田。那时我把“二月春风似剪刀”理解成了春风像剪刀一样戳人肌肤，这样的诗意恐怕只有劳作的农人才能理解。我们一群站在风口野地里的耕作者一俟褪去棉裤就感觉到了春风像钝刀割肉一样的痛楚了，有人便怂恿我这“有钱人”到河对岸代销点去打几两瓜干酒来驱寒，酒一到，大伙便抢着一人几口喝个精光，这才脱了棉裤下了水。

所谓水田，牛是不能用的，原因就在牛一下去，整个腿和肚子都陷在泥沼之中不能动弹，亦只能用人去拉犁耕田。

水面上还结着一层薄薄的冰，使人想起冰糖葫芦上那层透明可口的冰糖；一触，便更觉得那玻璃的锋利来。乍一下水，浑身一阵激灵，身上马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人们喊着叫着唱着闹着，试图驱赶那彻人骨髓和心灵的寒气。一直淹没到大腿根的淤泥使人每走一步都很艰难，每抽一次腿就伴着呼噜一声响。前面四个人面朝黑泥背朝天，后面一个扶犁者双手执犁把（因为吃水吃泥太深，难以把握深浅），我们仿佛回到了原始的农耕时代。人们的腿上都渗出了细细的血丝，渐渐地，随着劳动强度的增加，寒意全无。起初，执犁者还不断用村言俚语调侃大家，高声用吆牛的口令和谩骂来引起大家的兴奋，嬉闹一番。到后来，谁都不说话了。你想，人耕田消耗的体力是可想而知的，加上这也是一个技术活，因为只要一个人迈错腿，就会打破用力的均衡节奏，节奏一破坏，田就无法耕，所以这是一个提倡团队精神的农活。我想原始农业阶段的农人在耕田的过程中，或许也尝到过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默契感吧。

第一次下水田拉犁固然使我终生难忘，但更使我铭刻在心的却是其间发生的另外一件事。当我们刚刚下田准备动工时，其中一名社员慌忙跑上岸，把唯一剩下的裤头也奋然褪下，大家都骂他没出息，他仍义无反顾地回到田里开始劳作，不听他人闲言碎语。他反复只说一句话：“这生活太伤裤头了。”是的，几乎全泡在水里的裤头，只能起一个遮羞的作用，非但不能御寒，反而是拉犁出力迈步时的累赘，这时的人只是为道德感羞耻感所左右。而更可悲的是，这位老兄超越道德的理由却是贫困所致，据说他和老婆及孩子每晚睡觉全都赤条条的，显然是怕伤衣裤。其实此地风俗并不像北方裸睡火炕的习俗，一般都是穿着内衣内裤睡觉的，只不过内衣裤破旧而补丁摞补丁而已。因为他家太穷，老婆常生病，四个孩子还小，每年都是超支户，尤其到这春荒时节，家里早已断顿，只能靠山芋、茨菰、野菜充饥，原有的布票都以三角五分一尺的黑市价格卖出去了。早已是在年后月余都不见米星的人，仍在顽强坚韧地苟活下去，并且还揽重体力劳动，为的是想多挣些工分而尽量减少超支，挣回一家的口粮。你想，他虽然多年没有添置过一件衣服，但他对御寒的衣服是抱有多么深厚的感情啊。御寒作为生存的第一需要，若连它都可舍弃，那么道德和耻辱对他来说又值几何呢？

月下食

第一次知道“打平伙”这个词，是在一户社员家的半大生猪得了“二号病”死掉之后。

那日，春末黄昏的余晖伴随着生产队牛房上空袅袅飞升的炊烟，早已把肉香的讯息传达到每一个归心似箭的上工者的灵魂深处。大个子会计庄严地宣布：每家出个男子汉，晚上“打平伙”！此言一出，男子汉们可谓欢欣鼓舞，而各家的妇女们嘟嘟囔囔：上工上工，妇女前冲；吃肉吃肉，妇女退后。

刚下乡时，我亲眼看见过一个十岁儿童吃两斤米饭的壮观景象。常年肚子里没有油水，使人们不能见肉，那种馋劲是无法抑制的。或许，在那个年代里，社员的最大邪念就是指望谁家病死一头猪，否则谁也别想打牙祭。其实，谁都知道病猪肉不好吃，但是为了解馋，同时也为了帮助死了猪的社员家减轻负担（每户拨出工分来秋后算账），人们都乐意“打平伙”。那连肉膘都是鲜红色的死猪肉的确难看，可是用葱姜一煸，倒上十几斤茨菰，烀上一大锅，连猪头下水在内一焖，可谓香飘四溢，惹得孩子们和狗们一起围着牛房直打转。其实，在那个连酱都买不起的年代，社员们亦只能用几个鸡蛋换回一碗酱，再加一碗苦咸的小咸菜，倒入大锅中，权当咸盐，这便是味中极品了。

那日，队委会还碰了头，特地让民兵营长在库房里扒了一笆斗稻子去轧成大米。肉香、饭香弥漫在村庄中，连狗们也像过年那样狂吠着、奔跑着。

开饭的钟声敲响了，各家的男子汉们烫完了脚，披上夹袄，嘴上叼着烟卷（八分钱一包的“经济烟”已算是奢华的享受了），迈着豪迈的“官步”，踱进了牛房前的晒场。

清冽的月光爬上树梢，也爬上了贫下中农们喜悦的眉梢，男子汉们围坐在七八张小长桌边，像梁山好汉一样吆五喝六地嚷着“端肉来”。一脸盆一脸盆的茨菰咸菜烧肉上桌后，不知谁说了一句“动手”，晒场上顿时一片沉寂，只听着一片啧啧有声的咀嚼。我犹豫不决，伸箸又欲止，筷子停在半空，身边的邻居副队长用胳膊撞了我一下，我只得向盆内搛去。我估摸着搛硬块肉吃，因为硬块肉不是瘦肉就是骨头，结果，果真捞到了一块大骨头，便装模作样地慢慢啃起来。谁知一旁的邻居副队长却说：“伢子，‘瞎子吃肉拣软的吃——块块都是好的！’你挑软的，肯定是大膘肉。”月光下，我看不清每一个食肉者的面庞，但我绝对相信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狼吞虎咽的饕餮者模样。此时，我哽咽了。我以为，从“肉食者”到“食肉者”的过渡，我看到了人类在困顿饥馑之中求生欲望的本能。

我努力地学着他们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虽然我还没有他们那样“穷凶极恶”。那种对肥肉的欲望则是我在一年后进湖荡砍草，被困在荡里几天几夜没有吃上一顿像样的饭食时所梦寐以求的巨大奢望。

多少年以后，当我们的下一代人连猪肉都不屑一顾时，我着实感到了人类的悲哀。你看，在高档酒宴上，如果上来一道“香芋烧肉”“梅干菜烧肉”“竹笋烧肉”，甚至“咸菜烧肉”，那么，往往是猪肉不动，辅菜早已荡然无存了。当然，我并非鼓励人们去“忆苦思甜”，但是，需要人们警惕的是，在这个物欲化的时代，人对物欲需求的变异，潜藏着的是人的机能的退化和对大自然的“消化”功能的减退。这是一个肉欲餍足的时代！

我真担心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不再会吃肉了。

沉疴之后读风景

大凡一个人经历过一次死亡的人生体验后，就会更加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热爱人生中美好的，甚至并不美好的一切。

1971年夏，正是“双抢”的农忙季节，也是我下乡插队的第三个年头，每天十五六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着实让我体味到了什么是劳其筋骨的滋味。那时候我已经成了一个响当当的强劳动力了，全套农活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可谓方圆十多里的一条好汉。一天，我正与十几位强劳动力在大田里拖粪，干到下午两点多钟的时候，真是燠热难当：天空，骄阳晒得人头昏脑涨，用当时南斯拉夫电影里的一句台词就是“空气在燃烧”；地里，发酵了的草塘粪熏得人睁不开眼。我只觉得四肢乏力，两眼直冒金花，上气不接下气，中午吃下去的三大碗菜饭在胃里翻江倒海一般作怪，但我手中的粪叉还在机械不停地挥舞着，渐渐地，我仿佛觉得飘忽起来……

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了自己的铺板上，邻居吉五爷正端着一碗绿豆汤喂我，他说这是中了粪毒。忙了一阵，他急着要上场去抢场，就嘱我好好休息，便匆匆而去。也不知过了多少时辰，我只觉得头脑一阵炸裂似的疼痛，四肢瘫痪，一点劲都没有，口渴得嗓子眼冒烟，这时的第一个意念就是想喝水，我试了几次，竭尽全力撑起身来，结果都是徒劳的。直觉告诉我，如果喝不上水，就意味着死亡，一种垂死挣扎的本能冲动促使我奋力滚下床来，艰难地向前爬去。无疑，水瓶里肯定是没有水了，我只能向锅灶旁的水缸匍匐蛇行，每爬一步，就像翻过了一座大山，干涩欲裂的口腔里连一丝口水都没有，眼前金花飞舞，一阵阵发黑。

我努力爬到水缸边，用尽最后的气力舀了一瓢凉水，一饮而尽，连喝了三瓢，浑身上下总算有了些力气。于是，我慢慢挪到门口，一开大门，强烈的阳光射来，刺得我一阵头晕目眩，渐渐地，我感到这毒日也是那么温暖可心，一种重见天日的感动使我不由得流下了眼泪。我倚坐在门槛上，凝望着湛蓝的天穹，凝望着大溪河滔滔不绝的流水，凝望着渐渐西沉的红日、耕归的老牛、炊烟萦绕的村落……寂静的村庄逐渐有了活气。放工回来的邻人见我倚在门旁，大呼小叫地告诉我说：你在床上已经睡了七天啦！队长正要派人将你送回南京。晚饭时分，吉五爷又端来了新小麦面擀制的香油小刀面，当我重新获得咀嚼功能，感到生活中那浓得化不开的深深人情时，眼泪不禁潸然而下。尽管那时我们是那样颓唐厌世、玩世不恭、醉生梦死，尽管那一段灰色的人生是那样的漫长而不可终日，然而，当你从死神的拥抱中挣脱出来时，你便更觉出了大自然中生命的每一片绿叶都是那么美好，在“是生还是死”的抉择中，你不可能像莎士比亚那样彷徨，人生的哲理只能告示你：生活是美丽的！

十天后，当我跨进家门时，母亲竟然问我是来找谁的。那时我整整掉了二十斤膘，形销骨立，瘦骨嶙峋，人见人嗟，人说人叹。可九十多斤的我行走在这六朝古都的繁华人生之中时，似乎忘却了、淡泊了人生的负面，因为“我在”，我才感到了人生的美丽和伟大。虽然明志、致远的抱负离一个现实主义者很远，然而能够抛弃红尘中的沮丧，亦不枉死过一回，这便是人生真谛获得的愉悦。

作者：丁帆

作者简介：

丁帆，1952年出生于苏州。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知名文学评论家。历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组第四、五届评审委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论著有《中国乡土小说史论》《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史论》《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颂歌”与“战歌”的时代》《把世界留给黑暗与我》等著作二十余种。

监制：王岩 编辑：刘 婉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