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超越他了吗？不一定

莫沫沫

将武侠电影拍到哲学层面的，现代只有李安一人而已。

李安之前有一个胡金铨，但李安是否已经超越胡金铨呢？不一定。

《卧虎藏龙》也许比《侠女》更好，但胡金铨还有两部晚期杰作。这两部作品的知名度一直不太高。

但我认为，《空山灵雨》和《山中传奇》，比《侠女》和《龙门客栈》更能代表胡金铨武侠哲学的内涵。

《空山灵雨》(1979)

这两部影片的诞生过程，也堪称传奇。

离开香港邵氏兄弟公司的流水线制作体系后，胡金铨在台湾联邦影业公司开启了更具独立性的作者电影创作模式。他以一丝不苟、精雕细琢的创作态度闻名，但也常常耗时漫长、超出预算。

受制于当时的商业环境，他又极力坚持自己的艺术自主权，所以才有远赴韩国，一口气同时拍摄两部巨制的方案。

《空山灵雨》与《山中传奇》同时拍摄，是制片人罗开睦、胡树儒的第一影业机构与黄卓汉公司合作协商的结果。

《山中传奇》(1979)

这一决策旨在利用同一组制作团队和核心演员，也就是徐枫、张艾嘉、石隽等，在韩国的特定外景地集中完成两部影片，以求在经济上更具效益。根据监制胡树儒的回忆，这次制作过程充满了艰辛与挑战。

原计划半年的拍摄期，最终延长至一年多。整个团队，包括一众明星演员，都长期驻扎在异国他乡，这对所有人的身心都是巨大的考验。

胡金铨的完美主义在这次制作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他会在开拍后继续寻找更理想的外景地，甚至曾将自己反锁在房间里构思，让二十多人的团队原地待命，不知何时能继续拍摄。

艰苦的异乡生活与高强度的创作压力，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团队内部的紧张关系。据胡树儒透露，当时胡金铨的新婚妻子、亦是影片监制之一的钟玲在片场意见颇多，一度引起工作人员的不快。

对胡金铨来说，拍电影真的就像是一场充满磨难的朝圣之旅。这种艰苦的创作过程，与影片本身所探讨的修行、历劫与追寻的主题，正好形成了深刻的互文关系。

这种苦修式的电影制作经历，在华语电影里极为罕见，我们也曾在赫尔佐格身上见过。

为什么选择韩国作为拍摄地？因为胡金铨想寻找一个理想化的、未被现代文明侵蚀的古代中国想象。

日益现代化的台湾，殖民地色彩浓厚的香港，都无法提供胡金铨心中那种纯粹的古典山水与建筑景观。

韩国保存完好的古代寺庙，比如海印寺、佛国寺，还有景福宫这种宫殿，以及传统士大夫宅邸，比如两班宅邸，成为了他实现其美学构想的完美画布。胡金铨认为，这些地方的景致与中国古画中的意境如出一辙。

然而，胡金铨并非简单地将韩国景观作为中国的替代品。他通过精妙的剪辑，将不同地点的建筑空间进行拆解与重组，创造出全新的、只存在于电影中的叙事空间，例如《空山灵雨》里的三宝寺便是由多个不同寺庙的局部拼接而成。

通过这种方式，他将韩国的真实地理，转化为了一个纯粹电影化的、理想的中国文化空间。

这次制作本身，成为了离散华人处境的绝佳隐喻。胡金铨本人也常怀一种过客心态，感觉自己身处异乡，对故土怀有深深的眷恋与疏离。因此，这次远赴韩国的拍摄，正是这种离散经验的艺术升华——在远方凭借记忆、学识与想象，重构一个精神上的文化故土。

相比知名度更大的《侠女》，我认为《空山灵雨》与《山中传奇》才是代表了胡金铨文人电影美学的巅峰。在这两部作品中，他将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构图与意境，以及古典戏剧的空间观念，以前所未有的深度融入电影语言。

在此，自然景观不再是故事的背景板，而是承载哲学思辨与精神体验的核心媒介。

胡金铨的电影画面，是深受中国山水画美学的影响，尤其是空间处理方式，借鉴了很多绘画原则。

比如说点景人物，影片中大量运用远景和全景镜头，将人物置于宏大的自然景观之中，使其显得渺小，这是山水画常见的技法。《山中传奇》开篇，书生何云青在海边巨石与山间行走的镜头即是典范。这种构图不仅营造出壮阔的视觉效果，更在哲学层面暗示了个体在宇宙自然中的位置，符合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

还有留白的运用。胡金铨巧妙地运用烟、雾、霭等自然元素，创造出一种朦胧、虚幻的视觉效果。在《山中传奇》和《空山灵雨》中，氤氲的雾气不仅为画面增添了神秘与诗意，更模糊了现实与幻境的边界，营造出一个非写实的、被不确定性笼罩的介质世界，使空间本身充满了哲思。

与西方绘画固定的单点透视法不同，中国山水画采用的是移动视点，如同展开一幅长卷，观者的目光随画面流动。胡金铨通过行云流水般的摄影机运动，尤其是横移镜头，模拟了这种散点透视的观看体验，引导观众的视线在层峦叠嶂、亭台楼阁之间游走，创造出一种流动、开放而非封闭、固定的空间感。

这两部电影都以舒缓、沉静的节奏著称。片中常有长段落的、近乎无声的场景，展现人物在山林、溪涧间行走的过程。

这些看似拖慢叙事的段落，实际上是胡金铨核心的美学策略。

它们并非叙事之间无用的填充物，而是一种视觉上的冥想，迫使观众放慢呼吸，与角色一同沉浸在自然环境中，体验时间的流逝与空间的广袤。

这种沉思性的节奏，为影片奠定了哲学基调，与影片探讨的禅宗正念与道家逍遥游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

值得说的还有胡金铨对建筑空间的处理。

他利用韩国寺庙与府邸复杂、多层次的结构，构建了一个如同迷宫般的世界。这些空间不仅仅是物理场景，更是人物内心与情节张力的外化。

最好的例子是在《空山灵雨》中的三宝寺，寺内回廊曲折、庭院交错，充满了门、窗、屏风等视觉障碍物。

胡金铨用这些元素创造出无数个框中框构图，暗示着层层叠叠的阴谋、隐藏的动机以及物理世界的虚幻本质。

人物在其中穿梭、窥探、追逐，摄影机则以蜿蜒的轨迹跟随，营造出一种视觉上的不可预测性与悬疑感，观众仿佛与角色一同置身于一个充满陷阱与秘密的权力迷宫之中。

这种将建筑心理化的处理方式，是胡金铨将空间叙事推向极致的体现。

胡金铨的武术动作设计，彻底颠覆了传统武侠片追求写实打斗的范式。他将武打场面视为一种精神状态的动态表达，一种动的哲学。

通过借鉴京剧的程式化美学，并结合革命性的电影剪辑技巧，暴力被冲突升华为一种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精神之舞。

他将动作视为一种舞蹈，强调其韵律、节奏与形式美感。打斗中的兵器碰撞声、人物的叱喝声，都经过精心设计，与配乐融为一体，形成一种强烈的打击乐效果，呼应京剧武场中锣鼓点与演员动作的紧密结合。

人物的起手、亮相、闪躲、跳跃，都带有京剧舞台上程式化的优美身段。动作的设计重点在于视觉上的美感与表现力，而非实战的有效性。

例如《空山灵雨》中，物外居士的侍女们从山崖翩然降落，其动作轻盈如舞，完全超越了物理真实，呈现出一种仙气与神秘感。

而富有美感的动作设计，在神乎其技的剪辑手法加持下，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动作美学。卓伯棠称之为「运动连续体」。这一技巧在《侠女》的竹林大战中已初露锋芒，而在《空山灵雨》与《山中传奇》中则更为纯熟。

具体的做法是，他将一个简单的动作，比如一次跳跃、一次俯冲，分解成一系列极短的镜头，有些镜头甚至只有三四格胶片，这远少于人眼能清晰识别的长度。

通过将这些碎片化的镜头快速、连续地组接，他创造出一种时间的幻觉。这种剪辑并非简单地加快动作，反而是将瞬间的动作在观众的感知中无限延长，从而产生一种角色仿佛在空中漂浮、凝滞的超现实效果。

这种剪辑手法彻底解构了动作的物理连贯性，使其超越了人体机能的限制。人物可以在空中改变方向，或以不可思议的轨迹移动。

这不仅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奇观，更重要的是，它将动作从现实逻辑中解放出来，使其成为纯粹的美学与哲学表达。

这种独特的动作处理方式，并非单纯的炫技，而是其电影哲学思想的物理化呈现。

动作的风格与节奏，直接反映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与精神状态。在《空山灵雨》中，各方势力为争夺经卷而展开的快速、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的追逐，正是对世人「贪」念驱动下徒劳挣扎的视觉隐喻。他们的动作迅捷而激烈，却始终在寺庙的迷宫中兜转，最终一无所获。

而在《山中传奇》里，女鬼乐娘与依云的动作飘逸、轻灵，缺乏重量感，直观地表现了她们非人之躯的虚幻本质。

因此，胡金铨的动作场面是一种动态的叙事，通过身体的运动方式，揭示了角色的精神内核。

《空山灵雨》与《山中传奇》在制作上是孪生兄弟，在主题上更是一对相辅相成的哲学双联画。

它们从不同角度，共同探讨了胡金铨晚期创作的核心母题：佛教思想中关于欲望、执念、空性与解脱的思辨。

一部是关于权力空虚的禅宗寓言，一部是关于欲望幻象的志怪传奇，二者共同构成了胡金铨对人性困境最为深刻的电影化沉思。

《空山灵雨》的叙事框架，是对中国禅宗六祖慧能传说的现代转译。影片中，住持之位的传承，并非授予学识渊博或位高权重的弟子，而是传给了曾为流犯、带罪修行、拥有质朴慧根的邱明。

这一情节直接呼应了不识字的慧能，凭借一首「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偈语，超越了学问僧神秀，获五祖弘忍传授衣钵的典故。

影片的核心冲突围绕着玄奘手抄的《大乘起信论》经卷展开。然而，对于觊觎它的各方势力，包括追求财富的文安居士、图谋政治资本的王将军、渴望权力的慧通与慧文和尚，经卷的宗教意义早已被其世俗价值所取代，也就是金钱、权力、名望。

它变成了一个被欲望投射的「物神」。

影片的结局，新任住持慧明（即邱明）将经卷原稿付之一炬，而将抄本分发众人，这一行为蕴含着深刻的禅意。

真理与觉悟无法被物化或垄断，它不在于有形的经文，而在于内心的彻悟，这正是禅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思想的体现。

影片并非一部宣扬佛法的说教片，它揭示了即便是以超脱凡俗为宗旨的宗教圣地，也无法幸免于人性的贪、嗔、痴三毒的侵蚀。寺院内的权力斗争，其本质与世俗官场的争斗并无二致，这构成了胡金铨对一切制度化权威的怀疑与批判。

如果说《空山灵雨》探讨的是「权力」的虚妄，那么改编自宋代话本《西山一窟鬼》的《山中传奇》则深入剖析了「欲望」的幻象本质。

影片中美丽而致命的女鬼乐娘，是人类原始欲望的化身。她诱惑书生何云青，并非出于爱恋，而是为了夺取能超度亡魂的经卷，以实现其控制鬼界的权力野心。

她所代表的，是一种具有诱惑力但终将导致毁灭的、虚幻的感官执念。影片通过蜘蛛吞食同类、饱满莲子化为枯败空壳等象征性意象，暗示了这段人鬼之恋背后潜藏的阴暗与虚假。

主角何云青是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典型。他博学、善良，但在面对原始的欲望诱惑与超自然力量时，却显得软弱、被动、不堪一击。他的旅程是一次精神上的历劫，几乎被欲望的幻象所吞噬，最终依靠佛法的力量才得以勘破虚妄，艰难逃脱。

这两部影片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主题探讨。它们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揭示了佛教思想中「执念」乃万苦之源的核心观点。

《空山灵雨》将镜头对准了本应最纯净的宗教体制内部，展现了权力欲如何腐蚀人心；《山中传奇》则将背景置于人鬼混杂的荒野边陲，展现了情欲如何化为噬人的鬼魅。

前者是对制度性堕落的冷峻剖析，后者是对个体精神危机的奇诡寓言。

二者合观，构成了胡金铨对人类生存困境最为全面的佛学思考。

更深一层地看，胡金铨通过这两部电影，进行了一次深刻的作者自我反思。

他本人正是以博学、考据严谨著称的文人导演，是儒家知识分子精神在电影界的化身。

胡金铨

然而，在《山中传奇》中，他塑造了一个无力、失败的书生何云青，在《空山灵雨》中，最终获得精神传承的，却是不识字的苦修者邱明。

这种对传统儒生形象的解构，可以视为胡金铨本人思想轨迹的投射。从一种依赖文本与知识的儒家世界观，转向一种更强调直觉、体验与顿悟的禅宗世界观。

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精神探索，也反映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崩解、信仰失落的时代背景下，寻找新的精神家园的普遍困境。

所以我认为，东方哲学和现代电影语言结合得最圆融的典范，就是胡金铨的这两部电影。

但是，这两部电影的知名度一直不算太高，问世当年的票房，也不算出色。这和当时港台市场武侠电影的版图发生剧变有关系。

李小龙逝去，洪金宝和成龙的功夫喜剧，刘家良的洪拳系列，在市场各领风骚。相比之下，胡金铨的武侠电影，就太不够刺激了。

我们要不断重估它们的价值，向新影迷持续卖力推荐。总有一天，它会恢复该当拥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