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项英水平髙低不论，但大节是不亏的。在南方坚持了三年，经历多少艰难困苦！皖南事变的失误造成重大损失，他要负主要领导责任。最后因为识人不清被军部的警卫营长所害，也是令人唏嘘……
项英作为博古钦点的中央苏区留守大员，没能实事求是分析自身处境，毫不犹豫带着留守部队跳进了这个火坑。
陈毅拦都拦不住。
选择大于努力，在一开始就选择了正确的方向，人生就会很轻松，随随便便争取一下，就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反之，起始方向错了，那你的容错空间就会很小。
这意味着你需要付出非常多额外的努力，吃很多的苦，才能弥补战略上的缺漏。
项英不是没有能力，但他这辈子吃亏就吃在战略决策能力薄弱上。
每到战略选择关键时刻，他就要犯糊涂，非要吃了大亏才能转过弯来。
最后把自己搞得很辛苦，异常疲惫，结果还不出成绩。南方三年游击战是如此，后来的皖南事变还是如此。
他率领中央苏区留守部队保卫苏区，这原本就是个苦差事，打的是极限逆风局，在强敌包围下，需要万分谨慎才能将局面维持住。
但项英一开局就犯了盲动错误，跳了大坑。
这一跳，彻底断绝了留守部队能有所作为的可能性。
由于战略决策出现重大失误，人地皆失，在极短的时间里，留守中央苏区的红军直接进入艰难求存模式。
01
博古临走的时候，以中央名义下了一个训令，给项英布置的任务是保卫苏区。
如果我们从后来者的角度来看这个任务，确实有点坑。
红军主力就是因为打不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了，所以才要战略转移，结果主力走了，还要求留守部队继续保卫，这不明显是强人所难嘛。
但要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思考这个问题。
当时红军主力转移时，原计划并没有要走这么远。起先博古他们想效仿红四方面军，当年张国焘舍弃了鄂豫皖苏区，最后建立了通南巴根据地，小日子过得也非常红火。
所以博古起初想的是从原苏区撤退后，跟红二、六军团会合，找到一个好地方，再建一个苏区，也不是难事。
另一方面，博古并没有下决心放弃中央苏区，还想着，在时机合适时重新打回来，毕竟红色首都瑞金在中央苏区。
整体来讲，博古的决断能力不够强，还是吃亏吃少了，做事不够坚决。
决心就是力量，历史反复证明，关键时刻的犹豫比犯错还要致命。
我丝毫不怀疑项英的革命信仰，也不怀疑他为革命牺牲的勇气，但他这辈子在两个关键路口犯下的决策错误，都跟他转变太迟有关系。
先是太犹豫，明知不该做的事却不敢不做；后来也还是太犹豫，明知该做的事也不敢去做。
项英的犹豫很好理解，中央苏区是一个很大的根据地，在彼时的红军将士心中，这是“堂堂之府，正正之区”，说舍弃就舍弃，情感上是很难接受的。
所以最后博古定下了“保卫苏区”的任务。
但考虑到大部队走了之后，留守部队必然坚守不了那么大区域，博古还贴心缩小了保卫范围。
在训令中，博古以中央名义，最后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4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为基本游击区和最后坚守的阵地。
这是中央苏区最为核心的区域。
留守部队主力有1.6万人，算上伤病员有将近4万人，而敌军有十几个师，实力相差十倍多。
项英原本以为红军主力走了之后不久，敌军主力也会跟着走，但实际上老蒋只抽调薛岳和周浑元部进行追击，其他围剿部队并没有做过多调整，继续维持围剿阵型。
所以从敌我态势上来看，留守部队根本完不成这个任务。
而这个任务最奇葩的地方就在于，作为极其弱势的一方，竟然自己画了一个圈，限制自己的行动范围，让自己陷入被动处境。
这是兵家大忌。
博古不仅留下了保卫苏区这个大坑，还交给项英一个短期任务：掩护大部队撤退。
如何掩护呢？
主要的掩护方法并不是出击以调动敌人兵力，而是假装红军主力还没有走。
如何假装呢？
很简单，原来红军主力在的时候，中央苏区是怎么运转的，走了之后还要维持这种运转，以前怎么防守现在还要怎么防守，以给敌人一种假象，认为苏区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先骗过了自己人，才能骗到敌人。
为此，博古还嘱咐项英要继续封锁红军主力转移的消息。
“必须等主力红军和中央机关全部突围到了湖南后，才能向部队和地方干部、群众公开宣布主力红军突围转移的消息。在这之前，必须严格保守秘密。”
为了保守秘密，红军主力走了之后，中央政府原来的全套机构都保留下来，各部门、各机关依然保留原先的名称，而且人员照常上班办公，各部门的工作任务和工作制度照旧执行。
包括机关报《红色中华》继续照常出版，其宣传内容仍是扩红、征收公粮、优待红军家属等等。
一切都像无事发生。
事实证明，保密工作是有效的，这些努力为主力红军争取到了至少十多天的窗口期。
直到10月下旬，北路军才确知中央红军主力已突围西进。
东路敌人一直到11月上旬还以为红军主力和重要机关仍留在中央苏区。至于中央红军主力西征的战略意图，直到11月中旬，蒋介石才真正弄清楚。
假装主力没走，这确实麻痹了敌人，但与此同时也麻痹了自己。
02
项英有极强的生存能力，可战略能力相比要差一点。
他其实有希望不跳这个大坑，或者说不跳那么快，等到主力红军那边对形势有了更为清晰的判断，项英的战略决策空间就会出来。
很可惜，中央苏区的形势甚至在遵义会议之前，就出现了重大损失。
如果决策更加理智一点，红军在南方八省的日子不会过得这么苦，损失不会那么大。
红军主力走了之后，大家都假装无事发生，高级干部也只是聚头开了个会，对中下层继续保密。
项英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之后，就没有什么大动作了。
啥都没有部署这冤枉项英了，他还是提出了要依靠群众等方针。
但究竟如何使用留下的红军主力，是继续延续之前的大兵团作战，还是立即化整为零，开始打游击，要做什么样的准备，需要如何展开动员，项英其实并没有成熟的想法和准备。
教员曾说过，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为啥要这么做？
你做的准备工作太充分了，是按照核弹袭击级别做的防御，结果根本用不上，对方只出了导弹。那你做起事来就会很从容，游刃有余，这样就容易把事情做好。
反之，你事前准备的太少，一碰到突发状况就会手忙脚乱，忙中就会出错，事情就会做坏。
可能很多人会说，有时候你准备那么完善，想了那么多备用方案，其实大多数都用不上，时间和精力都浪费了。
用不上就对了。
绝大部分的准备工作，是为了用不上，而不是为了用得上。
在上一篇结尾提到，项英跟教员之间的关系不怎么好，这其实并没有什么，这个世界上不喜欢教员的人多了去了，问题是这会影响项英的判断，影响他吸收正确的东西。
因为你反对什么，你就会受什么影响。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但实事求是的讲，准备不够的锅，博古和李德也要分一部分。
他俩非要搞什么保密，啥消息都不透露，导致各种准备工作不完善，光是这一块工作造成的损失，就难以估量。
而项英最大的错误是作为领导，却对危险的认识不充分，不承认失败。
他存在一定侥幸心理，从思想准备上，就先弱了一筹。
在制定留守部队战略方针时，项英保留了红军主力会重新回到苏区的可能性，指望主力最后能胜利回转，最后配合主力反击敌人的进攻。
尽管中央在留下的训令中，给了留守部队可以依靠游击战争方式保卫苏区的指示，可项英并没有下独立自主，依靠自己坚持斗争的决心。
在战略上依旧采取敌我对抗的方式，在战术上依旧采取大兵团作战方式，由于作战方法跟红军主力在的时候没有区别，直接导致留守部队陷入战略被动中。
从历史来看，项英起先对敌我实力悬殊巨大，并没有多么重视，或者说，他就没有考虑过单靠自己去对付这股力量，也没有认识到手里的主力红24师，是留守部队最大的指望，不能轻易暴露在敌人视野里。
凡事必须要有统一和决断。
胜利从来不站在智慧的一方，自信的一方，而是站在有计划的一方。
由于决心下得晚，上下没有建立统一共识，思想准备不足，项英错过了最关键的战略转型期，没能制定完善的留守计划，对敌人对自己的估算都出现了很大失误，主力部队没有及时分散开来，依旧采取抱团策略。
而先前的保密政策，导致中央苏区的群众和干部，对即将到来的残酷打击没有足够准备。导致整个中央苏区的形势变化，是一种骤变，突然就急转直下了。
前一秒众人还在为革命高潮的到来而努力，后一秒就直接宣告革命进入低潮了，这谁能受得了？
这一套下来，留守部队毫无悬念地掉进了博古留下的大坑里。
03
博古的问题在于年轻，项英的问题在于缺乏军事经验，尤其是游击战争经验。
当这两个人组合成了上下级，就已经注定了很多事。
按理讲，我们党走的是集体领导路线，尤其博古临走前还留下了有丰富游击经验的陈毅，不会让项英如此决断才是。
但博古这个人不够自信，他虽然将瞿秋白、何叔衡等一众元老留下来了， 却没有给他们相匹配的决策权。
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时，留下了三个领导机关负责领导留守军民继续坚持战斗。
党的领导机关为中共中央分局，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人组成。
行政领导机关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由陈毅任主任，梁柏台任副主任，谢然之(后叛变)任秘书长。
军事领导机关为中央军区，但这个机构的具体职权和负责人，起初未明确，直到红军主力突围后，中革军委才最后确定，指定项英兼任中央军区司令。
博古后来提到“中央局书记项英、组织潭秋、宣传秋白、军事陈毅、政府其余江西曾山书记、福建汪金祥、鄂赣刘伯坚，这些干部以后遭受牺牲，这是我负责的。”
像陈潭秋、瞿秋白、何叔衡还有刘伯坚、陈毅等人都是建党元老、共产党创始人，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有着非常丰富的革命经验。
如果能将这些人的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各司其职，留守部队的发展前景是不会差的。
然而书记项英，并没能妥善利用好这笔宝贵的政治资源。
或者说，因为军事上的重大失利，导致整个局面进入失控的边缘，瞿秋白、何叔衡等先后在转移中被俘就义，随着这些人的走失，哪怕日后想重建一个有力量有能力的领导核心，也很难了。
军事问题是留守部队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其他事都是白瞎。
原本陈毅是军事方面的负责人，可最后却给了他一个政府办事处主任的职位，没有让他当中央苏区司令，这种安排可能是想把权力都集中到项英手里，危急时刻这么处理，也无可厚非。
给陈毅的定位是军事顾问、参谋一类的角色。
陈毅还是很有经验的，在留守部队第一个高层会议上，就明确给出了自己的判断：
陈毅认为蒋介石不会因红军主力撤出而丢下中央苏区不管，不会让苏维埃政权继续存在。而敌我力量悬殊巨大，因此中央苏区即将迎来狂风暴雨般的打击，必须要提早筹备，迅速做好打游击的准备。
但项英只是部分接受了陈毅的意见。
他还是认为苏区并没有失败，主力部队还会打回来的，而留守部队的主要职责是守护好苏区，到时配合主力进行反击。
可陈毅作为第五次反“围剿”时西方军总指挥，江西军区负责人，他很清醒的认识到反围剿失败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失败就是失败，承认失败还可以不失败或少失败些。失败了硬是不承认，那是十分危险的。”
“承认失败并不是悲观失望，而是政治上坚强的表现。”
陈毅讲的话很明白，奈何项英听不进去。
听不进去的有两部分原因，一是项英头上还有领导，另外他缺少游击战经验。
04
在红军主力刚撤走的那段时期，中央和项英之间还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长征出发前，中革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根据总参谋长刘伯承的指示，留下了王震、严重、邬一之、萧满德、林厚佑、林仁贵等人员和部分装备器材，就地坚持游击斗争。
这样就为双方之间能随时保持联络提供了人员、器械与技术保障。
初期，博古会跟项英通报红军主力的情报，项英也会把苏区的情况如实上报，接受中央的指示和领导。
在敌军攻占汀州、宁都后，中革军委于11月3日致电项英，指出中央军区下一步应采取的行动，即避敌锋芒、保存实力、灵活作战。
“一般的应放弃从正面的防御，而应利用敌人前进的迅速和筑堡的短促，在敌人侧翼及后方发展游击战争”，“目前已无使用二十四师抗击李纵队之必要，而应灵活使用”。
中央也知道苏区要实行游击战争才能完成任务，可说是一回事，执行是另外一回事了。
项英是工人干部出身。
他曾在武汉组织领导过工人纠察队，也曾带领工人组织配合过北伐军行动，可他并没有领导过游击战。1927年之后，工人出身的项英开始进入领导层，并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
回国之后，他担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兼中共党团书记。
一直到1931年初，六届三中全会开完之后，他才去了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兼中革军委主席，从这里开始项英才算真正接触军事。
但那时中央苏区的主要是围剿和反围剿斗争，都是大兵团作战，也没有游击战给他补充经验包。
项英极其缺乏游击战相关的经验。
唯一一个从井冈山上下来的游击战大佬陈毅，还被党内路线斗争欲旺盛的项英晾在一边。
种种原因结合在一起导致中央苏区的游击战策略迟迟落不了地，项英又习惯大兵团作战方式，最终导致他在战略转变上一拖再拖。
其实项英如果转变及时，他是很有优势的。
红军主力在突围过程中，由于敌人追的太紧太死，导致一路上有很多队伍走散，包括还有很多伤员等，都被留下来了，而朱老总曾明确给项英指示，这些因为各种原因被丢下的红军战士，由他负责收容。
“收容野战军在信康地域留下的伤病员，当其治好时即可吸收在上述地域的游击队内为干部。”
这些人都是红军正规部队的干部，当他们伤势好一些后，意味着项英手里将会有一大批干部可以使用。
如果转化得好，这些人就会重新变成一支部队。
05
敌军的动向确实如陈毅所言。
老蒋得知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后，一方面立即派遣中央军和湘粤的本地军阀围追堵截，另一方面，老蒋决定趁此机会彻底消除红色割据的影响，故把大部分兵力留了下来。
红军主力走后，只留下不到三分之一不到的部队留在苏区，而敌军却只抽调了不到一半的原围剿部队去堵截红军主力：
“中央军从进攻中央苏区的部队中调动九个师两个旅，周浑元纵队四个师，薛岳五个师，惠支队两个旅。”
陈济棠从进攻中央苏区的部队中调出三个师一个旅，何键从进攻湘鄂赣苏区的部队中调出三个师，从进攻湘赣的部队中抽出四个师来拦阻、追击或袭击红军主力。
剩下的部队将用于继续围剿中央苏区。
老蒋于1934年11月19日下达的一份电令，给部队下了任务指标“其赣、湘尚未收复之各县，统限于十一月底以前一律收复，并完成碉线”；
“自十二月一日起，另行划区绥靖，限期肃清残匪，完成公路，组织地方训练民众，处理匪区善后事宜”。
敌人的步伐很快，到了11月底，中央苏区的全部县城落入敌手。
虽然苏区的局势越来越严峻，但项英并没有下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留守部队的生存问题，他仍寄希望于红军主力能打胜仗，把更多的敌军吸引走。
再加上留在苏区的红军指战员，目睹敌人进入到此前中央苏区的核心地区，激愤不已，纷纷请战，要求打一个漂亮的伏击战，要给敌人一点颜色看看。
战士们的情绪可以理解，但作为最高首长的项英竟然也认可了这种想法，是不应该的。
11月22日，中央分局命令红24师及地方武装一部，在江西会昌以北之谢坊的湾塘岗设伏。
项英想打一个漂亮的胜仗，以鼓舞士气，挽回中央苏区的颓势。
领导在井冈山时期就一直强调，“我们历来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也不打只有准备但无把握之仗”。
只打能赢，且有好处的仗，否则有把握有准备的仗也不会打。
长征路上，教员就曾围绕要不要进攻打鼓新场的问题，跟其他人大吵一架，当时林彪等人跟项英想的一样，也认为需要打一场胜仗鼓舞士气，而且打鼓新场敌人弱，比较好大。
但领导坚持认为，这仗不能打，因为赢了也没有好处，打下来了，你又无法坚守，反而容易陷入敌人的包围圈，既加剧自己的危险，还有损有生力量。
打鼓新场最后由于领导的坚持没有打，但中央苏区的行动却没有人能阻止项英。
伏击战是打赢了，由于敌人误以为苏区已经没有红军正规军了，轻敌冒进，抢着争功，顺利进入红军的包围圈。
可这场不算大的胜仗，却暴露了主力部队红24师的存在，敌人得知消息后，立马改变策略，开始调集更多部队围剿留守部队，加剧了项英的压力。
这一仗就像领导对打鼓新场的判断一样，哪怕打赢了也是输了，因为不仅没意义，还有害自己的长远利益。
1934年12月中旬，敌人布置的宁都到瑞金、会昌的碉堡封锁线已基本形成。
而南线粤军的4个师已从追堵主力红军转而回防赣南，在西线，从兴国到于都的封锁线已经形成。
中央苏区已被分割成若干小块，每块都处于敌人四面包围之中。
项英率红 24师等红军正规部队据守的“三角地区”虽然力量较强，但回旋余地实在太小，尚能控制的地域南北仅50 余公里，东西宽约30 余公里。
而敌人在这个地区周围部署了10 多个师的兵力，随时有可能将红24师一口吞下。
直到此时项英才感到形势是如此的危急。
紧急请示中央，希望得到新的作战指示。但彼时的中央红军所面对的形势比留守部队还要严峻，根本没有时间回复项英。
项英反复给中央打电报，一直没有回复。
无奈之下，他做了一些调整，开始加大动员力度，医院里一些伤势不重的战士也被动员重新入伍了，并陆续派出一些小部队到各地发动群众，为游击战做准备。
但项英直到此时，还是没能下决心做战略上的转变，没能从大兵团的作战方式，转变到真正的游击战。
敌人也不管你如何应对，他们就是埋头造碉堡，持续不断的压缩红军的战略空间，将红军分成一小块一小块。
其实到了这一地步，红军打正规战的那一套体系已经完全崩塌了，不论是士气还是战斗力都在急剧下滑，下滑到什么地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