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评论》推文｜左亚文:民间信仰与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研究话语体系中国化(笔谈)

编者按：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构建扎根中国土壤的乡村治理研究话语体系，既是回应本土治理实践的理论自觉，更是社会科学自主性发展的必然要求。面对西方理论范式与中国乡村现实的适配性挑战，如何从中国独特的历史逻辑、制度优势与文化基因中提炼标识性概念、建构本土化理论，成为破解政治学话语“输入型”困境的关键命题。为此，本刊集结学界同仁，围绕“乡村治理研究话语体系中国化”展开多维研讨，力求推动学术叙事从问题导向转向体系建构，从现象阐释转向规律揭示。

本期专题以理论深耕与实践观照的双向互动为鲜明特质，呈现三重研究向度：其一，锚定本土理论建构的主体性。黄祖辉教授从党建引领切入，解码中国乡村治理的制度密码；任剑涛教授立足知识论视野，重构乡村治理话语的“中国性”坐标；郎友兴教授重释“乡村性”本质，为理论回归乡土社会奠基逻辑起点。其二，深耕多元治理实践的本土化路径。左亚文教授开掘民间信仰的现代治理价值，张琦、唐鸣聚焦低收入群体帮扶、人口结构变迁等现实问题，司伟教授解析农业转型与市场体制的适配逻辑，韩旭研究员强调“内在视角”对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根基意义，展现治理智慧的实践生成性。其三，直面数字化与现代化的时代命题。许源源教授系统建构数字乡村的实现路径，唐斌教授揭示数字游民对乡村共同体的重塑机制，唐小芹教授探索数字技术赋能共同富裕的实践进路，彰显技术变革与治理创新的深度耦合。

值得关注的是，学者们既从“唯真尚美求实”价值内核（汤建军）、薛暮桥思想（仝志辉）、“第二个结合”（詹志华）中汲取历史智慧，更深入县域经济运转（肖卫）、县乡机构改革（杨华）、驻村干部信任机制（梁丽芝）等中观场域，在制度肌理与治理细节中捕捉理论生长点。陈文胜教授关于话语体系中国化的路径阐释，王薇教授对乡村共同体演进的动态考察，则为研究注入了历史纵深感与未来指向性。

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之路，本质是本土化话语体系的建构之路。本刊将以此为起点，助力于推动中国乡村治理本土经验升华为具有解释力、批判力与引领力的理论体系，为全球乡村治理贡献兼具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的中国方案。

本人从小是农村长大的，自己也当过农民，每年都要回农村老家去，对农村的情况还是比较熟悉的。当然，如黑格尔所言，熟知的并不一定是理解的。本文就民间信仰和乡村治理谈几点浅见。

一、民间信仰在农村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人是信仰的存在物，一个理智正常的人都会有信仰，农民也不例外。问题在于，一个人信仰什么？以什么样的方式表现信仰？西方人大都信仰一神教，并且通过一系列严密的制度化和戒律化的形式体现出来。中国本土的道教和中国化的佛教亦是如此。

中国不是一个宗教的国度，大多数人并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但不等于没有信仰。中国的民间包括农村的大多数人都信仰民间宗教。民间宗教是一种多神论的自然宗教，千百年来，广大的民众秉承“见庙就烧香，见神就磕头”的传统，相信自然万物皆有神性，所谓“山有山神，水有水神，门有门神，灶有灶神”，举凡日月星辰、风雨雷电、水土草木，乃至鸟兽虫鱼，皆有神性。至于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实体性的存在亦有神性，例如，人有灵魂，死后成为鬼神；猪马牛羊等也是如此。中国农民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处处充满神性的世界里，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的农民像中国农民这样相信神、信仰神和崇拜神了。

中国农村到处都建有庙宇，里面供奉着众多的菩萨。这些菩萨有些是佛教的，如观音菩萨、弥勒菩萨；有些道教的，如玉皇大帝、关圣帝君；还有历史中的杰出人物包括自己的祖先也会成为供奉祭拜的菩萨。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国民众的多神信仰和祖宗崇拜。

农村的老太太和老大爷一般初一、十五都要到庙里去烧香、祭祀，我母亲晚年一直坚持，从不间断。农村的中青年人在春节期间和一定的节日都要到庙里朝拜。

这就是现今中国农村大多数农民们的宗教信仰活动的大致场景。历朝历代，民间就是靠着这样的宗教信仰维系社会生活的伦理秩序、打造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寻求人生的意义价值。

人不是动物，而是理性的存在，如果没有信仰，没有安顿灵魂的精神家园，没有找到为何活着的意义所在，人是一刻也活不下去的。如果没有信仰，社会的伦理道德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根基，人们就不会自觉地坚守道德规范的情感力量。如果没有信仰，人们就没有了将彼此联系和凝聚起来的最坚实的纽带，社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

这就是民间信仰的作用、民间信仰的价值、民间信仰的力量之所在。

二、民间信仰衰落现状的分析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西方强势文化的猛烈冲击，不断被侵蚀和解构，中国的民间信仰也遭此厄运。

特别是20世纪中期之后，民间信仰一度被视为封建迷信遭到禁止。

改革开放之后，民间信仰逐渐开放，于是民间的一些宗教活动开始活跃起来。一些农村，人们集资建造了一些新的庙宇，原来破败的庙宇大都得到重建。以我的老家湖北省咸宁地区通城县为例。通城县位于湖北省的最南端，是湘鄂赣三省交界之地，其与湖南的临湘、岳阳、平江、江西的修水交界，属于湖湘文化圈。在我们老家，几乎每个村至少有一至两个大的庙宇，里面有长期住庙的主持，供信众定期开展活动。

但最近几年来，统战和宗教部门对民间宗教活动进行整顿，每个村只允许保存一个庙宇。我回老家时，几个村的乡亲们向我反映，他们的大庙被封了，无法开展活动。由于有些村人口多、面积大，还有些村处于山区或半山区，民众到庙里朝拜得走十几天山路，十分不便。但是，现在农村对庙宇的整理搞“一刀切”，人民群众意见很大。我替他们反映过，但作用不大。

这样做的后果负面效应很大。由于没有了宗教活动的场所，农民们只好聚在一起打牌赌博，败坏了社会风气。有的人甚至结伙专做偷鸡摸狗的事，农村的狗基本上被这些人偷光了，晚上竟无犬吠声。农民们养的鸡鸭鹅晚上只好关到家里，否则就被人抓走了。当然，我们不能说农村的这些问题都与民间信仰活动遭到整顿有关，但民间宗教信仰活动的有序开展，肯定会有利于农村治理则是毫无疑问的。

民间信仰的衰落所引发的不良后果还表现在：

其一，不少农民特别是青年人看不到前途理想，精神颓废。他们每天沉迷手机游戏或打牌摸麻将，得过且过，懒于耕作。

其二，农村较普遍存在孝道失落，乡风不正的问题。鉴于这种状况，2020年春节前，正好在武汉封城前几天，我回乡过年期间，筹集到了一万多元钱，在村里搞了一次评选孝子孝媳的活动，当选者每人奖励五百元。我这样做目的，就是为弘扬正气、扭转邪气尽一点绵薄之力。

其三，有些人找不到生活的意义，心无敬畏，身无顾忌。这是一些人做出违法乱纪行为的深层根源。

无疑，上述这些问题都与民间信仰的衰落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重建民间信仰是乡村治理的重要路径

首先，应适度开放民间信仰之路。实际上，民间信仰本身是多元的，有的信菩萨，有的信道教，有的信佛法。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三教的统一，民间信仰一般是将三者混合和交融在一起的。一些读书人往往信仰儒家思想，广大民众大都信仰带有道教和佛教性质的民间庙宇文化。这些信仰本质上属于广义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在党和政府大力倡导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我们对于民间宗教信仰应站在大文化大传统的高度来加具体分析和审慎对待，切不可重犯“文革”的错误，把民间宗教简单地看作消极的东西，采取“一刀切”的全面否定的态度。

其次，自觉地发挥民间信仰整饬民心和治理乡村的作用。收拾、整饬民心的最好方法是让广大民众建立理想、信念和信仰。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但对于广大民众，我们应该按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允许其选择包括民间宗教在内的其他信仰。当然，我们也要积极引导人们选择合理的信仰，坚持反对邪教。即便对于民间宗教信仰，我们也要教育其传承有利于社会的内容和形式，对于巫术邪法则要坚决予以抵制。

再次，应把对于农民的道德教育和信仰教育有机结合起来。道德与信仰有着天然的内在关联，不论何种道德，总以一定的信仰为根基。一旦离开信仰，道德就会立刻丧失其自主和自觉的特征而转向反面。而信仰又不是虚幻的，它必然要通过一定的道德行为表现出来，一定道德不过是一定信仰的外化和实现。因此，只讲道德教化而不讲信仰教育，道德教化就会落空、就会被虚化，只有把二者紧密地统一起来，并且将道德牢牢地奠定在信仰之上，道德教化和建设才能卓有成就，才能真正成为乡村治理的坚强支柱和有力保障。

作者系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乡村治理评论》2025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