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惨遭徐志摩夺妻，背负半生骂名，最终48岁客死异国他乡

说到民国爱情故事，陆小曼仿佛一直都和徐志摩的名字“绑定”在一起。他们的爱情，一直以来都备受争议，原因无他：两人相识的时候，陆小曼还是他人妇呢。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徐志摩和陆小曼当时的丈夫，还是好友。那么她的丈夫究竟是谁呢？他就是王庚。

说到王庚和陆小曼的缘分，就要追溯到1922年了。当时，他和陆小曼在北京结婚，圈子里都是对这对璧人的祝福，毕竟两人门当户对又郎才女貌。

1921年的时候，王庚就已经是陆军上校了，26岁的陆军上校，谁见了不说一句“年少有为”？王庚在官场顺风顺水，个人问题也被提上日程。那会儿的达官贵人都讲究“门当户对”，唐在礼夫妇看着王庚一表人才，就想起了陆小曼。

陆小曼是谁？北京城没人不知道。她爹是赋税局局长，家里有钱有势。更不用说她从小就在圣心学堂念书，英法双语都说得很出色，毕业后在北洋政府当翻译，接待外国使节时落落大方，胡适都说她是“北京城不可不看的风景”。

加上人长得漂亮，性格活泼，每每在舞会一出现，总能吸引全场目光。唐在礼夫妇牵了线，王庚和陆小曼见了面。陆家父母一看王庚，年轻有为，家世清白，还是留洋回来的军官，十分满意。

陆家父母一口答应了王家的提亲，从订婚到结婚，前前后后也没用多长时间。1922年，婚礼在北京举行。当时的排场真是十分盛大，来宾更是各个身世显赫，就连报纸上都争相报道：“一代名花落王庚”。

可谁也没想到，婚后的日子，跟王庚想的不一样，也跟陆小曼盼的不一样。

王庚是军人出身，生活里带着股子“硬气”。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要么去军营操练，要么在办公室处理公务，晚上回来也是看文件到深夜。在他看来，男人就该拼事业，给老婆挣够吃穿，就是对家庭负责。

可在陆小曼眼里，这叫“没情趣”。陆小曼过惯了热闹日子。婚前就天天跟朋友去舞会、听戏，婚后被圈在家里，对着空荡荡的院子，心里更是憋得慌。她跟王庚提过：“我想出去跟姐妹们聚聚。”王庚总说：“家里啥都不缺，老往外跑像什么样子？”

次数多了，陆小曼也懒得再跟他说那么多了。

1924年，王庚被派去哈尔滨当警察厅长。他想带着陆小曼一起去，可哈尔滨天寒地冻，陆小曼去了没几天就想家。她跟王庚说：“这儿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待着难受。”王庚心里舍不得，可看着老婆红着眼圈，还是松了口：“那你回北京吧，我有空就回去看你。”

回了北京的陆小曼，还是觉得日子没什么趣味。王庚怕她孤单，就特意托了自己最信得过的朋友徐志摩，让他多照看着点：“志摩，你跟小曼都爱热闹，你多带她出去散散心，别让她一个人闷坏了。”

王庚当时觉得，朋友之间互相帮衬是应该的，压根没往别处想。

徐志摩跟王庚是通过梁启超认识的，他们都是梁门弟子，平时称兄道弟。徐志摩是诗人，浪漫得很，跟陆小曼一聊就投缘。

陆小曼跟徐志摩在一块儿，觉得自己又活过来了。徐志摩会陪她去看戏，听她抱怨，还会写些情诗给她。有次陆小曼说想看昆曲，徐志摩立马找朋友搭班子，亲自上台唱了一段。这些，都是王庚从来没给过的。

时间一长，他们就越走越近。街坊们开始有闲话，说“陆太太跟徐先生走得太近了”。王庚在哈尔滨听说了，心里不是滋味，可他总觉得“朋友妻不可欺”，徐志摩不会做这种事。

直到有天，他收到北京朋友的信，说俩人在新月社出双入对，跟夫妻似的，王庚手里的笔“啪”地掉在桌上。

1925年，王庚调回上海，赶紧把陆小曼接了过来。他想好好过日子，可陆小曼的心已经不在他这儿了。有次王庚跟她说：“你在家等我，我回来有话说。”

结果唐瑛来找陆小曼吃饭，陆小曼想去又不敢，唐瑛打趣她：“都说你丈夫怕你，原来是你怕他啊。”这话戳中了陆小曼的软肋，她一赌气就跟唐瑛上了车，刚出门就撞见回来的王庚。

王庚当着众人的面红了眼：“你是不是人？说定的事不算数？”陆小曼觉得委屈，跑回娘家哭。陆父听了也火冒三丈，说：“这日子没法过了”，他表示支持女儿离婚。

那会儿徐志摩也在跟老婆张幼仪闹离婚，他找到刘海粟帮忙。刘海粟自己也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架不住徐志摩软磨硬泡，先去劝陆母：“阿姨，您疼小曼，就该让她找个贴心的人。”陆母本来挺喜欢王庚，可架不住女儿以死相逼，最后叹了口气：“随她吧。”

刘海粟又摆了桌酒，叫上王庚、陆小曼、徐志摩和几个朋友。一桌子人谁都不说话，气氛僵得很。张歆海先开口：“我就是当年逃婚，才找着幸福，来，为自由干杯！”刘海粟跟着说：“新时代了，婚姻得自己做主。”

王庚端着酒杯，手都在抖。他看着陆小曼低着头，徐志摩一脸期待，心里也明白了这次是为了什么，“行，我成全你们。”王庚放下酒杯，声音哑得厉害。

1925年底，王庚和陆小曼办了离婚手续。

离婚后的王庚，日子一天不如一天。那时候，他正代表北洋政府在上海买军火，跟白俄商人谈好了价钱，把钱交出去，对方却卷款跑了。北洋政府不分青红皂白，把王庚关了起来。在牢里的日子，他怎么都想不通，自己兢兢业业，怎么就落到这步田地？

出狱后，王庚的身体就垮了。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他带兵抵抗，却被人诬陷“通敌”。更有谣言说他“为了见陆小曼，把布防图给了日本人”。后来国民政府查清了，说“确无通敌证据”，可他的名声还是毁了，最后还是以“擅离职守”的罪名被判了两年半。

在牢里，王庚得了心脏病，稍微动气就头晕，同事们背后叫他“王头”，说“看，王头又量地皮了”（指他晕倒）。可他从没抱怨过谁，出狱后还是该做什么做什么。

1942年，国民政府派军事代表团去美国，王庚因为懂英语，又跟艾森豪威尔是同学，被选进了代表团。出发前，他身体已经很差了，医生说：“你得好好休养”，可他摆摆手：“国难当头，哪能顾得上自己。”

没想到，途经开罗时，王庚的肾病突然发作，倒在盟军医院里，再也没醒过来。那年他才48岁，身边没一个亲人，就这么客死他乡。

如今再看王庚的故事，还是难免让人唏嘘，这样一个西点军校的高材生、保家卫国的军人，竟然就这样仓促地结束了他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