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俊杰：由重商主义探寻后发国家的赶超之道（上）

学人简介：梅俊杰，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世界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长期研究外国经济史及经济思想史。本文系梅老师2025年8月19日在“北京大学第九届中外经济思想前沿研究生暑期精品课程班”上的讲稿。作者授权首发。

各位学员好！很高兴有机会跟同学们讨论一下有关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问题。这次研究班的主题是后发现代化发展思想，我就根据自己的近年研究，着重从重商主义角度来讲解，希望能引起兴趣甚至有所启发。以前，我在这个研究班系列中讲过重商主义，但这次又有一些心得，比我出版《重商主义与国家赶超》（2023年）时又有若干最新认识。

我准备讲五个方面，一是换个思路定义“后发国”，为的是拓展后发问题的考察视野；二是正本清源认识重商主义，重在纠正有关重商主义的流行误解；三是重视李斯特学说的价值，因为它是重商主义合理内容的集大成；四是以赶超实践印证重商主义，借以了解重商主义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五是反思重商主义及其历史观，希望能避免重商主义解读中的偏差。

01

换个思路定义“后发国”

对“后发国”的定义本来不是一个问题，按照通行的理解，“后发国”指的是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起步较晚的国家。众所周知，工业革命于1760年代在英国发动，及至19世纪上半叶，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由于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推动力，英国自然也成了全世界现代化的先发国，甚至可谓唯一的先发国。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其他国家都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后发国。这在逻辑上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从具体历史进程看，众多后发国走上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也各有先后。紧随英国，先行的有比利时、瑞士、荷兰、法国，再则有德国、美国、意大利、俄国，还有北欧国家，以及英国的自治领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但严格来说，我们一般并不把这些国家称为后发国（或许俄国是例外）。理由是，作为19世纪英国的追随者，这些国家从世界范围看仍属相对的先行者，与英国同属欧美基督教文明体系，且总体上已跻身发达行列。

有鉴于此，如今通常所谓后发国，主要指那些更后启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分布于从中东到东亚、从拉美到非洲的广大地区，即所谓“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这批国家主要在20世纪才系统推进现代发展，在地理和文明上更加远离西欧这个现代核心地带，不少经历过殖民统治，也经历过民族解放运动或共产主义革命。它们中除了部分如日本和原称“四小龙”的经济体外，绝大部分由于各种原因至今还在工业化特别是现代化的道路上艰难求索乃至徘徊不前。现在所谓后发国，所指就是这些国家。

以上定义为人所熟知，当然并不为错，然而，多年的研究告诉我，如果单纯按照这样的定义来思考后发国的发展思想，那很容易限制我们的视野。是的，定义会影响思路。例如，当主流学界把英国定义为现代化“内生”“先发”的原型时，人们就自然而然地会忽略英国曾经也后发的历史，更不会去深究英国为了从后发境地急起直追而采取的那些非常措施。[1]同理，按照通行的后发国定义，我们就容易把目光紧盯非主流甚至非西方的那些国家，仅仅从它们那里去考察发展思想包括相应的政策实践。如此一来，不是偏偏会忽略率先成功实现了现代化的大量欧美国家吗？

我的看法是，仅仅围绕通常的后发国去想问题，必然会劳而少功。有位尼日利亚学者曾抱怨：“在整个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中，简直没有哪一种严肃的科学理论是从第三世界的具体情况出发而建立的”，“用来指导第三世界发展的理论纯粹是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的衍生物”。[2]但其实，只要我们换个思路，引入历史的维度，只要让眼光超越当今这些后发国，同时去考察当今发达国家历史上曾经的后发阶段或干脆说落后阶段，我们定会大大拓宽自己的思路，定会就工业化、现代化和赶超发展问题获得更多更有价值的启示。此话怎讲呢？

首先，一旦注重考察当今发达国家曾经的后发阶段，我们就会拉长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时间尺度，不再仅仅盯着19世纪先行者工业化高歌猛进、现代化基本告成的这个阶段，而必然会大大往前追溯历史。事实上，包括工业化在内的现代化或者说现代性的趋势，也确非起自19或18世纪，而是随着中世纪的结束就在稳步萌生，至少可以划定在15世纪。在这个完整的现代化时间框架中明显可见，哪怕是英国这样的国家都曾严重落后过。从现代化进程系列上看，最早取得现代发展的是意大利城邦国家如威尼斯，再后西班牙、荷兰一度领先过，此后才轮到英国和法国追赶到前列。这个现代化引领者的队形始终在动态变化。

进言之，欧洲主要是西欧作为一个整体固然在世界的现代发展中一马当先，但如果观察欧洲内部则不难发现，还是存在着各地发展参差不齐、相互之间你追我赶的局面。后来的落后国曾经领先过，而后来的领先国却曾经落后过。换言之，当今发达国家都有过落后的阶段，都曾经是后发国，也都孕育过志在摆脱落后、赶超先进的发展思想及相关政策。显然，这样换个思路来定义后发国很有意义，它能改变我们思考后发国现代化发展思想时的狭隘习惯，从而让我们切实关注，当今发达国家历史上在自己落后的阶段，曾经采用过哪些有效手段来加速发展、后来居上、实现现代化赶超的。

就我而言，如此转换思路后便清晰地看到，欧美国家在整个15-19世纪你追我赶的发展大潮中，都曾采用重商主义作为其主导战略。与流行定论迥异的是，重商主义这一发展战略让一个个后发国获得了思想和行动的坐标，它们借此而争先恐后、成功追赶乃至成功赶超。重商主义以国家谋利为不竭动力，首先造就了西欧的物质追求和经济扩张，无论是好是坏，现代世界都因此而得到了深刻塑造，就如同也受到科技进步、启蒙运动、政治革命等巨大运动的塑造。因此，我们确有必要从重商主义角度来探寻后发国的赶超之道。

02

正本清源认识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如今成了一个高频词，但基本上是个贬义词，谁都不愿意被戴上“重商主义”这顶帽子。一直以来，流行于欧洲近代特别是盛行于16-18世纪的重商主义并无太好名声。法国重农学派反对所谓输入货币能让国家致富的观念，最早就用“重商体系”来指称这种片面观念。[3]后来，亚当？斯密接过这一术语并对重商主义严加抨击。[4]随着斯密声名鹊起，重商主义日益被定格为自由经济的对立面，成了混淆财富与货币、追求垄断寻租、政府干预无度、排斥市场机制、背弃自由贸易、惯于以邻为壑之类有害思想和做法的代名词。

按照从古典到新古典自由经济学的流行话语，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为重商主义辩护时所转引，“重商主义的论点系来自彻头彻尾的思维上的混乱不清”，“重商主义比胡说好不了多少”。[5]这种观点当然也影响了中国的学界，比如，陈岱孙就认为：“重商主义者都是把财富和货币混为一谈”，“以守财奴的眼光来看货币”，“未能渗透到现象的深处”，“不能为经济科学提供理论基础”。[6]对重商主义的这种批判早已成为国内外经济学的主流。

然而，若干具有历史眼光的经济学家包括经济史学家对此却持有异议。例如，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强调，坊间对重商主义的指责很不公正，重商主义其实致力于发展工业，称之为“工业主义”方才恰当。[7]约瑟夫·熊彼特明言，加在重商主义头上的那些谬误，如把货币与财富混为一谈，“也主要是想象出来的”，斯密的不实批评“树立了坏榜样”。[8]凯恩斯则一定程度上平反了重商主义，他相信，重商主义者“能抓住在实践中的一部分明智之道，而这部分明智之道首先为李嘉图不合乎现实的抽象方法所忘掉”。[9]

当代学者中，沃尔特·罗斯托指出，重商主义原不限于国际贸易或经济活动，而是包含了广泛的内政纲领，因此，重商主义实乃前工业化社会中“相当典型的一整套现代化举措，直到今天还是这样”。[10]埃里克·赖纳特更是高调提出：“作为一般性的发展型国家的基本原则”，“重商主义是所有成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石”。[11]这些大家别具慧眼，构成了解读重商主义这一复杂历史现象的另一条线，可惜在主流观点以讹传讹的态势下，这是一条不很起眼的支线。然而，鉴于所涉内容关系重大，我们大有必要沿着这条支线去重新审视一个看似盖棺论定已久的话题。

深究西欧历史可以发现，重商主义本质上是近代以王权为核心的民族国家兴起之际，在国际竞争激化中所形成的一套“富强策”和“治国术”。重商主义强调为了巩固君权、应对外部挑战，应当：积累金银财富、加强货币管制；管控对外贸易、争取贸易顺差；国家积极干预、扶持本国工业；促进国内就业、增强综合国力；发展海上力量、对外殖民扩张。从当今后发国家的角度看，特别是从发展思想的角度看，重商主义的贡献在于，率先提出了有助于现代工商发展和国家图存自强的一系列鲜明主张，这些主张背后是有完整思想逻辑的。

其一，重商主义冷峻地看待现实世界的国际关系，确立起了以民族主义为基础、以国家富强为目标的“国家谋利”价值观。时至今日，这基本上仍然是现实世界的国际关系准则，就是西方把这种国际关系准则普遍化地施加于现代世界。

其二，重商主义明确认定对外贸易是增加财富、增强国力的关键手段，应当借由贸易管控（主要是奖励出口限制进口）去争取外贸顺差。简言之，富强的奥秘在于“奖出限入”、争取顺差、争取贵金属，这一点如同今世的“出口创汇”。

其三，重商主义后来判定，为了实现贸易顺差目标，应当大力扶持本国的工业发展、增强本土的加工制造能力、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占领海外更大的市场，同时增加国内就业机会。把外贸竞争力立于国内制造能力之上，这一理念意义重大。

其四，重商主义相信，上述步骤的完成有赖于政策干预，只有区分出“好的”与“坏的”贸易、生产、消费，才能切实对经济活动或加以鼓励或予以限制，才能保证国家富强目标的有效实现。这也是现代政府干预的一个重要先行思想。

必须强调，以上概括决不是我以今释古，决不是用今天的脑袋对过去凭空想象、对历史削足适履之后的产物。在《重商主义与国家赶超》中，我有名有姓、有根有据地列出了在这个思想框架内，那些重商主义者所留下的经济思考。[12]有兴趣者可以去细查核实。

今人之所以不了解重商主义这些发展思想的存在，是因为在受到主流经济学的误导后，总以为18世纪亚当·斯密出现以后才有了经济科学，此前要么不存在经济学，要么只有一些斯密所批判的那种荒谬的重商主义。其实这是莫大的以讹传讹，这里顺便介绍一下斯密以前西方早就拥有的发达经济学传统。这里仅举几个相关事实。

其一，在英国，斯密之前两百年里，在第一个百年，一位收藏家的目录就“列出了1557-1663年间近2400部著作”，其中，该藏家“本人即收集到1500种书籍和小册子”。在第二个百年，即“在1662-1776年，无疑已经拥有最高质量和品位的贸易、商业和政治经济学的作者”，“以后一直是政治经济学持久核心的那些问题，随同由这些问题的方法、理论、政策而产生的大多数经久不息的对立观点，都可发现已在该阶段的著作中开始被人探讨”。[13]

第二，同时期在法国，“从16世纪到大革命，出现了或达25万册内容关乎‘经济’的法文书籍，数以千计的著作涉及国家财政、货币问题、农业改良、税收等议题”。[14]在德国，一份有关“官房学派”的文献目录“列出了大约14000种书”，此外，“18世纪仅在德国登记的登载经济文献的报纸和刊物先后有170家”。总之，17、18世纪“欧洲大陆的很大一部分经济学”，“在实际洞察力和实际有用性方面几乎不比《国富论》差”。[15]

重商主义就诞生在这样的经济思想沃土上，而且还拥有经济实践的沃土，包括贸易中心垄断、城市供应保障、行会内外有别三大传统制度。[16]因此，面对近代最迫切的图存赶超、国家富强这类问题，而涌现成熟的发展思想，并得到普遍的落实还产生显著的效应，自然不足为奇。

总言之，重商主义尽管源远流长、遍及欧美、内容庞杂，但总体上确有自成一格、内涵一贯的思想框架和政策指向。不妨将它定义为：融汇了金银积累、贸易保护、工业扶植、就业促进、国家干预、强权打造、殖民扩张等多元方针的一种“早期的后发国赶超发展战略”，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的工业化发展和现代化转型。

这样的视角和结论颇有启发性，一方面揭示了16-18世纪西欧经济开始加速扩张、率先迈向现代化的动力机制，另一方面也昭示了后发国家由穷变富、由弱变强的一条赶超发展之路。更有甚者，这套重商主义后经李斯特等人的借鉴继承、发扬光大，形成了一个适应德国等后发国需要的“民族主义赶超发展范式”，用以抗衡英国赢得领先优势后借斯密学派而力倡的“自由主义一体发展范式”。为此，有必要讨论作为重商主义集萃的李斯特学说。

03

重视李斯特学说的价值

前面讲到，重商主义原已包含工业化这样的内涵，但它盛行于英国工业革命之前，本乃一种“早期的”发展战略。及至19世纪早期，英国工业革命大见成效，从此进入机器化生产时代，并赢得强大的先发竞争优势。相比之下，“欧洲（大陆）的工业在1815年还几乎完全处于手工阶段”。[17]英国此时的如意算盘，必欲全力垄断工业优势和贸易利益。大卫·李嘉图1817年提出“比较优势”理论，1820年起形成“曼彻斯特学派”，都是这种谋划在理论上和舆论上的一种反映，无非是倡导农业国与工业国各得其所、自由贸易。这种自由贸易论的要害，在于劝导落后国放弃自身的工业化努力，转而融入以英国为核心的国际分工与交换体系。

这一套自由经济学说当然有其迷人的一面，跟重商主义相比，它代表了一种不同的范式。如果说重商主义偏重于零和博弈、国际冲突、权力干预经济、经济与政治乃至军事手段混合并用，那么自由经济学说则倡导交易共赢、分工合作、市场放任自流、经济脱离其他非经济因素而自主运行。自由经济学说是对重商主义的一种否定，代表了一种可取的另类范式，其蕴含的理想主义至今不失魅力从而为众人所追捧。然而，新旧学说的兴衰沿革并不是单纯的思想彻悟和理论演进，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在斯密《国富论》发表之前70年，英国已经有亨利·马丁提出过一套远比斯密深刻而系统的自由贸易理论，只不过当时英国的工业发展正亟需贸易保护，从而使得那样成熟的理论只能遭受废弃和埋没的命运。[18]

当年已经有人洞察到，英国在抨击重商主义、倡导自由经济学说背后自有其利益诉求，也察觉到，参与自由贸易、加入英国主导的分工合作会蕴含严重的风险。这种警觉主要来自当时落后于英国、与英国交往密切又吃过大亏的国家，如美国、法国、德国、爱尔兰等。美国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马修·凯瑞、丹尼尔·雷蒙德等人，法国的让-安托万·沙普塔尔、查理·杜潘等人，出于对英国构想的警惕，都强调了后发国自主发展工业、实现产业独立的必要性。[19]因为重商主义与自由经济学说的对立性，所以这些人的思想跟重商主义存有天然的渊源联系。而德国的李斯特既是这一流派也是整个重商主义传统的的集大成者。

李斯特是两百年前的德意志政治经济学家（1789-1846年），他因倡导贸易保护、政府干预、关税同盟、铁路建设而为世人铭记。然而，对李斯特贡献的这种通常解读既容易让人碎片化地看待李斯特及其学说，也容易令其学说成为博物馆中的藏品而与当今现实割裂开来。故而，有必要对李斯特及其学说加以重新审视。从今天后发国赶超发展的角度看，李斯特真正的建树在于以其《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等著作，率先构建了一个堪与自由经济学说分庭抗礼、适应落后国图存自强需要的赶超发展学说。

李斯特原本也是斯密的忠实信徒，毕竟一般人都难以抵挡自由经济学说和英国经济繁荣的双重魅力攻势。可是，19世纪初年的经济形势变迁让李斯特的思想发生了逆转。本来，拿破仑对英国构筑“大陆封锁体系”时，英国的产品被拒之门外，欧洲大陆包括德国的工商产业获得了激励和发展。岂料拿破仑战争结束和约签订后，英国产品涌入大陆，德国等地随之百业凋零。如此变幻让李斯特陷入沉思，不是说自由贸易能让各方互利共荣吗？李斯特终于悟到，原来自由经济学说是有适用对象的，自由贸易对于领先的英国肯定是有利的方案，对于落后的德国在错误的发展阶段却只会贻害无穷。[20]

李斯特的结论是，后发国不能满足于融入强势国家所构筑的分工体系而为之拾遗补缺，这种一体化所蕴含的风险理当加以防范；有条件的后发国应当发展自主的工业，尤其应当针对强国的压倒性竞争而构筑关税壁垒，从而保护幼稚产业的成长；后发国还应当通过政府干预来提供制度安排和基础设施这样的软硬条件，激励生产力主要是工业生产力的成长，从而加速发展乃至实现赶超。如果把自由经济学说视为以“自由主义一体发展”为范式，代表了领先国的立场和利益，旨在维护并扩大领先国的既得优势，那么，李斯特学说代表了后发国的立场和利益，旨在促使后发国摆脱可能的依附陷阱，争取赢得自主、稳定、可续的发展。

在我的视野中，李斯特学说与自由经济学说构成了两个范式的对垒，其理论出发点和政策着重点泾渭分明、判然有别。现罗列如下，[21]以见李斯特学说对后发国的特别意义。

以上展示的范式对垒，本质上是重商主义与自由经济学说的范式对垒，因为近代以来的经济学其实只有这两个范式，李斯特学说大体上归属并弘扬了重商主义范式。为此，这里特别说明一下李斯特学说与重商主义的关系。

首先，李斯特从未承认自己是重商主义者，甚至还时不时故意拉开跟重商主义的距离。他明言，重商主义过于狭隘地看待对外关系，片面相信“一国的繁荣只能以牺牲另一国的利益为基础”，[22]“重商主义眼里只有国家，从来没有个人，只有现在，从来没有未来。它在思想上完全是政治的和国家的，缺乏哲学视野或世界主义天下情怀”。[23]此外，重商主义为了工业化而过于严格地实施保护主义，惯于扼杀国内市场上的自由竞争；过于美好地理解保护主义，令不宜发展工业的未开化小国族“以为也可以采取保护制度”而照样获益”。[24]早先时候，他也批评重商主义以为“只有贵金属才是国家财富”。[25]

但与此同时更应看到，李斯特正面总结了重商主义的深刻见解。其一，重商主义重视发展本国工业，它“清楚地认识到国内工业的价值，认识到工业对本国农业、商业、海运以及对国家文化与力量的影响，而且毫不含糊地表明了这种认识””。其二，重商主义深知发展工业的手段，它“指出了一个有条件建立工业的国家要达到建成工业的目的时，大体上应当采取哪些正确的方法”。其三，重商主义立足于国家这个概念，它“把国家看作基本的实体，处处所考虑的是国家利益与国家情况”。[26]他本人学说中的重要理论支柱，即对自主工业化的高度重视、对工业化手段尤其是幼稚产业保护的有力倡导、对国家本位及本国国情的清醒强调，显然跟他所称赞的重商主义的长处正好相吻合。

由此也证明，李斯特在核心论点上的确继承了重商主义，“他是一个重要的重商主义者”，他没有放弃长远的自由主义目标，但他“将重商主义看作是通向平等经济主体之间全球性自由贸易的必由之路”。[27]我要强调的是，李斯特学说是在英国率先工业革命背景下，后发国为了自我拯救而对重商主义传统特别是其明智之道的一种正当回归和一次集成运用。这种自我拯救运动在英国主导的自由贸易运动导致欧洲国家陷入经济萧条后将在1880年代再次兴起，有人称之为“新重商主义”运动，更有甚者，连英国在遭遇德国和美国等后发国的挑战后也求助于李斯特学说和重商主义，形成了自己的一个“经济学历史学派”。[28]凡此种种，都证明了重商主义、李斯特学说对后发国包括被超越国逆境奋起的思想与政策价值。

梅俊杰简介：

梅俊杰，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世界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长期研究外国经济史及经济思想史。著有《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贸易与富强：英美崛起的历史真相》）《李斯特与赶超发展》《重商主义与国家赶超：世界经济史上的经验和教训》；主编《重商主义：历史经验与赶超原理》。译有《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自由贸易思想史》、《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传》、《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欧洲发展的历史经验》、《维特伯爵：俄国现代化之父》、《科尔贝：法国重商主义之父》、《写给无神论者》、《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等。系首届“上海市浦江人才”、商务印书馆“经济史与国富策译丛”主编、国家重大研究项目首席专家、英国政府“志奋领学者”、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研究员。

注释：

[1] 梅俊杰：《重商主义与国家赶超：世界经济史上的经验和教训》，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13页。

[2] 克劳德·阿克：《关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它有无前途？》，仕琦译，载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梅俊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150页。

[3] 拉斯·马格努松：《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梅俊杰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6页。

[4]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等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5、22-23、65、69、76、87、127、181、210、212、227页。

[5]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44-346页。

[6] 陈岱孙：《陈岱孙遗稿和文稿拾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124页。

[7]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82-287页。

[8]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54、535页。

[9] 前引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350页。

[10] W.W.罗斯托：《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现代经济的起源》，黄其祥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0页。

[11] 埃里克·赖纳特、索菲斯·赖纳特：《重商主义与经济发展：熊彼特动态、制度建设与国际评价标准》，载埃里克·赖纳特、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下卷，贾根良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5、54页。

[12] 前引梅俊杰：《重商主义与国家赶超：世界经济史上的经验和教训》，第26-34页。

[13] Terence Wilmot Hutchison， Before Adam Smith：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1662-1776， Basil Blackwell Ltd./Inc.， 1988， p. 239， p. 9， p. 11.

[14] Lars Magnusson， Mercantilism： The Shaping of an Economic Language， Routledge， 1994， p. 178.

[15] 前引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243、245、263页。

[16] 前引梅俊杰：《重商主义与国家赶超：世界经济史上的经验和教训》，第48-53页。

[17] P. T. Ellsworth， & J. Clark Leith，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p. 271.

[18] 梅俊杰：《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第18-20业。

[19] 梅俊杰：《李斯特与赶超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20-225、192-199页。

[20] 前引梅俊杰：《李斯特与赶超发展》，第235页。

[21] 前引梅俊杰：《李斯特与赶超发展》，第152-153页。

[22]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杨春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81页。

[23]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导言》，梅俊杰译，载梅俊杰主编：《重商主义：历史经验与赶超原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5年版，第189页。

[24] 前引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286页。

[25] 前引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第181页。

[26] 前引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285页。

[27] 前引赖纳特、赖纳特：《重商主义与经济发展：熊彼特动态、制度建设与国际评级基准》，第49页。

[28] 前引梅俊杰：《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第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