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掩护长征，派红7军团北上诱敌，毛主席是否知情？他为何不制止

粟裕是我军的战神，打赢了许多匪夷所思的战役，但是1934年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怀玉山战役，是他一生的痛。当时他任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红七军团参谋长。先遣队最终在怀玉山几乎全军覆没，方志敏、寻淮洲等牺牲，仅粟裕率800余人突围。

晚年的粟裕希望理清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客观敌强我弱？还是主观指挥错误？尤其是王明“左”倾路线是否直接导致了战略误判，为此，他找到了叶剑英。

1934年红七军团接到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命令，这是一个荒唐的决定。红七军团仅6000余人，而且一半是新兵，仅1200条枪，却要求穿越福建、浙江、安徽、江西四省敌占区，直面20万以上国民党军围堵。

限期一个半月内抵达1600公里外的皖南建立根据地。而当时苏区与皖南之间布满碉堡封锁线，国民党军已实行“堡垒推进”战术，小部队机动空间几乎为零。命令要求“轻装疾进”，但途中需攻占城镇补充物资。结果部队刚入福建就强攻重兵防守的福州，伤亡500余人，反拖累行军。

名义是“北上抗日”，实为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开始的长征转移。先遣队本质是吸引敌军注意力的“烟雾弹”。宣言称“联合全国武装力量抗日”，但当时蒋介石正全力“剿共”，沿途国民党军不可能响应。宣传传单发160万份，却暴露行踪招致围剿。

叶剑英表示，第五次反“围剿”初期，毛泽东曾建议红军主力挺进苏浙皖赣无堡垒地区，威胁南京，迫使国民党回援以解中央苏区之围。但当时毛泽东已被博古、李德等排挤出决策层，建议未被采纳。毛泽东当时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红七军团出发前发表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由毛泽东、朱德联合签署。

7月31日，他还接受《红色中华》采访，公开支持先遣队行动，称“红军是全中国真正抗日的军队”，并宣布“全国红军随时准备随着先遣队出发”。说明毛泽东对行动目的和部署是知情的。但1934年初，毛泽东已被博古、李德等“左”倾领导人排挤出军事指挥核心。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他的游击战建议被拒绝，只能负责地方政府工作。红七军团的北上任务由博古、李德直接指挥，毛泽东无权干预具体军事决策。北上先遣队有双重任务，一是高举抗日旗帜，揭露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争取民心。二是吸引围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分兵，掩护主力红军转移。

毛泽东虽不认同具体指挥方式，但支持抗日宣传目标，因此公开配合行动。也就是说，毛泽东反对“硬拼”但不反对战略目标。毛泽东主张红军应深入闽浙皖赣无堡垒地区打运动战，但1933年该建议被博古拒绝。当北上先遣队奉命强攻福州、浙西时，毛泽东认为这是“以卵击石”，但无法改变高层决策。

由博古、李德主导的中革军委给红七军团下达命令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既要破坏铁路，又要攻打大城市，导致部队疲于奔命。当时军团领导层还在内斗，政委乐少华机械执行命令，中央代表曾洪易排挤军团长寻淮洲，削弱战斗力，曾洪易后来还叛变了。

毛泽东认为，如果按他原计划让红军主力东进闽浙皖赣，可威胁南京，迫使国民党军回援。此方案获彭德怀、林彪支持，但被博古斥为“逃跑主义”，他坚持“堡垒对堡垒”战术，错失时机。博古、李德有三个重大误判，一是认为打出抗日旗号可瓦解敌军，但国民党地方军阀为保存实力反而加紧围攻，浙江保安团追杀先遣队获蒋介石嘉奖。

二是迷信“声东击西”效果，幻想6000人可牵制十几万敌军，但蒋介石识破意图，仅调3个师追击，主力仍围困中央苏区。粟裕晚年回忆：“敌军主力根本没被调动”。三是强令建立不可能的新苏区。皖南无群众基础，而国民党在皖南驻军5个师。中革军委却命令“就地开展土地革命”，导致部队在陌生地形陷入绝境。

先遣队实为毛泽东方案的缩水版，不敢派主力，只敢派偏师送死。叶剑英后来对粟裕直言：“如果用毛主席原计划，何至于此！”。先遣队出发后，中革军委又强令其与方志敏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但政委乐少华架空寻淮洲指挥权，导致谭家桥伏击战惨败。

1935年1月，红十军团在怀玉山被10倍敌军包围，弹尽粮绝下血战7昼夜。方志敏、刘畴西被捕牺牲，寻淮洲战死，仅粟裕率800残部突围。但这次行动也并非一无所获，虽没有完成荒唐的任务，但残部组建红军挺进师，在浙南游击战中发展为新四军骨干，印证毛泽东“保存有生力量”的正确性。

先遣队用全军覆没的代价，仅换来主力红军长征初期15天的转移窗口。而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掌权后，第一件事就是批判此役为“左倾幼稚病的典型”。所以这一决策失败的本质是 “左”倾领导用士兵生命掩饰战略无能的牺牲品，以“政治正确”绑架军事理性，用口号替代可行性分析，借“抗日”大旗掩盖反围剿失败的窘境，转移内部矛盾。

以史为鉴，不能再让同样的错误再次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