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度使制度怎么看都不明智，为啥唐朝还要设立节度使？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无论秦汉、唐宋，还是明清，都表现出强烈的军事化特征。

即皇帝通过“枪杆子”维持统治。

如果皇帝失去了“枪杆子”，那就是茅坑里翻跟头——离死不远了。

所以历朝历代创立制度的核心，皆是想尽办法让皇帝掌握军权。唐朝当然也不例外。

唐朝建立之初，沿袭北周至隋朝以来的府兵制，并在全国设置600多个统军府，后来改称为折冲府。

折冲府分为上、中、下三等，上府编制1200人，中府编制1000人，下府800人。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折冲府的布局是以“居中驭外”为原则。

约三分之一设置在关中，有府兵26万。其次为河东、河南。设置在河北、江南的折冲府很少。

由此可见，虽说都是“兵农合一”，但汉唐还不太一样。

汉朝是“全农皆兵”，打仗直接征发农民，也不挑，啥人都有。

唐朝则是“全兵皆农”，先挑一遍，剔除驴马蛋子，然后“寓兵于农”。

因此，当时并非所有农民都有资格当府兵。

朝廷会根据经济情况，将户口分为九等，并在中、上六等之中，挑选年满21岁的壮丁另立军籍。下三等无权当兵。

府兵平时务农，农闲练武，有事出征。

出征期间，府兵本人的租庸调全免除。但需要自备衣装、武器、粮草。

出征又分两种情况：一是轮流到长安宿卫，由中央十六卫统领。

十六卫分别是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左右监门卫和左右千牛卫。

其中，左右监门卫负责长安宫殿大门的守卫，左右千牛卫是皇帝的侍从和仪仗队。

其余的十二卫，除了拱卫京城，还要外出作战。

每逢战时，朝廷任命行军总管或行军大总管拿着兵部的鱼符，经过地方州刺史和折冲府首领核验后，率府兵出征。

待战争结束，兵散于府，将归于朝。

这样一来，朝廷既不用出钱养军，大大减轻财政负担。同时保障了农业生产。还能避免将帅拥兵自重。可谓一举多得。

既然府兵制的好处这么多，为什么后来玩不下去了呢？

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是军事形势变化，导致兵役负担过重。

初唐那会儿，“出征多不逾时，远不经岁，而能克捷”。府兵的兵役负担还不沉重。

但府兵的轮番值勤制度是“百里外五番，五百里外七番，一千里外八番，每番一个月；二千里外九番，每番两个月。”

这意味着全国60万左右的府兵，每番能调动的兵力峰值不过12万。而其中又有一部分要到京师卫戍，能投放到边疆的兵力非常少。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朝廷只能延长府兵的服役期限。

有的府兵出发时，以为干满两年就能回家。结果却是一去不还，老死边境。

如杜甫的《兵车行》中就说道：“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府兵背井离乡，家中的土地没人种。而其家属不在“免征徭”之列。遇到天灾人祸，只能卖地度日。

很多府兵在外服役十几年，等回家一看，发现爹娘去世了，地卖了，媳妇跟人跑了，房也没了。

生存环境的恶化，使得家庭条件较差的府兵不得不逃亡。

其二，府兵的待遇下滑，失去了高于普通平民的政治特权。

府兵制的基础是均田制。

按照规定，唐朝年满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和丁男，国家授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

永业田可以世代继承，并允许买卖。

口分田属于国有财产，丁男、中男死后，朝廷收回口分田，另行分配。子孙不能继承。

均田制下，非皇亲国戚，想要获得更多土地，要么拼爹，让家里帮忙安排个一官半职。

要么读书，参加科举，获取功名后出仕。

只要当上职事官或散官，就能多受田。

如正一品可受永业田六十顷，递降至九品可受二顷。

无爹可拼，又不是读书的料，还一条路子，就是上阵杀敌立功。

乐府民歌《木兰辞》中有这么一句话：“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

意思就是说，花木兰立下十二转的大功，获得了很多赏赐。

这里的十二转，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特等功。

“勋”则是朝廷奖赏有功将士的荣誉称号，有品级而无职掌。

唐朝的勋官系统分为十二个级，从高到低依次为：上柱国、柱国、上护军、护军、上轻车都尉、轻车都尉、上骑都尉、骑都尉、骁骑尉、飞骑尉、云骑尉、武骑尉。

虽说勋官不是职事官，没俸禄，但能得到永业田。

如上柱国可受三十顷，柱国二十五顷。最低一级的武骑尉也有六十亩。

并且，勋官还可以申请担任职事官。

当然，这个申请过程很麻烦。

就拿上柱国来说，要先出四年任务，获得散官头衔，再参加职事官的选拔考试，经吏部考核合格之后，才能叙正六品的官职。

考核不过者，还得回去当兵。等待下个四年，继续提交申请，直至踏入仕途。

贞观年间，勋赏比较丰厚，打了胜仗还有战利品。府兵积极性很高，因此府兵制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但随着土地兼并以及人口增加，国家掌握的土地不够分。加之开疆扩土，使得立功者呈指数级增长，勋官泛滥。

从唐高宗时期开始，朝廷渐渐无力兑现奖励。

如《唐天宝六载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户籍残卷》中就记载，一个叫程大忠的府兵，其勋官为上柱国，应受田三十一顷，可实际只受田八十二亩。

朝廷无地可受的同时，官职也是僧多粥少。

初唐时期的府兵，不乏中小地主家庭出身。

这些地主少爷当兵，不是为了那几十亩永业田，而是为了谋取出仕资格。

毕竟科举制度不完善的年代，寒门子弟想要咸鱼翻身，从军是最佳途径。

可现在勋官不能转为实职，沦为了纯粹的荣誉。

最让人无法忍受的是，就连那点荣誉，到最后也没了。

前面说过，府兵出征分为番上宿卫和征防。这都是很露脸的活儿。

假如你是个府兵，随大将军李靖雪夜歼灭东突厥，别管有没有功劳，回到家乡也有吹水的资本。

假如你是个府兵，给皇帝站过岗，回到老家，更有面子了。

但从唐高宗晚年开始，十二卫将军，或由无能的外戚充任，或由归唐的蕃将统率。

十二卫将军的僚佐，也多是权要子弟的进身之阶。

这些将佐，眼高看人低，府兵在他们眼中就是奴仆。

奴仆也配给皇帝站岗？去工地上打灰吧。

荣誉没了，府兵的政治特权丧失殆尽，结果就是备受凌辱。

据《邺侯家传》记载，当时的京城长安，府兵成了骂人的词汇。

试想，你玩命杀敌，好不容易获得勋位。结果只能在长安的某工地上打灰，还要被路人耻笑，你还愿意当府兵吗？

肯定是不愿意了。

那不愿意又怎么办呢？没钱的跑路呗，有钱的雇人给自己服役。

于是，募兵制就登上历史舞台。

最初的募兵，都是临时性的。招募规模也不大。

一些苦寒之地，轮换时间长，府兵不愿意去，要么自掏腰包雇人去，要么朝廷招募职业军人去轮替，相当于府兵的补充。

后来到了武周时期，打了不少败仗。

如素罗汗山之战，周军几乎全军覆没，王孝杰仅率少数残部逃出战场。凉州也被吐蕃军攻破，都督许钦明被俘。

还有黄獐谷之战，数万周军被契丹埋伏，又是全军覆没。

府兵的补充很慢，总这么送人头，必然会青黄不接，难以为继。

开元初年，唐朝控制的国土略有缩水，基本就是古代定居农耕区的极限。即传统汉地加上西域南路。

因此，姚崇向唐玄宗提出的十条意见中，第二条就是“不求边功”。

姚崇希望玄宗别浪，休养生息，减轻府兵和百姓的压力。玄宗全盘同意，这才缔造了开元盛世。

可开元后期，玄宗觉得自己时日无多，心想我踏实了一辈子，就不能浪一浪吗？

结果这一浪，战线又拉长了，本就濒临崩溃的府兵制，彻底玩完。

管理府兵的折冲府无兵可交，边境总得有人来守。募兵的规模便越来越大。

为了避免将帅拥兵自重，募兵权起初在朝廷手上。

故而早年的募兵与府兵一样，多为中原子弟，且有服役年限，通常为五年。到点了可以回家休假。

但随着边境战事吃紧，“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弊端越来越明显。朝廷便将募兵的权力下放给边镇的行军总管、行军大总管，让他们在边镇就近招募职业军人。

如此，募兵就不再轮换，被称为“长征健儿”。

所谓“长征”，就是长期戍边的意思。

当军队招募模式和边境战略改变后，行军大总管也得常驻某地，节度使又应运而生。

所谓“节度”，就是节制调度的意思。

隋朝和唐初，每逢打仗的时候，朝廷都会任命行军总管或行军大总管，赐以旌节，临时管理各大战区，被俗称为“节度某某区域”。

后来说顺嘴了，就有了“节度大使”或“节度使”的叫法。

不过，此时的节度使还不是常设的官职，只是持有皇帝使节的将帅。

直到景云二年（711年），唐睿宗李旦任命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节度使开始成为正式的官职。

由于是从行军总管制度逐渐发展而来，某某节度使中的某某，并不是节度某地，而是节度某军。

比如睿宗任命贺拔延嗣为河西节度使，贺拔延嗣管的不是河西地区，而是驻扎在河西的野战军。

换言之，节度使起初只是纯粹的军职，只负责军务。

钱粮调配由度支使负责、屯田诸事宜由营田使负责。

维护地方治安、征收赋税，处理民事纠纷等，则是州刺史的职责。

检查地方刑狱和监察州县官吏之权，归采访处置使（后改称观察处置使）。

节度使与这些官员是同僚，不是上下级关系。

后来，因为朝廷从地方收税，再为边军提供后勤，中间的损耗实在太大，组织军士屯田和收税的权力便渐渐过渡给了节度使。

再后来，为了打胜仗，减少扯皮推诿，玄宗又将钱粮调配，弹劾、监察州县官员的权力下放，让节度使兼任采访使和度支使。

于是，节度使便成了州县官吏的领导，上马管军，下马管民，人财物事，无所不统。

开元、天宝年间，唐玄宗根据防御区域的不同，又陆续在沿边设立了范阳、朔方等八个节度使和岭南经略使。并将各地的军府、守捉（比军小一级）等军事单元划入，最终确立了十个固定的节度军镇。

分别是：

范阳节度使，治范阳（今北京），统辖经略、静塞等九军，管兵91400人。负责压制奚和契丹。

平卢节度使，治营州（今辽宁朝阳），统辖平卢军、卢龙军，榆关守捉，以及安东都护府，管兵37500，负责镇抚室韦、靺鞨。

河东节度使，治太原（今山西太原），统辖天兵、大同等四军，忻州、代州等三州郡兵，以及云中守捉，管兵55000人。负责防御突厥。

朔方节度使，治灵州（今宁夏灵武），统辖经略、丰安等三军、安北、单于两个都护府，管兵64700人。负责防御突厥。

河西节度使，治凉州（今甘肃武威），统辖赤水军、大斗等八军、以及张掖守捉、交城守捉、白亭守捉，管兵73000人。负责断隔吐蕃、突厥。

陇右节度使，治鄯州（今青海乐都），统辖临洮军、河源等十军，以及绥和守捉、合川守捉、平夷守捉，管兵75000人，负责备御吐蕃。

安西节度使，治龟兹城（今新疆库车），统辖龟兹、焉耆等四镇，管兵24000人。负责管理西域南部。

北庭节度使，治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统辖瀚海军、天山等三军，管兵20000人。负责管理西域北部。

剑南节度使，治益州（今四川成都），统辖天宝军、平戎等五军，翼州、茂州等十州郡兵，以及澄川守捉，管兵30900人，负责西抗吐蕃，南抚境内各少数民族。

岭南五府经略使，治广州（今广东广州），统辖经略军、清海军，直辖广管诸州、兼领桂州、容州等四州郡兵，管兵15400人，负责绥靖境内各少数民族。

十大军镇共有兵力约49万，马8万余匹，而中央军才9万余人，还多是街溜子，基本没有战斗力。

如此一来，原来的“内重外轻”就变成了“内轻外重”。如果节度使造反，那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玄宗逐渐给节度使叠加权力的同时，也想出了一些制衡手段。

首先是以皇子遥领节度使，称为“节度大使”，地位在节度使之上。

后来宰相也开始遥领节度使。如李林甫巅峰时，就曾兼领陇右、河西节度。

其次是“出将入相”。

玄宗不定时会将节度使调回中央担任宰相，节度使有上升空间，就不会藩镇化。

但李林甫很狗，他觉得节度使担任宰相，对自己有威胁，就把这条升迁之路给掐断了。

如此，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便只能专任一方。很难回朝拜相。

第三是相互牵制。

安西和北庭距离长安较远，对朝廷不构成威胁。就算叛乱也不怕，自有河西、陇右和朔方节度使护驾。

同时，河西、陇右和朔方三镇与河东、范阳和平卢三镇还能形成制衡。

安史之乱前，安禄山虽然兼领河东、范阳、平卢三镇节度使，但哥舒翰也是陇右、河西两镇节度使。两人势均力敌，只要不是同时背叛，玄宗就稳坐钓鱼台。

事实上，玄宗还曾让人兼领四镇，这便是号称“佩四将印，劲兵重地，控制万里，近世未有也”的王忠嗣。

王忠嗣原名王训，因其父王海宾为国捐躯，唐玄宗将九岁的王训养于宫中，并赐名“忠嗣”。

天宝年间，王忠嗣一人兼任河东、朔方、河西、陇右四镇节度使。其麾下也是人才济济，哥舒翰、郭子仪、李光弼等后来的名将，都是由他一手提拔、培养起来的。

如果王忠嗣不死，借安禄山十个胆也不敢反。

但由于反对唐玄宗攻占石堡城，加之得罪了李林甫，遭到诬陷，王忠嗣在45岁时突然暴亡。

王忠嗣死后，安禄山兼领河东，这才成为大唐最强节度使。

当然，河东军并不听安禄山的招呼。

关外的平卢军也不鸟他。安禄山的实际死忠只有范阳一个军镇。

而十大军镇中，河西、陇右长期与吐蕃、突厥交手，同样是天下精兵之所在，所以玄宗依旧认为自己能拿捏安禄山。

即便这死胖子造反了也无所谓，自己有九种办法弄死他！

然而由于玄宗昏招迭出，加之河西、陇右二军在前线的表现也不咋地，惨败于灵宝。局面终于变得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