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异与诗笔

（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曾称唐传奇“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传奇“诗笔”的一个重要体现是作品中常常插入诗歌，如托言人物为诗，起到推动情节发展、刻画人物性格、营造诗意氛围等作用，或是在传奇篇末附上诗歌互相配合。唐传奇中插入的诗歌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洪迈即云：“大率唐人多工诗，虽小说戏剧，鬼物假托，莫不宛转有思致，不必颛门名家而后可称也。”（《容斋随笔》）杨慎也称唐传奇中的诗歌“绝妙今古，一字千金”（《升庵诗话》）。

唐传奇的用诗特征

唐传奇中用诗的现象，总体上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初盛唐小说尚不发达，亦鲜见用诗者，张鷟《游仙窟》是其中的一个特例。该文人物对话大量用诗，近乎獭祭，以炫示诗才。此外如《唐晅手记》也是初唐用诗较多的作品。

中唐被视为传奇的兴盛期，传奇中插入诗歌的现象有所发展，沈亚之是其中的代表，其《湘中怨解》《感异记》《秦梦记》《异梦录》都插入多首诗歌，全篇亦呈现出浓郁的诗意氛围，有“诗化小说”之称。同时期还有李景亮《李章武传》、李朝威《洞庭灵姻传》、王洙《东阳夜怪录》、戴孚《韦璜》、张薦《郭翰》等也大量用诗，但总体上中唐传奇中用诗的比例并不高。

晚唐传奇用诗现象最为突出，不仅用诗的作品增多，单篇作品中诗歌的数量也大幅跃升，多者达到10首以上，单篇如韦瓘《周秦行纪》，佚名《独孤穆》《大业拾遗记》，崔致远《双女坟记》，传奇集如牛僧孺《玄怪录》、李玫《纂异记》、裴铏《传奇》、皇甫枚《三水小牍》等都堪称代表。这些篇目很多都以主人公与非现实事物的遇合为题材，或是大量以诗歌来承担对话的功能，或是设置宴会上往来诗歌酬唱、题诗、临别赠诗情节，是唐传奇中“诗笔”最为浓郁的时期。

传奇创作与“征异话奇”

虽然用诗是唐传奇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但唐传奇中不用诗的作品也为数不少。特别是在传奇文体达到鼎盛的中唐，传奇中插入诗歌的比例就很小，甚至有很多根本不用诗。中唐这些诗歌缺席的传奇，很多自述采自文人聚会上的“征异话奇”，如沈既济《任氏传》记录自建中二年“浮颍涉淮，方舟沿流，昼宴夜话，各征其异说”；李公佐《庐江冯媪传》记录自元和六年夏“会于传舍，宵话征异，各尽见闻”，其《古岳渎经》记录自贞元十三年“淹留佛寺，江空月浮，征异话奇”与元和八年冬“环炉会语”；王建《崔少玄传》记录自“因诗酒夜话，论及神仙之事。时会中皆贵道尚德，各征其异”；沈亚之《异梦录》则记录了元和十年在宴席上“讲故事—著录故事—展示故事—获得反馈”这一完整过程；李复言《续玄怪录》中也有多篇采自聚会上的“话奇语怪”，如《张老》《齐饶州》等。晚唐如张读《俞叟》、皇甫枚《张直方》等传奇也自述采自文人聚会时的“语怪”活动。诸如此类，在在而有，反映出传奇创作与“征异话奇”风气间的密切关联。

中唐文人聚会中盛行传讲故事，并促进唐传奇的创作，或正缘于中唐士人的晋升路径、生活方式以及士风好尚的变化。戴伟华曾指出，中唐士人普遍选择进入幕府以图快速升迁，而讲故事是藩镇使府中流行的娱乐活动（《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士人流动性的增强也使得旅途中的聚会活动增多，为讲故事活动的流行提供了条件。更根本的是，中唐的社会风气存在向追求怪奇的转向，当时有“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李肇《唐国史补》）的说法。韩愈也有诗云“又云时俗轻寻常，力行险怪取贵仕”（《谁氏子》），他本人也是“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张籍《与韩愈书》）。“征异话奇”的讲故事活动，由此推动了唐传奇的兴盛。

在这类录自文人聚会上“征异话奇”的传奇作品中，诗歌基本是缺席的，或是仅插入推动情节发展所必需的少量诗歌（如沈亚之《异梦录》），与那些大量征诗的传奇显得大异其趣。这与其生成机制——口头讲故事密切相关。倘若插入太多诗歌，容易打断流畅的叙事节奏，削减故事的奇异程度，违背以奇异来夺眼球的初衷。李复言《张逢》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情节：“元和六年，旅次淮阳，舍于公馆。馆吏宴客，坐客有为令者，曰：‘巡若到，各言己之奇事，事不奇者罚。’”可见如果讲述的故事不够奇异，是会遭到惩罚的。而且在聚会场合中，承担诗艺展示与较量功能的主要是诗歌本身的酬唱，奇闻轶事的讲述并不分担这一职能。《旧唐书·元稹传》记载：“稹所辟幕职，皆当时文士，而镜湖、秦望之游，月三四焉。而讽咏诗什，动盈卷帙。”可见在传讲故事活动盛行的幕府中，同时也流行着诗歌酬唱之风。同时，这些传奇故事的记录者常常不是讲述者本人，若在整理成文的过程中作者多作文饰，似乎会造成讲述者误会，以为在暗讽他缺乏文才，这显非合适之举。这类传奇以客观记录为主，而非作家个体的主观创作，口头讲述阶段较少用诗的面貌常常较为忠实地反映在最后的文本之中。

创作机制与用诗成因

关于唐传奇中用诗的风气，学者多归因于诗歌在唐代的优势文体地位。此外，传奇作者多为文人，反映了文人的生活情趣，故而多设置吟诗酬对的情节。然而，这样的情况终唐之世持续存在，但传奇中用诗的多寡却呈现出鲜明的阶段特征与个体差异，提示我们在这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创作机制的影响。

首先是唐传奇的口传性问题。研究者提出，唐传奇往往经历了从口传到书面的转化过程。这在其源头六朝志怪中就已有所体现，李剑国指出，六朝文人中流行“剧谈”“戏谈”“说话”的风气，这些故事最后在文人手中完成向书面的转化（《唐稗思考录》）。到了中唐时期，受幕府生活方式及“尚奇”时风的推动，文人讲故事的风气更加兴盛，成为传奇的重要来源及创作机制。上文所举众多“征异话奇”型传奇，即是显例。此外，也有不少传奇作品自述是记录于文人间的单向讲述，一些传奇集的名字本身也揭示了其口传源头，如《戎幕闲谈》《剧谈录》等。

上文已揭示，记录型传奇的口传来源对用诗现象存在限制作用。而与口传相对的则是案头创作，即出自作家自己的虚构想象，或从之前已书面化的传奇作品中吸取灵感。中晚唐传奇中喜好穿插诗歌的作品，往往仅有故事本身一层结构，不对故事来源进行交代，须知唐传奇注重交代故事来源，以突显其真实性，所以这些未交代来源的作品，很可能距离口传面貌较远，而以作家个体的案头创作为主，存在充分的展示才华的空间，其中诗才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纯粹的案头创作型传奇固然存在，但更多的应是介于口传记录与案头创作之间，即在记录的基础上加以润饰。大体上，距离口传阶段越近，或越是直接记录自口传的传奇，则越倾向于少用诗或不用诗；而案头创作成分更多，或在书面化时予以润饰的传奇，其用诗现象更加显著，呈现出更强的文采。

其次是特定题材的类型化写作问题。学者指出，唐代主人公与非现实事物遇合题材的小说中，存在一种以歌诗唱和来传达情意、替代交谈对话的类型规则和写作惯例，作家往往受其制约；同时，谐隐精怪类小说中也存在“相遇—吟诗（或交谈）—显形”的固定程式，以吟诗形式来暗示真实身份（李鹏飞《唐代非写实小说之类型研究》）。可见，一些写作较多的传奇题材逐渐形成稳固的用诗范式，后来的文人往往遵从这一传统；而其他尚未建立类型化用诗规则的题材，则给作家留下了更多的发挥空间，不一定会插入很多诗歌。

口传性与类型化写作这两种创作机制之间也存在关联。伴随着唐传奇的发展成熟，其案头创作特性逐渐加强，类型规则也随之稳固，共同促成了晚唐传奇中用诗现象的高峰。当然，传奇是否用诗还可能受到作家创作习惯、情节需要等因素影响，符合机制者也未必一定用诗，但传奇中的大量实例揭示出其用诗策略与创作机制间存在直接关联，值得重视。

（作者：刘雨晴，系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