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精神的哲学内涵

（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钱穆曾言，“游中国山水，即如读中国历史，全国历史尽融入山水中”。从山水信仰到山水哲学，从山水艺术到山水美学，在山水的历史与山水的思辨中，山水由“自然之物”逐步转为人们向往的“精神之象”，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自然观照、民族气质与文化习性，成为体现中华民族思想特征的一个重要命题。山水的历史与山水的文化构成了中国人独特的“山水精神”。山水精神正是从早期的山水崇拜、儒道哲学观念以及山水艺术实践中不断发展而来的。在有关山水精神的种种阐发下，逐渐形成了三个经典的哲学内涵与主流学说，即“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天道境界”的宇宙观与“士人理想”的文化观。

“天人合一”的自然观

山水精神发轫于中国传统儒道自然观，这种自然观集中体现了“天人合一”观念下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展现了中国人独特的自然理解与生存观念。有学者认为，中国山水文化体现出的意志主导的积极精神就是“天人合一”，即从人出发，重视人与自然山水的和谐与协调。在古今诸多有关山水精神的论说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影响最为广泛。

“天人合一”的核心在于阐发自然与人的依存关系，这是山水精神得以生发的思想基础。山水精神是人将自然“文化”后的精神，并非山水作为自然客观物的本来所属。对于山水精神的阐发，当然不是对其作为客观物的自然山水之解读，而是诠释山水文化传统中反映的人对自然的深刻体察与内在观照。人只有与自然共存、对话，才能够领略何谓山水之“精神”。《周易》有载，“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先秦儒家强调人与天的关系正是“相依相存”与“互济共生”，天地运作与人的生存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进一步说，山水精神不是单纯的自然崇拜，也不是山水神化后的神秘莫测，而是由天至人、由人达天的一种生存理想境界。

在中国历代哲人看来，人与自然相处的最佳模式就是“天人合一”。并且，人不仅是天地之间最有智慧和灵性的存在，而且具有感通天地的本性，若能够修身养性、完善自我、诚明仁性，就能够与天地和谐相处，达到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境界。北宋理学家张载曾将“天人合一”作为一个正式命题进行诠释，强调“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在儒家的心性学说与天命思想中，人的德性、修养、造化都能感应于天，人性只有与天性合德，人才能参与到自然的改造中，并与自然周行不殆、生生不息。明末文人张岱有词：“山水精神莺燕喜。好似乾坤，又做乾坤起。”当然，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念在佛教哲学中也大量体现，如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花、一叶都是一种永恒的精神，人正是在这种永恒中不断感悟生命的实质。总的来看，山水精神的形成正是基于天人合一的自然观。

“天道境界”的宇宙观

在“天人合一”的思想外，山水精神还指向了一种宏大的天地信仰与宇宙之道，山水精神的世界性构想就是道家哲学中的“天道”境界。

在古人眼中，山水生万物，是文明的源头。《说文解字》载：“山，宣也。宣气散，生万物，有石而高。”还载：“水，准也。”段玉裁注，“谓水之平也。天下莫平于水，水平谓之准”。山水代表了天地，人们认为，高山不仅可以接近天界，登山可长寿，而且能使人获得灵气，山逐渐演化为人们心中的神圣形象，名山大川不仅能“兴云致雨”，还能“利泽天下”，成为政治权力开始的中心。山水精神在山水崇拜与天地信仰的文化中不断发展，并以“天道”为精神内核。

在人与天的关系层面，老子曾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认为人要遵循天道，天道就是自然之根本规律，道始于一，不论是自然法则还是道德法则，都应归统于一个“天道”中，即使人心不等同于天道，也可将其内化于心。美国学者大卫·欣顿提出“荒野宇宙观”：宇宙核心是具有生发力的“无”，有生于无。宇宙是天下万物的共同栖息地，没有主客对立，也没有精神与物质的分离。山水在一定程度上就代表了整个宇宙系统，正是在这般天地宇宙观念的整一思想中，中国人对于山水的想象、神化及崇拜得以展开。而道家对于山水的态度并非征服，尽管天道与人道的运作结构相似，但只有遵循“天道”才能推进“人道”。山水崇拜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宇宙天地的思考，山水精神也是人们对道家天道思想的领会与构想。如有学者言：中国传统的山水精神主要是以道家传统为底蕴，部分地糅合并显现为儒学，在后期又特别涵纳了禅宗的相关精髓，追寻物我一体的、非本质主义的、同一化存在的世界观和自然观。以天道为指引的山水精神，也由此具有了更为宏大的宇宙观色彩。

“士人理想”的文化观

在自然哲学与宇宙想象的哲学涵养中，山水精神便有了新的文化阐释方向——一种士人审美理想的文化建构。由于山水精神特指山水的气质与生命，山水不仅有形质，而且有其内在的性情和气韵，而对山水进行审美观照的主体，正是那些具有学识修养的士大夫群体。士人将自我的内在性情与价值追求融入对山水的审察与理解中，并在山水诗、山水画等艺术实践中呈现出超逸的人生观。

正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山水精神具有超越世俗性的特质，山水的性情与人的精神相通，如儒家的山水“比德”说和山水画的“气韵”观念等，具有高尚人格的士人往往隐遁在山水的脱俗环境中。西晋名士张华有言：“隐士托山林，遁世以保真。”东晋郭璞认为士人应该“高蹈风尘外”，北宋韩拙则说，“是以山水之妙，多专于才逸隐遁之流，名卿高蹈之士，悟空识性，明了烛物，得其趣者之所作也”。山水，成为士人“隐居求志”的特殊场域，士人或登一方孤亭，或乘一叶小舟，徜徉于山水之间，以寻求一种永恒的“渔樵精神”。

从对山水性情的体察，再到士大夫对自身的审视，山水与士人之间结成了一张隐晦且牢固的网，山水画成为士人寄情于山水的一种精神载体。如元代画家吴镇的《渔父图》为那些有志于山水的观者展示了一个自然淡泊、远离尘世的超逸境界。徐复观曾言：“人的精神，固然要凭山水的精神而得到超越。但中国文化的特性，在超越时，并非一往而不复返，在超越时，即是当下的安顿，当下安顿于山水自然之中。”换言之，山水精神多体现于山水艺术作品中所折射出的士人精神，山水画成为士人山水思想的表现载体。在五代宋元的山水诗画艺术中，普通的渔父、骑驴的旅人、拄杖的老者，都进入了士人的视野，或是作为自我的化身，“山水”成为士人观察现实和表达现实的重要通道。此时，“山水”被世俗化，但也并未脱离精神隐喻和文化属性，人们对山水的观察和审视，一直与个人的处境、政治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等多方面因素紧密关联，当“山水”成为一种审美对象时，“高尚、隐居、淡泊、修身”的士人形象也就此成立。有学者说，中国山水画的基本精神，就是不拘泥一时、一事、一人、一物的世俗沉浮，而是通过对自然景观的创造性刻画，妙悟自然，超以象外，以此传达人对自然的依恋，寄寓人的生命感知和社会体验。

因此，山水精神的形成基于“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探索于“天道境界”的宇宙观，落实于“士人理想”的人生观，在其经典的哲学内涵与主流学说中，逐步构建起中国人的生存规则、世界想象以及审美观照。山水精神的文化理解与历史阐发不但彰显了中国人的自然智慧与空间认知，而且触发了以山水为中心的哲学思辨与艺术表达，这使得山水成为把握中华文明基因与民族精神内核的关键。钱穆曾说：“山水胜境，必经前人描述歌咏，人文相续，乃益显其活处。若如西方人，仅以冒险探幽投迹人类未到处，有天地，无人物。即如踏上月球，亦不如一丘一壑，一溪一池，身履其地，而发思古之幽情者，所能同日而语也。”总之，在中国的文化传统、环境结构以及民族审美的特定语境中，山水精神正是以自然为基准，从人的精神维度中展开对万物义理、社会秩序以及个体生命的深刻体察，最后凝结为中国人的一种独特价值意向与审美旨趣。

（作者：王天乐，系中山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