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年，陈郁被调离中央任广东省委书记，周总理：他们点名要你去

【1957年4月，北京西花厅】“老陈，广东同志点名要你。”周总理的话不急不缓，却让客厅里的空气一下子凝固。陈郁握着茶盏，指腹用力，瓷壁轻轻颤动。他懂周恩来的分量，也懂“点名”二字背后的殷切与压力。

那一年，他56岁，在煤炭工业部一干就是八个春秋，大小会战、保供抢运全靠他一条线拿主意。部里年轻人常说，陈部长看数据就像看天气，一眼能说出哪座矿坑还缺几台提升机。可眼下，中央决定让他离开熟悉的能源战场，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家乡广东。此时的他，既意外又隐隐激动——毕竟，那里是他走出贫寒的起点。

若把时间拨回半个世纪前，1901年的宝安县还是一座靠海的小县。陈家穷得叮当响，父母省吃俭用，才让小陈断断续续读了两年半书。书没读透，海风倒练出他倔强的性子。21岁那年，他跟着工友冲进香港码头，组织海员罢工。有人劝他退一步，他只回两字：“不能。”

1925年“五卅惨案”震动全国，他再次走到最前线，号召海员与工人并肩停航。省港大罢工整整坚持了十六个月，香港港口几乎陷入瘫痪。就在那一年夏天，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推举为全国海员总工会主席。海风咸涩，他却觉得那是革命的味道。

不久后，组织调他去上海、去广州，后来又升任广东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风头太劲，也容易树敌。1931年一月，他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当选中央委员，却因反对王明“左”倾路线，被扣上“路线错误”的帽子。没多久，他接到调令：去莫斯科学习。表面“深造”，实则被边缘化。

苏联的冬天漫长。1933年，陈郁被派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当工人，日复一日与铁屑为伍。他没抱怨，也没停下学习俄语和机械制图；只是夜里给妻子写信时，会写一句“同志未必理解我”。直到1939年夏，周恩来因摔伤赴苏治疗，任弼时专程赶来探望，两人才在克里姆林宫外的病房走廊里谈起陈郁的困境。周恩来当晚查阅档案，发现所谓“错误”不过是一纸《申明书》，第二天便向共产国际交涉。一个月后，处分撤销。

1940年2月25日，零下十几度，陈郁、周恩来、任弼时乘专列离开莫斯科，经外蒙辗转回到延安。火车吱呀停下时，陈郁下意识摸了摸兜里那张解除处分的证明——薄薄一页，却让他重回队伍核心。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多在后方负责兵站和工业布局，很少站到聚光灯下。新中国成立后，燃料奇缺，中央挑人时，第一个就想到工人出身、懂设备、又懂俄语的陈郁。1949年底，他被任命为燃料工业部部长，专门盯新疆石油。那时，克拉玛依还只是一片戈壁，他却坚信“地下是金子”。1950年，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在乌鲁木齐挂牌，他拍板用股份换技术，让苏方专家带着测井仪器进沙漠。有人担心吃亏，他拍着桌子说：“油出来，谁也亏不了。”

几年苦干，钻头终于在独山子涌出第一股黑色原油，建设者们兴奋得把沾油的工服剪下一角寄回北京。陈郁收到布片，在办公室里端详良久，只说一句：“值。”

1955年，根据行业分设方案，燃料工业部分拆成三部，他改任煤炭工业部部长。井下瓦斯爆炸多发，他多次钻到八百米深的井筒，用手抹煤尘判断含水率。一次上井后，有记者问他怕不怕，他笑：“我比他们老，脚还得跟年轻人一样踩实。”

也正因这种脚踏实地，1957年广东省委在整顿地方工业与对外贸易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位老部长。陶铸向中央写信，请求支援，还在信尾写下“如条件允许，盼陈郁同志领衔”。于是才有了西花厅那壶冒着热气的龙井，也有了周恩来那句意味深长的“点名要你”。

陈郁犹豫的，不是职务高低，而是部里几项刚启动的井下自动化试点。周恩来看穿他的顾虑，轻声补充：“煤炭部已经有预案，你放得下，广东才能接得住。”一句话，打消最后的纠结。

8月，三伏热浪还未消退，陈郁坐上南下的专列。列车过湘粤边界时，他让随员把窗户全拉开。山风卷着湿气扑面而来，他深吸一口，像在确认：“这是家乡的味道。”

到任后，他跑的第一站不是省委大院，而是黄埔港码头。昔日罢工场景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起重机的轰鸣。他对码头负责人说：“三十年前，我在这儿掀过浪；今天，我想让这‘浪’换成集装箱。”在他的推动下，广东开出全国第一条对外加工贸易试点线，后来发展成闻名遐迩的“三来一补”，也为日后经济特区的设想埋下伏笔。

遗憾的是，高强度奔波不断透支他的健康。1974年3月21日凌晨，他在广州病房里陷入昏迷。助手凑到耳边，他艰难吐出断断续续的几句：“要研究……石油问题……这是大事……”话音微弱，却仍绕不开那团黑色能量。

陈郁的一生，没有华丽头衔的堆砌，却有坚如磐石的信念。周恩来、任弼时在关键时刻伸出的那双手，既是对同志的珍重，更是对实干精神的肯定。57年南调，看似官场调动，实则是党和人民对老工人最直接的信任。纵然他最终倒在病榻，也仍把目光投向祖国能源的远方——那里，火焰不会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