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年李淑一寄词请毛主席指正，主席看其用词后批评：所取态度不当

“淑一同志，老同学相见，先别寒暄，咱们先朗诵那首词可好？”——1959年6月27日，长沙蓉园小客厅里，毛泽东笑着对李淑一说道。短短一句，拉开了两位故人相隔三十多年重逢的帷幕，也把人们的视线推回到1957年的那封引人注目的书信。

毛泽东与李淑一之间的通信，本质上是两位旧友的文学过招，可那年五月寄出的信，却因一句批评而格外醒目。1957年初，李淑一在《诗刊》读到毛主席十八首旧体诗词，想到自己悼亡之作《菩萨蛮·惊梦》尚未示人，便大胆寄去，请“前辈”指正。她在信中连用敬辞，自觉谦逊周到，却没料到毛主席回信第一句就是：“我们是一辈的人，不是前辈后辈关系，你所取的态度不适当，要改。”这一评语当即让李淑一愣住，她来回咀嚼了好几遍，自嘲说：“原来我在词里卖弄的那点客气，被主席一眼看穿。”

若只看这句话，容易误以为毛主席在责备，其实两人交谊深厚，批评更像是朋友之间的调侃。两人结缘，要追溯到1920年的长沙福湘女中。当年，杨开慧留短发、倡新学，常被嘲笑“离经叛道”，李淑一却拉着她的手：“别管那些眼色，咱们只管念书。”友情在那一刻扎根，此后又因毛泽东、柳直荀两段爱情而交织得更紧。1924年，李淑一与柳直荀成婚，送亲人群里就有刚新婚不久的杨开慧夫妇。为了不让好友失落，杨开慧悄悄把家门钥匙塞进李淑一口袋：“想我了，就来。”

然而好景转瞬即逝。1930年，杨开慧就义；1932年，柳直荀在湘鄂西前线牺牲，噩耗迟到两年才传到长沙。李淑一撑着两个孩子，深夜梦回常写词自遣。《惊梦》便诞生于1933年盛夏：“兰闺寂寞翻身早，夜来触动离愁了。”一行行血泪，压在抽屉里二十多年。

建国后，毛泽东听闻柳直荀妻子生活窘迫，想举荐她入中央文史研究馆，可名额有限，他又不愿让老同学因“特殊照顾”遭非议，只好暗中把自己的稿费拨给她。李淑一知道后，写信谢绝，透露自己靠教书尚能糊口，但仍将主席情谊牢记在心。这段插曲，为两年后的“寄词请正”埋下伏笔：她相信主席不会因为一首悼亡词嫌自己多事，也相信对方仍愿为旧友润色诗章。

1957年5月11日的回信不长，却信息密集。毛主席除了谈到“巫峡”“三峡”用字之别，还附赠新作《蝶恋花·游仙》：“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词中“杨”“柳”双关，既指两位烈士，又写故人哀思。李淑一读罢泪下，次日把信带进长沙二女中初三教室。学生鼓掌，老师围观，大家第一次近距离感受“毛体”手迹，一时轰动。

故事却没到此为止。十月诗社的孩子们想抢首发权，写信给毛主席，少年口吻略显淘气：“请您批准我们先登《蝶恋花》！”主席很快批复：“可以在你们刊物发表。”巧的是，油印刊《鹰之歌》随后停刊，词又转到《湖南师院》元旦号公开，从民间小圈子直接跃上全国版面。1958年初，《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相继转载，李淑一刚走进校门，就被同事半开玩笑围住：“大作家，签个名呗！”

热闹过后，毛泽东在长沙又提起这首词，说那是“完全按她意思和的”，可见主席对友人用情之深。1959年国庆前夕，李淑一进京观礼，想登天安门，再见主席。因警卫规格，她未如愿。毛主席写信婉拒，却附一句：“尔后还有见面的机会。”时隔四年，这句话兑现——1963年《毛主席诗词》出版，把《蝶恋花·游仙》正式改题《蝶恋花·答李淑一》，将两人书信桥段永久定格。

有人问李淑一，主席那句“态度不当”究竟刺不刺心？她摆摆手：“他一向这样，说话痛快，从不兜圈子。骂一句，胜过别人夸一百句。”言语间，更多是感激。晚年的她依旧在讲台上传授古典文学；有同学问起往事，她只淡淡一句：“我不过是写了几行小词，主席却给了烈士一个远比我词更广阔的天地。”

故事说到这里，该落笔了。那封写于1957年的信纸已经泛黄，但“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仍被一代代学子抄进笔记。短短一首《蝶恋花》，串起了三位烈士、两地旧友和一群年轻人的文学记忆，也让“所取态度不当”变成一句温柔的提醒——真正的平等，不在称呼，而在彼此心照不宣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