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逝世，周福明躺着给主席最后一次理发：老人家的样子很安详

“1976年9月10日凌晨两点五十七分，值班电话忽然响起——‘小周，准备一下，马上去怀仁堂。’”李银桥压低嗓子说完这句话，灯光下，他脸色灰白。周福明愣了三秒，拎起挎包，心里只剩一个念头：不能让老人家难看地离开。

三小时前，中央会议室的钟刚过零点，主席的心电监护归于平线。消息在中南海悄无声息扩散，每个人都强压悲痛，仿佛怕惊醒屋里沉睡的那张床。周福明从值班室一路小跑，汗水顺着脖颈淌进衣领，他忍住颤抖，暗暗提醒自己：手要稳，剪刀不能响。

走进灵堂的那一刻，他先看见了主席熟悉的额头。微微后倾的头发仍保持着他十七年来悉心修剪的线条，额角平整，两鬓自然。可那抹象征着活力的灰白，此刻却凝固无声。周福明轻轻叹了口气，心里一句杭州土话闪过：人走茶凉，鬓角也要整齐。

为什么最后一次要“躺着”作业？因为不想挪动遗体。周福明索性跪下，再缓缓侧卧，与老人家头部齐平——剪刀贴耳角滑过，几缕乱发落在白布。灯影之下，他像回到十七年前第一次为主席执剪的夜晚，只是再无交谈。

时间拨回1959年12月26日那天下午。冬雨刚停，杭州解放路理发馆里坐满顾客。周福明正翻转推子，忽听门铃一响，省公安厅干部推门而入：“半小时能理完？”他点头：“当然。”那人又追问一句：“真能保证？”他以为遇到挑剔主顾，没太在意，却不知道命运的拐点已悄悄降临。

当晚十点，吉普车奔驰在南屏山脚。车灯切过雨雾，周福明被安排进游泳馆侧厅。李银桥先开口：“去见首长，别紧张。”门推开，主席披睡袍，笑容和报纸照片上一模一样，“小周，辛苦了。”这一声“辛苦”，让年轻师傅当场愣住，随后汗毛尽立。

第一次动剪，他只用十八分钟。刮胡子时主席憋气配合，他忙说“您放松，我用手指示位”，顺手扶了扶下巴那颗痣。结束后，主席摸了摸头发，转身对李银桥说：“不错，带回北京吧。”一句玩笑，却改写了一个青年的轨迹。

1960年春，周福明进中南海。除了理发，他要学会当值、记笔记、搬书报、调整灯光。中南海里连窗帘长度都讲究毫米级，他后来常对后辈说：“这里没有小事，一缕头发都能出差错。”听着夸张，可那是真规矩。

有意思的是，周福明并非只会剪头。他自学推拿，甚至研究家具尺寸。1962年，他发现主席吃饭用的方桌偏矮，导致双脚悬空，便找木工加高十厘米，再嵌横杠。主席用脚一踩，露出孩子般的微笑：“小周，这才算合脚。”

1970年代初，主席睡眠愈发不佳，总劝周福明“我说的话睡前不算，醒来再议”。有一回，主席连续批阅文件近两昼夜，周福明硬劝他吃饭。席间主席忽道：“打电话叫总理来吧。”他却装没听见。次日早晨再请示，主席挥手：“算了，别折腾总理。”一语带过，却说明他把小周当自家人信赖。

信赖来自稳。几十年，周福明剪过约一千八百次，却从未在主席耳边留下剪刀痕。右侧略密、底边略留，这是他总结出的“毛氏标准”。别人手抖，他手稳；别人冒汗，他反倒越剪越冷静。老北京理发师笑称他“稳若机床”。

1967年那次肝病疑云，是两人关系的又一次考验。医院两度验出转氨酶破百，组织要他暂离岗位。主席连着几天不见他，终忍不住发问：“小周去哪儿？”再见面时，主席调侃：“他们不要你，我要你。”一句话，胜过千言。三月后复查排除肝炎，周福明感慨“这辈子能遇到这样的领袖，是福气也是压力”。

领袖也有脾气。天安门观礼那年，烈日当空，有人让周福明上前擦汗。刚迈一步，就被主席推开：“大家都流汗，我也一样。”周福明连忙退下，暗暗自责。后来他再也不在公开场合主动为主席整理衣衫，除非对方先示意。

再说回那个凌晨。修整完鬓角，他取出剃刀，平躺至主席头后，一毫米一毫米清掉颈后的碎发。剪刀合拢的声响细若蚊鸣，屋里人的呼吸都放得极轻。十七年磨炼，此时只剩纯熟手感与深沉情感。他心里默念：“老人家，万事放下吧，您的样子已经很好看。”

修面结束，他悄悄收起工具，打湿毛巾，拭去颈侧残屑。做完这一切，他才察觉眼眶发烫。半跪起身，他对灵堂轻声道：“好了，您整洁着呢。”没有多余煽情，他怕自己一开口就会失声。

清晨六点多，天灰蒙蒙亮。外头松柏静立，灵堂门口花圈层层叠叠，像浪潮。周福明退到院角，靠着槐树坐了许久，直到李银桥走过来拍了拍他：“首长最后看着很精神，你放心。”他点点头，嗓子却干得说不出话。

岁月翻篇，英雄亦凡人。理发刀如同时间刻刀，把一个理发学徒雕成主席贴身卫士，再雕成人世间最沉默的送行者。多半人记得主席诗词与战功，却少有人想起那把剪刀背后的安静。而周福明，在那一夜后，始终记得老人家脸上最后的光——安详，平和，没有一句叮嘱，却胜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