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调查组寻找烈士线索，一位农民指着照片：他就是我的幺叔

“同志，你们找的人，可能就在这张相片里。”——1977年9月，萍乡芦溪镇。

第一阵秋风刚吹到湘赣边界，江西省委宣传部六人调查组就背着行囊出现在山口岩。照片只有一张，还是黄埔政治部学员的大合影，谁是卢德铭？没人敢拍胸脯。档案馆的卷宗翻遍了，指纹式的细节仍旧空白——这让组长黄建忠心里直打鼓：再拖，纪念活动就来不及了。

调查顺序被彻底打乱。小组决定放弃“先档案后实地”的惯常路数，直接把战场遗址和烈士故里当成两条并行线。黄建忠留下段家作与陈明训驻守芦溪，其余三人分头北上。这样拆分，既节约时间，也能避免几个人挤在同一处“盲猜”。

北京并没有给陈明训带来惊喜。清档馆里清朝档案满架，却见不到一张黄埔毕业照。南京倒给了线索：黄埔二期、三期政治部合影各一册。陈明训硬着头皮挨个对比，一连翻了八个钟头，终于在第三期政治部“组织科员”栏后面看到三个字——卢德铭。纸面证明到手，可九十多张面孔放在一起，谁都说不准哪个才是那位二十三岁就牺牲的总指挥。

照片翻拍回来后，确认程序成了新难题。按照当年的革命史料认定办法，必须“六证齐下”：两名战友、两名同学、两名亲属。北京先找周士第，老人皱着眉看了十来分钟，“像是前排左一，可我不敢保证”；又去问何长工，也只得到“有点像”。这样的含糊显然过不了关。

有意思的是，聂荣臻的态度截然不同。照片刚递过去，他几乎没犹豫，手指落在前排右一，“肯定是他，当年照相我就在他旁边。”聂老总还顺带把左一、左二的名字报得清清楚楚：杨其钢、袁炎烈。老将军记忆如新，为调查组吃了颗定心丸。

战友情还需要再补两票。调查组转向武汉，找到曾在国民革命军同属任职的韩浚。韩浚的指认和聂老总如出一辙：“前排右一，错不了。”至此，“三票”到手。但按照规定，还差亲属确认。于是调查组马不停蹄奔往自贡。

自贡这头，乡干部把一个五十多岁的农民领到镇政府。粗布衣裳，满脸风霜，他叫卢定义，是烈士的侄子。老卢接过照片，眼圈立刻红了，手指抖个不停：“他就是我的幺叔！”这一声“幺叔”，胜过千言万语，亲属票顺利补齐。

身份落实，接下来该找遗骨了。芦溪七十岁以上的老人被一一请来座谈，反复比对各家回忆。最终指向同一个人——周仁榜。这个名字在早年上报材料里出现过，但谁也没深挖。周家茅屋距山口岩仅两百多步，枪声停后，他曾拖走一具年轻军官的遗体，草草掩埋。地点和时间，与起义部队撤退路线严丝合缝。

1978年3月，施工队在周家后院外十五米处起土。泥层湿软，木棺早已腐烂，只剩掺着骨片的褐色黏土。文物部门取样化验，确定为二十多岁的男性遗骸，其随身扳机护片、子弹袋与黄埔军官制式一致。虽然无法像今天这样做DNA比对，但在当年的技术条件下，这已是最严谨的佐证。

遗骸被安置在芦溪烈士陵园新建的基座下。纪念碑正面两行字，以毛体刻成——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烈士。基座旁边，调查组把那张合影的放大照片镶进防反光玻璃框，照片下的说明第一次出现了确切的标记：“前排右起第一人——卢德铭。”

工作结束那天，黄建忠将最后一份报告送进井冈山博物馆档案室。封皮不厚，只有三万多字，却把卢德铭从“只有姓名”变成了“有影像、有履历、有牺牲细节”的革命先烈。若干年后，各地出版物、展馆里的卢德铭照片全出自这份资料底稿。

不得不说，这场跨越半个世纪的寻找，并非简单“追星”。它让一位早逝的青年军官重新立体起来，也让秋收起义那段短促而惨烈的军事行动获得了更完整的注脚。对于四五十岁那代人而言，照片里的目光与伤痕，就是他们青春记忆中最刚烈的部分——熟悉的草帽山、斑驳的驳壳枪、翻滚的硝烟，还有那一句发自心底的呼唤：“幺叔，我们终于找到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