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受毛主席10次接见，还被毛主席写进文章，78年被免除所有职务

［1959年10月2日，北京］ “总理，我穿着这身对襟袄，能不能不上天安门？”王国藩压低声音，小心试探。周总理抬眼看了看他，有点打趣：“你代表农民，就该这么穿。”一句话，让王国藩挺直了腰板。

谁也没想到，这位靠“三条驴腿”拼出名堂的河北农民，十多年后会被取消全部职务，再次回到地头。命运的反差，在他身上显得格外刺眼。

往前追三年，1956年春，遵化县东新庄的土地被春风吹绿。那年，全村552户社员把王国藩推到社务管理委员会主任的位置。村民们说，王大叔不贪不占，抡起锄头比谁都狠。凭借这一点信服，他带着大家实行“勤俭办社”：旧木头做梁，新土坯垒墙，能修不拆，能补不换。有人嫌寒酸，他回一句：“挣一分，用半分，日子才稳当。”

数据给了他底气。1955年，粮食亩产翻了近三倍；牲畜破百；荒山变林。更重要的——本来每年要向国家伸手要二十万斤粮食，如今能倒卖三万多斤余粮。这套办法，被毛主席在《农业合作化问题》按语里点名表扬：“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这就是全国的缩影。”全国学习王国藩，一时风头无两。

第一次进京，1957年。王国藩穿着抿裆裤，手心都是汗。介绍人刚念完名字，毛主席握住他满是老茧的手，笑得很深：“靠三条驴腿，能走多远？”王国藩憋红了脸，只挤出一句：“听党话，能走多远就走多远。”从那年起到1969年，他先后受接见十次，八次能当面握手，两次还一起吃饭。主席知道他吃不惯辣，总把不辣的荤菜推到他面前。场面不大，却温暖。

1967年，他被调进省里领导班子。表面风光，心里却不踏实。白天在会议室，夜里回村照样下地。他常说，“干部不下田，嘴上说丰收也没底。”有一次，听到邻县报出亩产百万斤红薯，他当众怼道：“一亩地就这么大，你给我种个试试？”

可惜的是，十年政治风暴汹涌，他也跟着起哄。有人向他兜售激进口号，他没能立住脚。1978年，中央一纸通报：免去王国藩所有职务。文件很薄，却像锤子。有人替他抱不平，他摇头：“我当年糊涂，组织没有错。”

卸任那天，他收拾东西回村，连一辆吉普都没坐。社员见了红眼，他只说一句：“我还是那身粗布衣裳，该干活了。”第二天，他扛着锄头下地，像什么事都没发生。有人嘲讽“高位跌落”，他呵呵一笑：“当农民是跌吗？我是农民出身。”口气淡得出奇。

进入八十年代，政策松绑，乡镇企业遍地开花。东新庄跟着学，缺资金、缺门路。王国藩虽没官帽，可人脉在：昔日共过事的老干部听他电话，愿意搭把手。村办轧钢厂、腈纶厂陆续落地，他当起“义务推销员”。出门能挤火车绝不坐软卧，能住亲戚绝不进宾馆。年轻支书拗不过他：“老王，企业挣了钱也得让您住好点。”他摆手：“钱是集体的，觉不能先让自己睡软。”

1995年，他家才盖新瓦房。老伴笑他：“这下像模像样了吧？”王国藩站在院子里，背手点头，却没多说一句。

2005年冬，王国藩病危。镇上干部来看他，他气若游丝地嘱咐：“别忘了勤俭两个字。”这成了遗言。村里为他办追悼会，礼堂没摆花圈，只挂了一面写着“勤俭办社”的横幅。有人说太简单，村支书回应：“老王生前就这么要求。”

回看资料，王国藩的经验并不复杂：勤俭、集体、实干。可真要做到，难。田里拔草要弯腰，会议桌前却能直腰；粮食要一颗颗收，报表却能一栏栏填；干活流汗要认，拍胸脯吹牛却容易。王国藩一辈子在这两者之间，选了前者。

有人问：要不是那场风暴，他会走到哪儿？没人能回答。历史没有假设。但凡事总有分寸，王国藩的起落提醒后人：荣光与失意，都不该改变初心。对农民出身的他来说，初心就是那块土、一把锄头，再加上“挣一分，用半分”的老理儿。说来朴素，却撑起了一村人几十年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