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苏联“本土化”政策形成的外交因素是什么？

民族政策与外交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影响苏联民族政策形成的第三个因素。在俄国改革和内战初期，布尔什维克就提出以民族自决权原则来解决问题的主张，希望以此来获取俄国少数民族和世界上其他被压迫民族对改革的支持。

当时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的这种联系最早体现在处理与俄国东部少数民族的关系中。

民族政策与外交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

列宁和斯大林早在1917年11月就发表了《告俄国与东方和全体教徒和劳动人民书》，其中承诺结束前俄罗斯帝国内部的剥削，并呼吁俄罗斯境外的教徒推翻其殖民统治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波兰的新政权则希望恢复被俄奥普瓜分之前的边界。

战争的结果是双方于1921年签订了《里加条约》，条约规定“寇松线以东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划归波兰，这导致数百万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将成为波兰的一部分。

苏维埃政权的注意力也因此从东方转移到西方，他们希望利用波兰境内乌克兰人和苏维埃乌克兰境内乌克兰人的种族关系来实现吞并西乌克兰人口及领土的目的。

在1924年12月，共产国际就曾通过一项决议，呼吁最终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占领的乌克兰领土并入苏维埃乌克兰。

随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波兰境内的西乌克兰人和西白俄罗斯人相继组建独立的政党，西乌克兰政党和西白俄罗斯政党，作为影响波兰国内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和实现苏联当局外交目的的重要组织。

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因其在处理与波兰统治下西乌克兰人的关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被联共（布）中央赋予在外交事务中比其他加盟共和国更大的权利。

乌克兰电报局是苏联唯一一家在对外新闻报道中发挥作用的加盟共和国的电报局。乌克兰政治局成立了一个处理外交事务的常设委员会。

在20世纪20年代，乌克兰苏维埃当局给予大量西乌克兰的流亡者苏联公民身份。

更重要的是，苏维埃乌克兰当局可以利用其与西乌克兰政党的特殊关系来影响共产国际，西乌克兰政党的正式代表卡拉·马克西莫维奇是乌共的候选委员。

舒姆斯基、扎通斯基和斯克雷普尼克等乌克兰苏维埃的主要民族政策专家也经常参与到乌克兰的外交事务中。

苏维埃政权的外交目的和乌克兰在苏联外交事务中的作用对于乌克兰化政策的形成起到一定作用。

乌克兰化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希望通过实行维护乌克兰人民族权利的政策，使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成为“吸引(波兰)大批不满的乌克兰人的中心”，从而实现吞并波兰境内乌克兰人及领土的目的。

列宁和斯大林的民族思想

斯大林是布尔什维克公认的“专家”，在1917-1924年间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在苏维埃政权初期民族政策的形成过程中，虽然曾经与列宁在1922年格鲁吉亚问题上出现过分歧。

但基本同意列宁在苏俄国内问题上的观点，他们在苏维埃国内问题上的观点主要有三个。

首先，列宁和皮亚塔可夫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一致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危险的意识形态，因为它有可能为了民族目标而组建一个超越阶级的民族联盟，从而掩盖阶级矛盾。

斯大林在《十月改革》一文中，就曾对内战期间一些人将各边疆地区的斗争描绘成民族解放斗争进行过反驳，各边疆地区的斗争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势力反对的斗争。

对于这种危险意识形态，列宁和斯大林与皮亚塔可夫的理解相反。皮亚塔可夫攻击民族主义是一种的意识形态，而民族本身就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残余。

列宁和斯大林得出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通过赋予民族自决权，苏维埃国家可以分裂上述民族联盟，阶级分化会自然出现。

列宁就曾以1905年挪威和瑞典的分离为例，证明承认分离权不仅没有使无产阶级脱离改革，反而促进了两国工人的紧密结合，共同反对瑞典和挪威资产阶级。

通过赋予民族自决权可以分裂超阶级的民族联盟，这是列宁和斯大林关于问题的第一个观点。

列宁和斯大林都坚定的认为，民族意识是所有民族在走向国际主义的道路上必须经历的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

列宁和斯大林在他们改革前的著作中认为，民族只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而出现，它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

皮亚塔科夫认为这意味着民族将是无关紧要的，因此不应赋予其特殊地位。

列宁和斯大林却坚持认为，民族也将长期存在，甚至在最初，民族意识会增强。

列宁早在1916年就说过：“人类只有在所有被压迫民族都享有完全自由的过渡时期，才能朝着不可避免的民族融合迈进。”

斯大林对奥匈帝国的原德国城市的民族演化过程印象特别深刻，在1921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他指出，在五十年前，匈牙利的所有城市还都以德国人为主，

但现在变成了匈牙利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所有俄罗斯城市都将“不可避免地”被民族化，这种模式是“全世界民族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民族的巩固也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还将民族发展的阶段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

在反驳皮亚塔可夫和布哈林的观点时，列宁以巴什基尔人为例，指出“必须等待一个特定民族的发展，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分子的分离，这是不可避免的，从中世纪到中资产阶级，或从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道路。这是绝对不可避免的道路。”

民族主义是任何民族实现现代化的必要阶段，这一过程不可避免，这是列宁和斯大林关于问题的第二个观点。

列宁和斯大林对于苏维埃国家内部问题这三个观点是苏维埃政权初期民族政策形成的理论基础。他们的逻辑可以概括如下。

民族主义是一种可以掩盖阶级矛盾的危险的意识形态，它导致人们对于合理的社会诉求，不是以适当的基于阶级矛盾的运动来表达，而是以超阶级的民族运动的形式来表达。

民族不是人的基本属性，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和早期世界的副产品，是成熟的社会产生之前不可避免的发展阶段。

由于沙皇俄国对非俄罗斯民族的长期压迫，它们的民族主义运动不仅表达了阶级抗议，还表达了对统治的俄罗斯民族的压迫的不满。

因此，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都不能被明确地谴责为的意识形态。

实际上，给予非俄罗斯民族民族自决权是合理的，可以分裂由民族主义团结起来的超阶级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