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野参谋长离家9年，返乡探亲才知：65岁的母亲已成四野连级干部

儿子是三野参谋长，母亲却在四野戴上了军衔。

离家九年，一回上海，发现老宅长满荒草，母亲在战火中究竟经历了什么？

离家参军与家庭变故

蔡群帆原名蔡和民，1915年出生在上海。那时家住法租界外的旧弄堂，屋子潮湿、门板吱响，家里吃饭得掺红薯丝。

父亲蔡熊年，来自浙江勤县，靠在棉纺厂里做账维生。

母亲杨凤珠则是一名缝纫工，手艺不错，在邻里间挺有口碑，日子虽不宽裕，但夫妻俩努力撑着，把两个儿子拉扯大。

1922年，厄运接连落下，先是大儿子因病去世，几个月后蔡熊年也因劳累猝死。

杨凤珠一夜白头，孤身带着七岁的蔡和民，咬牙过日子，给人缝补、做棉袄，有时也到码头边打短工，肩膀上磨出硬茧。

穷是穷，但她不让儿子辍学。

白天做活计，晚上还要帮蔡和民改作文、背《古文观止》。邻居劝她别撑了，她回一句：“苦点也得让他出人头地。”

1931年秋，十六岁的蔡和民上完一节地理课，放学时路过静安寺广场，刚好赶上抗议游行。队伍里有人喊口号、举布条，他脑子一热也跟着冲了进去。

第二天，学校勒令退学。

这事传回家，邻居都替杨凤珠捏了把汗，谁料她竟没说一句重话，只是做了一碗热汤面，放了枚鸡蛋，放在灶台上。

那顿饭之后，他心定了。

1938年，新四军在皖南招兵，他报名参军，在登记表上写下新名字：“蔡群帆”。

临出发那天，把围巾系得紧紧的，杨凤珠把家里唯一的银簪子卖了，给他换了双新布鞋。

送别没有眼泪，只是拍了拍儿子的肩膀，转身回屋，门轻轻关上。

从此，九年未见。

蔡群帆跟着部队辗转大江南北，在新四军三支队里做联络员、文书，后调任参谋，逐渐成长为三野战区的骨干。

可他在战地前线冲锋陷阵时，根本不知道母亲已不在老宅。

抗战最乱那几年，上海城区日伪和国民党，公开张榜通缉新四军家属，杨凤珠也在名单之列，家门口时常有探子探头探脑。

一次清晨，门外突然传来敲门声，她本能地把门闩插紧，没敢应声。

好在门外不是敌人，而是蔡群帆儿时玩伴、后来的地下交通员周锦文，对方递来纸条，上面就四个字：“今晚撤离。”

那天夜里，天灰蒙蒙的，杨凤珠背了个包，随队躲进浦东水乡，乘船北上，几番转移后，终于到了山东滨北根据地。

从此，再也没有回过老屋。

母亲的革命蜕变

一开始，杨凤珠只是在滨北抗日根据地的后勤点帮忙，那地方条件艰苦，冬天没炭烧，春天吃野菜过日子，可她没喊过一声苦。

有人给她安排轻省点的活，她却拎起针线包干起活儿来，说什么也不肯“特殊对待”。

她说话从不大声，做事却顶得上三个年轻人。

八路军缺衣少鞋，她就组织妇女做军鞋。没布，她就找破棉被翻修。没线，她用麻绳拆成细股再搓。
几个月下来，全连的草鞋都由她带头做，战士们穿上新鞋，脚掌总算不再烂泡。

她原本只被编为妇救会成员，因为表现太突出，很快被任命为支前组骨干。

部队打仗缺人时，她也给前线送饭、送水。

有一次前沿阵地冒起枪声，炮火把她身边的木桶都震裂，她却硬是背着剩下的热粥走到阵地边。

抗战胜利后，她随部队北上，踏上了东进列车。

车厢里全是老同志和辎重物资，被编入被服厂，地点设在沈阳郊外的一处兵工仓库。

东北的冬天冻得人咬牙，水龙头都结了冰，被服厂照样三班倒干活，穿着旧军大衣，拿铁盆接雪化水，手上常年冻裂，血染在棉布上也不擦。

厂里有规定，干满多少件就能换新棉衣。

她做出来的棉衣都优先送给伤员，自己却穿着补丁摞补丁的旧棉袄。

1948年，辽沈战役准备打响，后勤一线加班成常态。

上级来视察，一查记录，发现杨凤珠月产量居全厂第一。

厂里开会讨论干部晋升，她原本不在名单上，可政工干部翻出她三年来的工单数据，拍板定了：“按连级标准定编，授连职军衔。”

从此，厂里开始叫她“杨连长”，身份不变，工位没换，仍是那台老缝纫机。

她脸上没太多反应，只是在工作卡上，郑重写下名字：“杨凤珠。”

直到1949年，上海即将解放，她请了探亲假，带着一张通行证，穿着旧军装，踏上回沪的火车。

没直接去老宅，而是到了上海市军管会。

因为儿子九年前参军后改名“蔡群帆”，她找不到他确切信息，只能挨个打听。

最后有人把她的情况反映给了陈毅。

陈毅见到她，听完她的经历，沉默良久。

她并未多说，也没流泪，只是反复确认：“蔡群帆在哪？我找了他九年。”

人名不符，资料又缺，军管会查不到，她没再纠缠，只说自己还得赶回东北，继续生产任务，然后拿起军帽、拎起包就走了。

整个军管会大厅的人，都看着她走出了门。

谁也没想到，这位满头白发的母亲，已是一名四野的连级干部。

返乡探亲与意外重逢

1949年5月，蔡群帆所在部队随三野南下，攻入上海。

他已是副师级参谋长，肩负整编、接防、稳定秩序等一连串任务，仗虽打完，可他心里却总觉得空着。

九年前离家，和母亲一别两宽，一件围巾，一声嘱托，成为了记忆中最后的影像。

部队安排了几天短暂休整，他向上级请了探亲假，一身军装、骑着军管会配发的自行车回到熟悉的弄堂。

蔡群帆（左二）

门前的石板已被岁月磨平，铁锁上挂着厚厚的铁锈，门框歪斜，院内草木疯长。

他推门而入，却见蛛网缠梁、屋瓦塌陷。

隔壁张大妈还住着，一见他，认出是当年那个瘦高个小蔡，连忙拉他进屋倒茶。

几句话让蔡群帆惊出一身冷汗——“你娘三年前就被人接走啦，好像去山东啦，后来听说穿军装了，但再没消息。”

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也没人知她到底生死如何。

他在旧院里站了很久，眼前是荒芜的屋子，脑海却是母亲当年，站在门口替他整围巾的身影。

又连夜赶回司令部，请求通过上海军管会查找线索。

几天后，办公室电话响起，值班员喊他：“快！有人找到你母亲了，她在陈毅首长办公室！”

蔡群帆几乎是飞奔着赶到军管会。

一进门，他就看到一位穿着旧军装、身板挺直的老人站在那里。

满头银发、眉间硬朗，他盯了几秒，才认出来——是母亲杨凤珠。

母子九年未见，握住彼此的手，谁也没说话。现场一片安静，所有人都感受到一种，战争都割不断的牵连。

他在一旁的屋子里，听母亲讲起这几年的经历：被转移到山东，如何在被服厂里干活，又如何一路北上到了东北。

说得不多，语气平淡，每个时间节点都记得清清楚楚。

他这才知道，母亲早已是四野建制内的正式军人，连级干部，带过生产任务，也被评过先进。

母子之间最大的误会，竟然是“改名”两个字。

她在战区里打听“蔡和民”，根本查无此人；他在上海四处找“杨凤珠”，也一无所获。

原来他们一直不远，就隔着两个笔名。

陈毅听闻这事，也亲自到场，看着这对母子，忍不住感叹：“老同志里头，这样的母子不多见了。”

探亲假有限，母子分别前，他们约定等局势稳定，一家人团聚。

母亲要回东北继续工作，他得随三野南线作战。

分别那天，她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军装，一路把他送到院门口，然后转身消失在人群里。

抗美援朝与母子诀别

1950年，朝鲜局势骤变，志愿军组建完毕，蔡群帆所在的原三野部队，划归志愿军第9兵团，被任命为20军60师参谋长，即将随部入朝作战。

动员会上，他一言不发，结束后，他赶赴山东曲阜，探望久未谋面的母亲。

这次见面，只停留了三天。

母亲没问战争多凶险，也没拦他留下，只是替他补了补袖口，烧了顿小米饭。

那顿饭，是他记忆中母亲亲手做的最后一餐。

他回部队后，一封信也没来得及寄。

1952年，消息传来，杨凤珠因积劳成疾，病倒在山东后方的兵站医院。

临终前没留下多少遗言，只拜托照顾她的同志，转达儿子一句话：“跟着党打仗，建个没有穷人的世界。”

这话被人小心地记录在，一本军工干部日记本里，三个月后才转到蔡群帆手中。

他刚从朝鲜战场返回国内，在安徽合肥听完这个消息，沉默良久，在营房里跪拜母亲遗像，久久不起。

1955年，蔡群帆被授予大校军衔。

1987年，病逝，安葬于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边上的军人公墓。

他生前留下的一本回忆录，中提到母亲，只寥寥数句，最后一句是：“她比我先入伍，比我更像军人。”

而杨凤珠的名字，被收录在《大江南北》杂志的英模纪实专栏。

她一生未得高衔，却在缝纫机边，把整个战线的后背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