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枫：独属于一个人或属于每一个人

对于写小说而言，有些近乎条件反射的金科玉律，细一揣摩，总有我们以前可能未曾意识到的复杂之处。比如“这一个”和“这一类”的原则，作家都希望写出一个独特的、栩栩如生的“这一个”，同时通过“这一个”折射出广阔的、具有普遍性的“这一类”，从而完成对时代的说明、概括乃至表态。然而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究竟是先有的“这一个”还是先有的“这一类”？作家的思考方式究竟是从特殊到普遍，还是从普遍到特殊？这样的问题，虽然不至于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终极，但也很可能是一个作家区别于其他作家的独特路径。仅以现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而言，比较典型的诸如赵树理，他的小说我想多半是先有了小二黑、三仙姑、常有理等等鲜明而特殊的“这一个”，又在这些人物身上对应找到了他们各自所代表的广阔人群，从而完成了对中国农村某个特定时期的全景勾勒。对于赵树理而言，文学形象的“个体”是先于抽象概括的“集体”存在的，然而他从未忘却通过理性思考产生的“集体”形象对于小说艺术的重要意义，这使得赵树理笔下的人物具有他独特的个性，也令每一个普通读者感到那些人物形象与自己有关，甚而就在自己身边。而与赵树理不同，比如茅盾的《子夜》，我宁可相信，作者是头脑中先有了由民族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金融买办、城市无产阶级、失地农民等等阶级构成的社会图景，这一社会图景是如此清晰稳固，再由“经过训练的大脑”去再现那样一个社会图景之下的种种具体人物。在某种意义上，是先有了社会学定义的阶级属性，而后才有了吴荪甫。那么吴荪甫这个人物形象注定不如小二黑鲜活吗？或者说，即使吴荪甫在一时一地的阅读中不如小二黑鲜活，但时隔多年以后，吴荪甫是否仍然像钉子一样嵌入读者脑海之中，并且暗合乃至构建了读者对于人类社会的认识？这其间的问题，以及对问题的可能的解释，值得我们深思。

从这个角度看待北村的中篇小说《韩江忆》，同样可以发现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长期以来有个感觉，先锋作家在重新回头书写“现实的故事”时，总有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所不具备的新路径。或许可以说，先锋作家对于叙事文学的特殊贡献，往往存在于他们重回现实的那个阶段。或许也可以说，先锋文学的一大价值，恰恰在于从技法、认识和思想层面上丰富了作为他们“反面”的现实主义。对于我这样一个种种文学潮流的后来者而言，这种感觉无疑有着狭隘目的论的嫌疑，但也不失为一叶障目有的辩证法。再譬如相当一部分此类作品，人物形象大都会有着强烈的符号化的意味，故事的结构假如按照传统的标准去判断，可能也摆脱不了“主题先行”的色彩，然而恰恰是符号化和主题先行，使得小说具有了高度凝练的统摄力。同样去看《韩江忆》，初时的感觉是北村的叙述兴趣几乎完全聚焦在一个说不上多么典型、也说不上多么普遍的女人的生命历程之中。在“这一个”与“这一类”之间，即使作家并没有将二者视为对立的、相互矛盾的概念，也是无比果断地选择了前者。相比于先“小三”后妻子的韩江，她的丈夫李东升的性格使然与命运轨迹，倒可以粗略地理解为近乎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母子关系和童年经历，这其间不仅有着清晰的因果逻辑，而且有着清晰的归纳理由。而主人公韩江却在具体、鲜活、充满尘世气息的叙述线路中令读者百思不得其解：这究竟是一个红颜薄命的故事，还是一个报应不爽的寓言？是一个性格的悲剧，还是一个命运的悲剧？是一场一意孤行的内心戏，还是一条随波逐流的不归路？我们几乎无法用任何一种既成的、舒适而熟悉的故事套路去对应她。在具体到对韩江这个人的观感，她不是通常意义的美人或怨妇，上层或底层，智者与愚民，我们也只能说她是韩江，是一个很可能死于自己常年疼爱的继女手下的女人。韩江如此特殊，韩江无法归类，而我们也可以揣测，作为一位有着丰富写作经验的作家北村，想将这样一个人物纳入任何一条人来人往百舸争流的叙述航道之中都将轻松无比，然而北村偏偏违逆读者的“期待”，也许同时违逆了写作老手的条件反射，让船驶入了人迹罕至的水域。那么北村写了这样一个人物，或如此刻画了他小说中唯一主要的人物，究竟是仅仅对于“特殊”感兴趣，还是希望从抽象的“特殊”中寻找比一般意义更加抽象的“普遍”呢？

也许我的看法仍然是陈旧而顽固的，我觉得小说中不存在纯粹的、彻底脱离“普遍”意义的“特殊”。如果故事不能完成对生活的提炼与总结，那么又何必讲这个故事,听这个故事呢？我想，在《韩江忆》中，北村通过韩江这个人物，终归是想写出一些人生、人性或云人之命运的普遍性来，只不过这种普遍性并不属于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概念化的“普遍”，尤其是社会学上的阶级、职业、地域、性别、婚姻中的权力关系，等等。在韩江的故事中，北村作出了一种近乎谶语的总结，那就是人终究会走向他内心最不情愿的反面。韩江对于感情生活称不上有多么执着而热烈，她唯一的信念就是不要成为小三，然而她身边的一切因素，包括她的前任男友却又不知不觉地将她推到了那条路上，最终变成了一个死于继女之手的上位成功的小三，从此人生盖棺定论。这听起来像个笑话，但又何尝不具有俄狄浦斯悲剧式的宿命感和矛盾年孤独》中奥雷良诺上校面对无休无止的刺杀时的无路可逃。北村似乎仍无兴趣从社会现实的层面剖析这种无路可逃的宿命的成因，因而对于韩江的故事而言，它又有了某种出其不意的哲学意味。

由此，韩江的故事也终于摆脱了貌似的“特殊”，从而写出了一种抽象意义的“普遍”。从各个角度来说，《韩江忆》即使在细节层面富于尘世气息，但本质上仍可视为一篇通向不可捉摸之地的先锋小说。而将现实质感与抽象思辨有机地结合起来，也可视为北村小说创作中的一大特色。

责任编辑 吴晓辉

原载《北京文学》202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