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后期：史上第二个三足鼎立时代，为啥曾经最弱的一方赢了？

“南北朝后期，史上第二个三足鼎立时代，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赢家？”这问题放到今天，谁都觉得好奇。

东边有北齐，高欢家族权倾天下；西边是北周，坐拥关中要地却名声最弱；南边梁朝，国力鼎盛却一心偏安。他们看似各有优势，可为什么曾经最弱的北周，最后却笑到最后呢？

先说北魏收拾十六国的乱象后，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胡汉关系。究竟是去鲜卑化还是去汉化？

这是一个游牧民族和农耕文明的深刻拆解，没有折中，就没法长久。孝文帝偏向汉化，推行汉服、汉礼、迁都洛阳，好像把问题都往汉化上倾斜。

表面上看，文化一体化有助于政权稳固，可手段太过激进，没有缓冲。城里人骂街，乡下人咬牙，一个劲儿怀念旧日鲜卑风俗。

孝文帝死后，又被朱尔荣一刀切想恢复旧制，结果北魏一分为二，东西魏登场，三足鼎立的舞台就此搭好。

东魏虽然占据冀州、幽州等旧北魏精华地带，屯田税收充裕，号称“粮倉在手”，可他们没把胡汉矛盾彻底解决，顶着鲜卑贵族和汉族士族的双重压力。高欢起初野心勃勃，提拔傀儡皇帝、执掌朝政，甚至在洛阳的政事堂里骁勇善战，左神策军押衙成了他安插亲信的钥匙。

可高欢终归还是解决不了深层的矛盾，只能靠压制得来短暂的和平。平时大臣私下议论：“外头百姓虽说没见血，但家底儿早就捉襟见肘了。

”高欢晚年不务朝政，迷恋享乐，导致府兵逃亡、漕运减弱，士卒三年不发粮饷，士气一落千丈。等他去世时，朝堂龙争虎斗，兄弟反目，更别提抗击北周和南朝的战事。

再看南朝梁武帝，他也是位有才的皇帝，文学握有“骓不逝兮可奈何”之才，偏安江南，经济富庶，漕运畅通。但梁武帝却不怎么操心北方的大战，只把目光放在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上。

可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梁朝的将领侯景虽然跟梁武帝关系不好，可他得到了大量士兵和粮草。

侯景在建康城下点了根“红旗”，一阵狼烟，城内吏民四散。建康陷落那天，周皇后咬破手指写下遗诏：“朕凉德藐躬……勿伤百姓一人。

”可这份遗诏送不到地方，只落得宫墙之外血雨纷飞。侯景乱政，南朝挽救不力，淮北之地流离失所，汉中也被北周夺去。

梁朝的强盛，就在那场内乱中被彻底摧毁。往日的繁华烟消云散，谁还敢说江南“鱼米之乡”稳如泰山？

而此时，西边的北周政权就扎根在关中。他们地处秦岭以北，背靠黄河天险，一旦准备充分，别说打仗，连民生都得靠自己。

北周的开国之君宇文泰，面对东魏的压力没选择硬碰硬，而是沿用周朝“均田制”思想，给士族和百姓分地，一户一田，老百姓看着自己的田块，都露出笑容。宇文泰又主张“府兵制”，军队和农户捆绑在一起，既能耕作又能征战。

士兵不是雇佣兵，而是国家一份子，平时轻松耕田，一旦有事便披甲上阵。这种军民共生的体制，让北周的军队久战不衰。

更关键的，是北周人从汉化和鲜卑化的问题上找到了折中。宇文泰没有强行抛弃鲜卑风俗，也不完全西化。

他在朝堂上强调：“士族之礼，可加汉风；胡人之勇，亦是国家根基。”于是，太常、太府、太仆等官职，逐渐出现双文化背景的复合人员，既懂汉礼，又保留胡俗，文武合作，相得益彰。

而在北齐，汉族士人和鲜卑贵族井水不犯河水，互相猜忌，好像一群上了链子的猛兽，随时可能咬伤同伴。

再看一次大决战。北齐贞观元年，北周拿下巴蜀之后，随太宰宇文觉沿着剑门关南下，兵锋直指邺城。

北齐的将领们心里发毛，却还不肯低头求援。高洋坐镇邺城，却偏偏说：“天高皇帝远，咱们自有主意。

”城破那刻，城门一开，北周军如潮水般涌入，鲜卑勇士和深谙汉礼的军吏并肩作战，北齐军才刚摸到马镫，就被城中百姓挡在外头。就在那些关东豪族面面相觑时，北周军官颇有风度地放下武器说：“我们不过是来收复汉家江山，不打百姓一针一线。

”于是城中百姓纷纷开城门迎接。北齐彻底崩溃，奄奄一息。

等到南朝陈国也被北周大举进攻时，南军更没了斗志。陈国最后一个皇帝被俘后，传令把陈书奏上，北周帝看完后，长叹一声：“这天下，什么时候才能真正一统？

”可惜，问归问，刀放归，南北分裂的历史还没结束，只不过北周成了这三足鼎立中最有底气的那个。

短期优势，不代表终局的胜利。东魏北齐强于北周的经济和地域，梁朝富于江南而文臣武将却各怀私心；只有北周解决了自己内部的深层问题，才有后来翻盘的底气。

武器换了，疆域变了，可历史规律没变：能否治好自己的内部心病，才是真正的胜负关键。参考资料：[南北朝军事制度与民族融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