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活捉老蒋的孙铭九，解放后中央破例批准：给他安排一份工作

1936年，日军步步紧逼，蒋介石却执意“攘外必先安内”，这令全国陷入无尽内耗。对此，张学良痛心疾首，也决心兵谏逼蒋抗日。

在这场兵谏行动中，张学良的贴身心腹孙铭九担任了关键角色。他临危受命，率兵直捣华清池，将蒋介石从骊山石缝中活捉。

这一行动震惊了整个中国，同时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争取到了宝贵的契机。

然而，历史从来不会以单纯的英雄主义叙述结尾，事变平息后，孙铭九的人生起起伏伏的让人唏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过往功与过，才被重新审视。

那么， 孙铭九究竟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他的结局又是怎样的？

活捉蒋介石

1936年西安，东北军和陕军驻扎在这片土地上，表面上是配合蒋介石的剿共计划，实际上却在酝酿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行动。

这场行动就是西安事变。

彼时的张学良的知道，如果再不有所行动，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将彻底让中华民族失去抗击日本的机会。

于是 ，张学良召集了几位心腹将领，秘密讨论兵谏计划。

同年12月11日夜晚，孙铭九按照计划率领卫队埋伏在临潼华清池的周围，这是蒋介石下榻的地方。

作为行动的主导者，孙铭九对每一名士兵进行了严密部署，因为这不仅是张学良的命令，也是关系到中国未来抗战命运的关键。

12月12日凌晨，行动正式开始，随着一声清脆的口哨，东北军卫队迅速冲进华清池，包围了蒋介石的住所。

孙铭九亲自带领突击队冲入蒋介石的卧室时，只见空床上散落着假牙，被窝余温尚存——蒋介石刚刚翻窗逃跑了。

就在这时，杨虎城的电话打了过来。得知人跑了，杨虎城在电话那头暴怒。巨大的压力之下，孙铭九没有慌乱，他迅速组织人手开始搜山。

线索很快出现。士兵在山墙下发现了一只鞋，接着又找到了爬墙的痕迹。他们抓住了蒋介石的侄子蒋孝镇。

孙铭九没有丝毫犹豫，直接用手枪顶住蒋孝镇的头，以死亡相逼。恐惧之下，蒋孝镇指向了不远处的一片乱石缝。

东北军士兵立刻包围了那片乱石，高喊着让里面的人出来。片刻之后，蒋介石从石缝中现身。他发现包围自己的是东北军而非红军后，反而镇定了下来，又坐回了地上。

他声称自己腿断了、腰也折了，拒绝下山。面对这种拖延，孙铭九不敢动粗，他走到蒋介石面前，半跪下身，执意要背他下山。

最终，孙铭九强行将这位国民政府的最高统帅背下了骊山。这个29岁的营长不会想到——他当时背上扛着的，是即将转向的中国历史。

从捉蒋英雄到汪伪汉奸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虽然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但他心底的愤怒和警惕从未消减。

特别是对参与行动的东北军将领，他始终怀有戒心，也暗地里将他们列入了“必须清算”的名单。

1936年底，张学良为了兑现对蒋介石的承诺，执意亲自护送他回南京。然而这一事件却成为了孙铭九人生的巨大转折点。

当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后旋即被扣，此事导致东北军内部迅速分裂。以王以哲军长为首的元老派，主张顾全抗日大局，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而以孙铭九为代表的少壮派，则坚持要用武力营救张学良。

在孙铭九看来，王以哲等人的妥协，就是对少帅的背叛。他无法理解所谓的“大局”，他的世界里只剩下“救出少帅”这一个目标。

1937年2月2日，这种偏执的情感终于爆发。孙铭九发动兵变，率部冲入王以哲的住所将其刺杀，史称“二二事件”。

但这场冒险行动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不仅没有如他所愿地团结东北军，反而加剧了内部的对立和混乱。

最终被蒋介石抓住机会，一步步分化东北军，将大批士兵调往其他部队，东北军彻底土崩瓦解。

孙铭九则因刺杀事件遭到通缉，被迫逃离西安，他的部下也四散而逃，只剩下寥寥几人随行。

为了躲避追捕，孙铭九开始隐姓埋名，潜伏于天津的租界中。在这段时间里，孙铭九的生活异常艰难，他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只能靠变卖随身物品维持生计。

而且，他每天都小心翼翼地，生怕被熟人认出，他更不敢联系家人，也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

几年后，他逃往上海法租界，但生活的窘迫并没有因城市的繁华而改变，反而更显得寒酸。

时间到了1943年，日军的铁蹄踏遍我国大地，汉奸组织纷纷投靠日本的统治体系。

这时，孙铭九听说一些昔日的东北军将领已经投靠汪伪政府。

最终，生存的本能最终让他放下了骄傲，他联系上了老友，并在汪精卫的安排下担任伪政府的一个军事顾问。

不过关于他作为汉奸的行为，存在一些不同的说法。据说他守住了一条底线，从未对国共两党的军队开过一枪，手上没有血债。

但无论如何，投靠侵略者，已然是对民族大义的背叛。

抗战末期，眼看日本败局已定，孙铭九又一次选择了转向。他率领部下起义，被国民党方面收编，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在东北地区的特务员。

解放战争时期，他的身份再次变得模糊。

一种说法是，他当时已经与中共取得联系，是安插在国民党内部的一颗“钉子”，曾奉命暗杀陈云但未及行动。另一种说法则称，他是在东北被李兆麟的部队俘虏。

无论过程如何，他最终还是落入了人民军队的手中。

大功不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曾参与汪伪政府的前伪军将领，孙铭九被押解至审察机关。

他的档案中，既有西安事变时的赫赫战功，也有投敌汪伪政府的“黑历史”，而这也让对孙铭九的定性显得格外棘手。

但最终，国家基于他的历史贡献，以及他在抗战期间没有直接参与迫害民众的事实，给予了他从轻发落的处理。

审判结果公布后，孙铭九被释放，获释后的他，没有选择回到家乡，而是留在了上海。

与此同时，他决定将名字中的“日”字去掉，把“明久”改为“铭九”，以此象征自己对汉奸污点的悔恨与告别。

最终，在上海市长柯庆施的推荐下，孙铭九被任命为市政府参事。

这份工作虽然看似普通，但对他来说却是难得的机会。他在市政府的办公室里，用尽可能的低调和勤勉努力，处理好分内之事，不多言、不妄行。

随着岁月流逝，孙铭九逐渐老去，到了2000年4月，他病重住院。

弥留之际，他特地嘱咐家人，不要为他举办任何形式的悼念仪式，并将遗体捐献给医学机构。

他希望，用最后的躯体为社会做一点贡献，为自己的人生留下一个有意义的收尾。

2000年4月8日，孙铭九在上海黯然离世。

结语

回顾孙铭九的一生，当真是跌宕起伏，他以改变整个国家历史进程“英雄”形象初登历史舞台，又因忠诚的失控而沦为“叛逆者”，最终以一个沉默“幸存者”的身份谢幕。

他的故事提醒我们，在评判历史人物时，简单的“英雄”或“汉奸”标签往往是无力的。

个体的命运，是个人性格、历史机遇与政治漩涡共同作用的复杂结果。而孙铭九正是这样一个被单一事件永远定义，却又终其一生无法摆脱其复杂后果的悲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