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版多年 | 写老上海的书，这一本最好

《色，戒》

今年是抗战胜利八十周年。

八十八年前，上海沦陷，难民四处奔逃，闹市突然降下炸弹，无数普通民众艰难求存：有人靠“跑单帮”一夜暴富，有人囤积粮食、奶粉甚至铁皮牟利，更多市民在寒风中排队只为抢购一点“户口米”……

八十八年后，许多亲历那个时代的人已经逝去，彼时上海滩的生活图景如今已翻天覆地。

我们是否还能重新触摸到那一段岁月？我们是否还能重新看见抗战中的火光，火光中继续生活的市民？看见战争结束那一刻的万人空巷、欣喜若狂？

还好，上海滩名医陈存仁用一块小小银元，以及八年的战争手记，如实保存了那一个惊心动魄的时代：

《银元时代生活史》以银元流通为线索，串起老上海的经济变迁。上至文化界、商界、政界风云人物——章太炎、于右任、吴稚晖、黄金荣、张啸林等；下至底层小民——小伙计、妓女、里弄瘪三、贩夫走卒，娓娓道来的笔下是大时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浮沉。

《抗战时代生活史》则通过作者亲历的点滴故事，展现出战时人性的复杂面相。既有“八百壮士”激荡人心的坚守，也有汉奸的卑劣嘴脸；既揭露了76号特务制造的白色恐怖，也记录了普通人在烟土泛滥、绑票横行中的艰难自保。鲜活的市井百态，构成了抗战真实的社会图景。

它们既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又极具可读性，陈存仁的文笔老派而亲切，将波澜壮阔的历史写得鲜活可感，受到无数赞誉，是作家阿城口中最好的写老上海的书。

两本书绝版多年，终于推出新版，分别收录近百幅老照片，两本组套购买还加赠特制“日富一日”银元冰箱贴——让我们穿越时空，重返现场，再次触摸历史的质地。

抗战时代生活史 序

我在诊余之暇，曾经写述我亲身经历的生活情况。第一次写成一部《银元时代生活史》，记述我从小到开业十年时光的生活情况。我本是一介寒士，辛辛苦苦地学成行医，内中对我帮助最大的是长者丁福保先生，他告诉我“理财方法”，后来竟洗净了孤寒贫苦的穷态，居然在上海威海卫路（今威海路——编注，以下地名括注均为编注）二号兴建了一座国医大厦，藏书近一千万卷。

第二部个人的生活史，叫作《抗战时代生活史》。因为日本军人在上海掀起侵略大战，穷凶霸道，深入内地，残害良民，无所不为，杀死成千上万的同胞。我留在上海孤岛，插翼难飞，但屡次灾祸临到我身上，总能化险为夷。中间还有一位盛君，因我曾经为他看好过一场大病，他算是报恩，请我参加整个华北、华中的贩毒组织，这是许多贪财的人求之不得的好机会，我却用轻轻松松的手法，既不令盛君难堪，也脱离了这种毒祸万人的羁绊。结果盛君入狱，不知所终。

在敌伪末期，我还在跑马厅里看到日本海陆空三军首领和成千上万的日本军民跪在地上，聆听日皇裕仁的投降停战命令。那时节，日本军民都痛哭流涕，跪在地上，解除军刀枪械，接受投降停战命令。

我在这本书中，还记述了一个黑龙会大汉奸，冒充中国接收大员，移居虹口。这件事实，因为描述曲折离奇，美国艾奥瓦大学中国同学会，曾经请我编成一部话剧。我动笔写文字是会的，但要我写剧本是不容易的，最后勉勉强强交了卷。经过话剧团修改，居然大家叫好，而且轮流在美国各大学演出。关于这一段情节，究竟写得好不好，不妨请读者自由评判。总之，这一部《抗战时代生活史》就是我身为一个中国人留在上海时又悲愤又狂喜的生活情况，如今可作为雪泥鸿爪。写到这里，不敢云序，作为引言而已。

1979年6月20日陈存仁识于香港

《上海滩》

银元时代生活史 后记（节选）

我的父亲名保康，字存仁（又名承沅），于1908年出生在上海老城厢一个世代经商之家。祖上饶有资产，祖父及其五房弟兄在大东门一带开设了两家衣庄和两家绸缎庄。然而，在父亲八岁那年，由于经营不善，家道中落，两家衣庄及绸缎庄全部变卖还债，而祸不单行，祖父又罹急病遽然西归。孤儿寡母，没有了经济来源，全靠亲友接济度日，艰难困苦，可想而知。幼年的父亲便是在这样贫困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父亲十多岁时，中学毕业后，在伯祖的资助下，根据祖父要让父亲学医的遗言，投考了由丁甘仁先生创办、由谢利恒先生任校长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为了阅读中医典籍，父亲又先后拜姚公鹤先生和章太炎先生为师，补习国文。由于家境贫困，父亲在读书之余还应征为丁福保先生做过抄写和剪贴工作，并时常忙里偷闲，写些短文，用“存仁”或“绿豆”作笔名，投寄当时《申报》的副刊“常识”和小报《晶报》《金钢钻》等，以获取一些稿酬，补贴生活之需。

由于生活的磨炼，父亲从小养成了勤奋好学和写作的习惯，他一生除行医外，每天至少花两个小时写作，从不中辍。很多年后，父亲青年时代的朋友秦瘦鸥世伯，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我和陈存仁年龄差不多，“加上都爱爬格子，向大小报投稿，于是很自然地碰到了一起（这也许就是佛教所说的缘分吧）。可我们在性格上毕竟还有差别：他沉着稳重，克制力很强，我则大胆好奇，喜爱热闹。另外有几个游侣如姚克、鄂森等经常和我去餐馆或上跳舞厅，甚至跟着别人闯进赌场或妓院去，竟想在堕落的‘雪坡’上试一试‘滑翔’的滋味。陈存仁却从来不愿同行，几次之后，我们也不再邀他了。当时，我们都还纯真坦率，并没有为此责怪他没有哥儿们的义气。后来我变得懂事了，一经追想，更不由不对陈存仁的富于定力，不随波逐流，感到是一种可贵的品质，也使他在十几年后便功成业就，从无数的同道中脱颖而出”（《上海滩》1992年第6期）。

《我的法兰西岁月》

诚如秦世伯所言，父亲的这种品质正是他日后事业成功的基本条件，而父亲这种优秀品质的形成，除了其幼年失怙、家境贫寒的客观环境的逼迫外，还得益于其所拜之师丁甘仁、丁仲英、谢利恒、姚公鹤、章太炎、丁福保诸位先生的教导和熏陶，这在父亲的著作《银元时代生活史》中有所反映。

父亲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先后跟随丁甘仁先生和其哲嗣仲英先生写方实习。在实习阶段，父亲就筹划创办一份医药防病保健卫生常识方面的报刊，名曰《康健报》，这个想法一提出来，便得到了丁仲英和丁福保先生的支持。父亲经过周密的筹备之后，终于刊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医药报刊。这份报纸有很多名医名人撰稿，且“编排格式新颖，大小标题做得引人注目，因此，才发行了二三期，就在社会上激起了一定程度的轰动”（《上海滩》1992年第6期）。《康健报》第一期就发行了一万四千份，以后，又获得八千户固定订户。

实习两年后，父亲获得了一定的诊病经验，获师同意后，便在山东路二号（南京路口）租得两间屋子，独立开设诊所，正式挂牌行医。由于初出茅庐，加上诊费订得较贵，开始一段时间病家并不多，每天只有三五个病人。当时父亲才二十岁，而人们选择医生总以为越老越有经验，为了适应这种心理，父亲有意识地成年穿着深色的长袍马褂，架一副平光眼镜，戴一项瓜皮帽，俨然成了一个“小老头”。在父亲的苦心经营下，数年以后，诊务有了较大的发展。这期间，父亲曾医好了于右任先生的伤寒病，与右老结下了一段友情。

1929年3月17日，为了抗议国民党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提出的“根本提倡西药，推翻中医中药决议案”，全国医药界代表聚集上海总商会，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商讨对策。父亲便是这场抗议运动的发起组织者之一。大会推举了五名代表赴京请愿，父亲是为代表之一。事后，父亲撰写了《三一七国医节事件回忆录》一书。这一事件后，父亲被卫生部聘为顾问。

1935年，父亲积数年之辛劳，主编出版了一部三百多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由世界书局出版。《中国药学大辞典》一版再版，前后达二十七版。但为了编撰这部药典，父亲疲劳过度，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休养了数月之久，才逐渐康复。两年后，父亲又主编了一部《皇汉医学丛书》，其中收集的汉医书籍达四百多种，亦由世界书局出版。秦世伯在他的文章中也谈到了父亲编撰《中国药学大辞典》之事，他说：“他的规划如此细致周密，不由我不觑着他那张镇定的脸，怔了好一阵子。孔子曰：‘毋友不如己者。’这个陈存仁，岂但我所不及，简直使我五体投地了。”（《上海滩》1992年第6期）

《觉醒年代》

1948年底，上海物价狂涨，货币贬值，生活无以为继，父亲不得已决定离开上海，到香港另谋生路。1949年初，父亲举家迁往香港。当时父亲所有的积蓄总共是九千港币，连订一间小公寓也不够。我一位在香港的外叔公问我父亲：“沅哥，看你在上海时气派还不小，你真的只有这么一点点？好了，我现在有些事去美国几个月，你一家四人就暂时住在我这里，不必付租。唯一条件就是我这个广东用人跟了我多年，你用下去。”总算住的问题暂时解决了。

在人生地不熟的香港，一切得从零开始。父亲又开始觅房设诊所，挂牌行医。香港多广东人，通行粤语，父亲深知，要赢得病家，必须克服语言的障碍，他特地聘用了两名粤籍少女做助手，一位担任挂号，一位充当翻译，自己则拼命地学广东话。同时，在行医之余，父亲仍勤奋地写作。他在香港销路最大的《星岛晚报》上辟了一个专栏“津津有味谭”，专门谈如何吃的问题，提倡在汤菜中加些中药的饮食疗法，这颇受素来讲究饮食的粤籍人士的欢迎。至今，香港五十岁以上的人对“陈存仁”这个名字仍很熟悉。这个专栏一写就是二十年，天天一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从不间断。父亲从不收取一文稿酬，但文章刊登的版面位置是从不变更的，他希冀的是一种广告效应。很快，父亲便在香港打开了局面。

父亲一生致力于弘扬祖国的传统医学。1935年，父亲任中国医学院常务董事兼总务主任，为扩建学院，他亲自起草了集款建院的计划书，并自捐巨款，与各位董事倡导集款筹建了五座大厦。他一手创建的国医图书馆，所藏医书甚多，管理先进。然而惜逢“八一三”事变，新建大厦全部毁于战火。在香港，他参与创办了香港针灸学会，并被推举为会长。1978年，墨西哥芭蕾舞团应邀到香港访问演出时，应当时的香港总督夫人要求，父亲曾派自己的学生去为他们针灸疗伤，针灸几次后，该团几位首席舞星的腿伤霍然痊愈。数月后，这个学生被邀请到墨西哥为墨总统针灸。这件事也多少影响了香港英国人对中医药的看法。香港中文大学创建“中药研究中心”，聘父亲为“建筑基金会主席”，父亲非常高兴，不遗余力，以一人之力，筹得捐款达一千二百万元以上，为中药研究作出了贡献。

陈树桐

绝版多年，新版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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