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佛光寺，发现最后的大唐

▲佛光寺东大殿匾额

图源：黄河新闻网忻州频道

1937年盛夏，

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林徽因一行人，

来到了五台山深处，

发现了唐构佛光寺，

推翻了日本学者“中国无唐构”的论断。

他们不是第一批

前往佛光寺的近代学者，

拍摄的佛光寺照片也不是最早的，

但唯有他们在看到东大殿时脱口而出

——“一望而知是唐末五代时的原物”。

这种出色能力，

是成为佛光寺真正意义上的发现者所必需的。

本期推出的是，

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王炜撰写的文章——

发现佛光寺

文 / 王炜

本文刊登于《大众考古》2025年06月刊

赵广超《不只中国木建筑》：历史选择了唐代，岁月选择了佛光寺，佛光寺慷慨地在秋色中让我同时顶礼山崖的泥土，寺内的雕塑。

▲佛光寺远景

2014年9月24日，我第一次考察佛光寺，“清凉世界”五台山附近的乡间小道已经铺上了金黄的落叶，车辆驶过，落叶飞卷。走近大殿，我们感到如同朝圣者抵达圣地时的目不暇接和心悸神摇。落日时分，我们仍在荒坡长草间寻觅寺院周边的古迹。及至入夜，激动的心情仍难以平复。我们，乃至今天任何一位想要前往佛光寺的朋友，之所以知道为何前往和如何前往，都始于1937年夏天那次开创性的考察。那是一个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故事的高潮部分和高光时刻，主人公是梁思成、林徽因等中国古建筑学者。

他们能够成为故事的主人公，靠的是出色能力、艰苦努力和坚定意志。

出色能力不是天生的，是通过正确的途径淬炼出来的。

▲1937年梁思成率队考察时拍摄的佛光寺全景

1925年，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读书的梁思成，收到父亲梁启超从大洋彼岸寄来的“礼物”——刚刚重新刊印的北宋《营造法式》，“当时在一阵惊喜之后，随着就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恼——因为这部漂亮而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想要读懂“天书”，必须找到正确的途径，“我认为在这种技术科学性的研究上，要了解古代，应从现代和近代开始；要研究宋《法式》（《营造法式》），应从清工部《工程做法》（《工程做法则例》）开始；要读懂这些巨著，应从求教于本行业的活人——老匠师开始”。在今天看来，这条途径不仅是科学的、高效的，几乎就是唯一正确的。

简而言之，想要了解宋代古建筑，我们需要以清代为“跳板”，了解了宋代古建筑，我们才能获得了解唐代的“跳板”，由今溯古，由易到难，由活技艺到“死知识”。正因如此，梁思成等中国学者后来居上，在古建筑研究领域逐渐超越了当时拥有更好设备、更多经费以及更全资料的外国学者。

▲佛光寺东大殿西立面、纵断面（梁思成 绘）

梁思成他们不是第一批前往佛光寺的近代学者，他们拍摄的佛光寺照片也不是最早的，但唯有他们在看到东大殿时脱口而出——“一望而知是唐末五代时的原物”。这种出色能力是成为佛光寺真正意义上的发现者所必需的。

唯一比艰苦努力更强大的就是日积月累的艰苦努力。

根据林洙女士在《中国营造学社史略》一书中的统计，营造学社在1932—1937年共调查了137个县的1823座古建殿堂房舍，其中进行详细测绘的古建筑共206组，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先贤们在此期间先后4次赴山西调查，足迹遍及晋北、晋中及晋南的大部分地区。如此广大的调查范围、如此丰富的调查成果，即便在今天，有了更便捷交通和更先进设备的“助力”，都是很难做到的。

▲1937年7月4日林徽因测绘佛光寺经幢

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田野调查之外，他们利用一切时间开展资料整理和相关研究。《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以每年3—4期的频率持续出版，中国学者的论文数量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高。《中国建筑参考图集》等图书的编撰工作持续进行，孔庙等重要古建筑的保护和维修方案也在这一时期拟就。以上种种成就，几乎只能用“令人咋舌”来形容。

调查调查再调查，努力努力再努力。这样日积月累的艰苦努力加速燃烧着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先辈的生命，为一座座平凡而伟大的中国古建筑接续着生命。

坚定的意志不一定能创造奇迹，但创造奇迹离不开坚定的意志。

如果我们为营造学社的历次田野调查列一张时间表，就会发现1932—1937年，考察的持续时间越来越长，间隔时间越来越短。他们正与时间赛跑。梁思成等人的专长是建筑学，既然无法上阵御敌，学术研究就是他们的战场，打破日本学者“中国没有唐代木构建筑”的断语就是一场必须获胜的战役。在侵略战争的阴影下，在风雨飘摇的时局中，这几位建筑学家找到了自己报效祖国的方式—尽可能多地调查和记录古代建筑，寻找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

▲佛光寺东大殿

我不知道需要多么坚定的意志才能驱使他们为了渺茫的希望一次次千里奔赴，不懈寻觅。我知道的是，在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以后（第四次正在进行），学术界公认的唐代木构建筑不过4座，其中只有2座有比较明确的纪年。这2座建筑均位于山西，而山西现存的古建筑不少于2.8万座，是名副其实的“万里挑一”“海底捞针”。我还知道，1937年的那个夏天几乎就是他们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发现唐代木构建筑的最后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只要有一点动摇，佛光寺就将在寂寂山林中再等待10年甚至更久。

▲营造学社老照片

凡此种种，使得梁思成等人对佛光寺的考察在88年前的那个夏天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尘封已久的寺门被再次推开，清苦寂寥的寺僧被惊醒，梁思成“瞻仰大殿，咨嗟惊喜”的感慨在山谷间回荡，一处伟大的建筑昂首走到了聚光灯前。

然后呢？

然后才是最难的部分，如何对“一望而知”做出严密实证？

佛光寺东大殿并不是梁思成等人遇到的第一座唐代木构建筑。

1933年，他们在对正定古建筑调查时注意到了开元寺钟楼，“若说它是唐构，我也不能否认”；还注意到了县文庙大成殿，“我很疑心它是唐末五代遗物。如果幸而得到确实佐证，则在正定所有古代建筑中，除亦甚可疑的开元寺钟楼外，当推此殿为最古”。

▲河北正定开元寺钟楼

中国还有没有唐代的木构建筑，在当时是国内外学术界都高度关注的问题。要想给相关的讨论画上句号，梁思成等人就不能仅从建筑结构、形制演变等方面做出论断，还需要给出国内外学者乃至社会公众都能信服的严密实证。很遗憾，开元寺钟楼缺乏这样的“实证”，所以梁思成他们选择了谨慎，止步于怀疑。我们现在普遍承认开元寺钟楼的下半部分是唐代遗构，但它在当时被“擦肩而过”。

如何避免与佛光寺东大殿“擦肩而过”？

梁思成等人对佛光寺开展了仔细的调查和精确的测绘，主要从建筑结构、艺术形式及题记铭文等方面对东大殿的年代进行了论证。

▲1937年7月梁思成调查测绘佛光寺东大殿

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建筑结构方面，如东大殿平闇（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天花板）之上的“叉手”—用两根斜柱共同支撑脊槫，中间不用直立的木柱（即“蜀柱”），梁思成等人当时就指出“实为国内木构中孤例”，在今天已被视为唐代木构建筑的重要特征。又如柱础的莲瓣宝装之法、月梁的做法、平闇的样式等，均具有唐代作风。

艺术形式方面，如东大殿右次间前内额上的壁画，梁思成等人做出了准确判断，“笔意诚富唐风，与敦煌壁画尤相似”。在判断塑像年代时，他们也多次参考了敦煌的相关资料。千年以前，敦煌莫高窟的工匠怀着对五台山的虔诚信仰，绘制了一幅幅《五台山图》壁画；千年以后，莫高窟保存的壁画、塑像等为推断佛光寺的年代提供了珍贵参照。千年上下，千里相隔，这是多么有趣的“梦幻联动”！

题记铭文方面，东大殿最重要的题名墨迹位于4根四椽明栿的下面，文字本身虽然没有明确纪年，其中的“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并见于殿前的大中十一年（857年）经幢，“‘佛殿主’之名既书于梁，又刻于幢，则幢之建造当与殿为同时。即非同年兴工，幢之建立要亦在殿完工之时也。殿之年代于此得证”（梁思成）。这座经幢对于确证东大殿的年代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说出现在了最近火爆的游戏《黑神话：悟空》中，可谓抓住了佛光寺的“重点”。题名墨迹中还出现了郑涓等人物，对照《旧唐书》等文献中的记载，其所任官职亦与大中十一年基本相符。这些证据使得东大殿的年代最终成为定论——“国内殿宇尚有唐构之信念，一旦于此得一实证”（梁思成）。

▲佛光寺大中十一年经幢&佛光寺东大殿壁画细部

大功至此告成，历经艰辛、终达夙愿的喜悦变得不可遏抑，“这是自从他们开始野外调查以来最高兴的一天。那天夕阳西下，映得佛光寺殿前及整个庭院一片红光，他们将带去的全部应急食品，沙丁鱼、饼干、牛奶、罐头等统统打开，大大庆祝了一番”（林洙）。

当他们满怀发现的惊喜，规划回北京行程时还不知道侵略者已经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民族危亡的时刻来临了，全民族的抗战开始了。

新中国的成立揭开了历史新的一页，佛光寺的研究和保护工作逐渐步入正轨。

▲佛光寺东大殿

图源：黄河新闻网忻州频道

1951年，中央政府为佛光寺的修缮工作拨付了专款，相关工作随即开展。

1961年，佛光寺被列入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4年，梁思成的学生罗哲文来到佛光寺，因“被雨阻于寺内数日”，就对东大殿进行了更仔细的观察，新发现多处题记和壁画。最引人注目的是唐代壁画，绘于释迦牟尼佛须弥座的束腰上，面积虽然只有约0.24平方米，但内容丰富、色彩如新。画面正中有一位豹纹衣袍、肌肉虬结的大汉，正驯服一只被铁链锁着的猴妖。看来《黑神话：悟空》与佛光寺可能还有更深的关联。

▲佛光寺

图源：黄河新闻网忻州频道

BY｜大众考古

图｜大众考古 王炜 黄河新闻网忻州频道

来源：文博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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