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手记｜从经验迷雾到理论澄明：《基层职责过载》成文记

周逸然

从经验迷雾到理论澄明：《基层职责过载》成文记

作者 |周逸然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原文 |

拙作《基层职责过载——一个双层风险转化的分析框架》有幸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25年第4期。我在论文的构思、写作与修改过程中，得益于导师张静老师、田耕老师、王迪老师、孔祥瑞博士等师友，以及匿名评审专家和《社会学研究》编辑部老师的诸多宝贵建议，在此谨致谢忱。论文数易其稿的过程也是我学术成长的历程，我从中受益良多，特记录于此。

一、从“调研报告”到“学术论文”：锚定理论问题

围绕这篇文章的调研始于2023年5月，最初关注的是教育领域“双减”政策执行与“学生自杀”问题。彼时的我缺乏理论化的能力和一般化的问题意识。在初稿完成后，张静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更像是一篇调研报告，有现象描述，但缺乏理论提炼和解释性的结论。

在与导师进一步交流后，我意识到其中更值得关注的是“权责不明晰”的问题。然而，“权责”只能提供一个大致的方向，无论在理论对话还是经验问题的把握上，都难以精准聚焦。经过对经验材料的反复梳理，我将视野进一步收敛到责任问题，但为寻找恰当的理论切入口，我在经验材料和理论资源两个维度都展开了漫长而曲折的探索。

在经验材料的收集上，我最初尝试通过裁判文书寻找突破口。我系统梳理了北大法宝数据库中2012-2023年“教育机构侵权责任纠纷”案件，对每个判例按照事由、发生地点、判责依据等维度手动标注并进行类型化分析。虽然判例呈现判责依据不统一、量责标准多元等问题，但其中的深层机制却难以借助文书材料显现全貌。

经验资料上的瓶颈促使我将研究重心转向实地调研。在获得调研对象的知情同意后，我以“见习者”身份对学校安全工作进行参与式观察，并结合深度访谈，试图体察学校安全履责的内在逻辑及其结构性根源。然而，田野中细碎繁琐的经验现象让我一时无从着手，而调研对象的观点往往指向一些“简单直接”的结论。我既不愿仅仅停留在现象描述层面，也不想让文章沦为田野话语的简单“搬运”或“转述”。因此，在田野调研告一段落后，我暂停了经验材料的整理，转而投入理论阅读。

在理论资源的梳理上，由于社会学界对责任问题缺乏直接的系统讨论，我只能从法学、历史学、政治学、行政管理学、社会思想史等跨学科文献中寻找相关线索。然而，不同学科以及不同学者讨论责任的语境和概念内涵差异较大，很多讨论难以被置于同一分析框架内理解，彼此间也缺乏学术谱系上的连接。与此同时，许多与责任相关的研究并未直接使用“责任”概念，而是在赔偿、判决、介入等实践行动上解读“责任”，这进一步增加了文献检索的难度。因此，仅仅是文献的检索、梳理和整合对我而言就已是一项浩大工程。

在这一阶段，我只能一边梳理经验材料，一边进行理论阅读，同时学习如何将研究问题不断聚焦，并将其与一般性的理论议题相勾连。在完成这篇文章之前，我实际上也曾有过几次习作尝试，但它们或仍停留在现象描述层面，或所聚焦的一般性问题与经验材料中最精彩的部分存在“错位”。得益于与师友的多次深度讨论，我逐步收敛问题意识，将注意力集中到学校所承担的各种教育职能之外乃至法理边界之外的超额责任。这一聚焦过程使研究问题从具体的经验困惑（学校责任为何不断扩张）逐步上升为理论问题，即责任的扩展机制问题。最终，我完成了论文初稿，抱着“寻求修改意见”的心态，将其投递给《社会学研究》。

二、从初稿到终稿：寻找更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从论文最初投递版本到最终定稿，除了核心问题意识和经验材料外，整体论述都经历了全面重构。外审专家和编辑部老师的建议促使我不断澄清文中的概念与论断：文中的责任是指职责还是问责？职责过载现象与既往避责研究的理论关联何在？以学校责任为研究案例的一般性和典型性如何体现？这些追问让我重新审视每一个概念的使用，以及研究现象与既往文献的理论对话。

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修改是针对编辑部第一轮意见所进行的修改。在我此前的分析框架中，我着重关注基层如何在“政治风险”的驱使下承担起超额责任，同时基于“理性官僚制”和“政治官僚制”的理想类型划分，试图在比较中理解中国基层治理中政治风险向责任转化的特殊性。但编辑部的意见提示我，基层职责过载除了政治的考量，也存在“人民性”的文化逻辑。

这一点拨对我是重要启发，但也意味着分析框架和全文论述需要重构。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一修改对我而言是不小的挑战。直到此时，我才深切体会到，曾经那些看似庞杂且与论文并不直接相关的阅读在帮助我迅速整合思路、重构理论框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编辑部的意见让我联想起此前阅读的关于中国政府合法性、天命观、灾厄观的文献，以及基层治理中信访与兜底的相关研究。这些文献虽大多没有直接论及责任问题，但均体现了一种民意中心、实质导向的治理逻辑。

最终，我提出了“双层风险转化”的分析框架，关涉国家、基层单位、民众的互动关系。这一框架既涵盖政治层面的国家治理风险和基层问责风险，也植根于文化层面的国家全面责任承诺和民众责任期待。在此意义上，论文最终版本实际融合了政治与文化的双重解释逻辑。其中，国家、基层单位和民众并非三足鼎立的博弈主体，而是具有责任共同体的面向。基层单位的形象也不再是脸谱化的、单向度的趋利避害者或抽象的理性行动者，而是嵌入于一套责任文化和治理传统之中，既作为“人格化的国家”负责践行国家对民众的责任承诺，也承接着民众对国家的信任、期待与具体诉求。

三、结语

这篇论文的写作过程也是我学术成长的过程。从最初关注“双减”和“学生自杀”的具体现象，到逐步聚焦“基层职责过载”背后风险转化与责任扩展的理论问题，我逐渐学会如何在繁杂的经验现象中锚定具体的研究问题，并从特殊个案中抽取一般性知识。

作为一名博士生，这篇论文让我深刻体会到，有时“最慢的，往往是最快的”。这是我学术生涯中第一篇发表的作品，我用了近两年时间专注思考这一个问题。这并非一个从一开始就自洽且顺畅的过程，也绝非仅凭个人之力就能完成。在此过程中，除了研究本身的困惑与迷茫，研究进程和产出的不确定性也给我带来不少焦虑与自我怀疑。幸而我深深受益于师友的鼓励与帮助——张静老师常常劝诫我，“不要为未来焦虑，焦虑只会影响自己前进的速度”“与其花时间展示，不如花时间学习”；田耕老师、王迪老师以及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修改中给予了我良多无私的指导；孔祥瑞博士则在整篇论文的构思和修改过程中始终与我深入讨论，给了我诸多建议与信心。最后，我也由衷感谢《社会学研究》编辑部为青年学者提供学习成长的宝贵机会。

在这篇论文的写作和反思中，我深感背后还有许多值得深究的问题。虽然文章以公办中小学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其所反映的不仅是基层治理的一般性逻辑，而且承载着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深层印记，这绝非一篇文章就能完全阐明。文章仍有诸多不足之处，恳请学界前辈同仁不吝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