坪石先生：报国路上，文科岂会无用

暑期档众多抗战题材电影中，《坪石先生》是最为小众的一部。

1938年广州沦陷之后，广州的国立中山大学辗转迁徙至粤北韶关的坪石镇继续办学，使坪石成为当时的华南“学术抗战”重镇。以黄际遇教授为首的教师们，被后人尊称为“坪石先生”。电影展现的就是这段往事。

片中没有太多跌宕起伏的情节，再加上粤语对白和非明星阵容，注定其票房难以走高。但没有硝烟弥漫的战场、刺刀见血的战斗，影片却刻画了另一种抗战：以粉笔为枪、以书声为炮，在课堂上以传授文化为抵抗，在战火中以传承文脉为己任。

而无论上阵杀敌还是后方攻读、无论计算公式还是书写古文，都同样值得尊敬。

壹

面对外侮，青年在笔与枪之间应当作何选择？这是《坪石先生》提出的难以回避的问题。

面对侵略者，最直接的抵抗当然莫过于上阵杀敌。因此在许多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心中，投笔从戎才是救国之道，而埋头读书自然是自私冷血。

片中从香港来坪石投考中大的天才青年邱扬，不顾黄际遇的劝说，执意要弃学从军。在他看来，“个个年轻人都留下读书，谁上阵杀敌？”

在当时的许多青年心里，拿枪才是救国之道，拿笔只是懦夫之为。

邱扬退学从军时，要黄际遇“不要像个懦夫”。

国家面临危难之际，救国当然是第一要义，但救国不仅仅只有上战场这一种方式。每一个人的禀赋才能不同，让最适合的人去做最适合的事，才是最有效的救国之道。

以邱杨为例，他是“读书的材料”，在课堂、书斋和实验室中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智以救国；同时还有更多的青年，虽然头脑不如邱杨，但更加身强体壮、临危不惧，也就比邱杨更适合上战场。

热血青年怕亡国后没有中国，黄际遇们却看得更加长远：抗战终将胜利，战后需要更多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年去修补破碎山河、建设崭新中国。

报国有很多方式，片中无论是照顾伤兵的女生、搬运图书的挑夫、慷慨出资为中山大学雇佣挑夫的早餐店老板，甚至是为学生做饭的厨娘，都在以自己的一己之力精忠报国。至于文人，更是以学术抵抗炮火、用教育重整河山。

国立中山大学校委会。中山大学先从广州迁到云南澄江，又辗转迁至坪石

从军的邱杨，最终回到了课堂上。

关于执笔还是持枪的问题，电影给出的答案很清晰：从军杀敌固然勇气可嘉，后方读书也并非贪生怕死。尽可能发挥自己的天赋和能力，各司其职各尽其责，都是委身赴难的抗战。

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国人当中最优秀最勇敢的那些人，总会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挺身而出，守护国家民族。前线将士用血肉筑就长城，后方师生以教学用力托举国运和希望，“慷慨捐躯，当然值得尊敬。知识救国，亦是大道！”

不管是弃笔从戎还是守护文脉，都极其危险和艰难，也就并没有热血和苟且的分别。

贰

虽然读书亦可救亡图存，但读什么书却未必无可商榷。片中黄际遇之子、就读国文系的黄家教就向父亲坦陈：“国难当头，我觉得学中文无用。”

抗战之时，如黄家教所想的大有人在。1931年9月17日，凭借优秀国文和历史成绩考进清华、还没有分专业的钱伟长，第二天就被九一八事变所震惊。他当时就决定：学什么文科？学理科造飞机、大炮救国才是王道！最终这位理科入学考试加起来400分只得了25分的偏科生，成为了中国近代力学、应用数学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跟钱学森、钱三强并称为“三钱”。

而1941年，黄际遇在坪石中大的开学典礼上也曾大声疾呼：“今日背公式，明日造炮弹！”拿到芝加哥大学数学系硕士的他，归国后成为多所高校数学系的奠基人，理工救国对他而言亦是责无旁贷。

黄际遇（1885-1945），数学家、天文学家、音韵文字学家和书法家，象棋和剑道高手。

只是跟钱伟长不同的是，黄际遇14岁就考中秀才、17岁就赴日留学；既精于书法楹联、音韵训诂，又是中国数学元老，现代数学教材中的《几何学》《代数学》和《微积分》的作者。

片中他既能与数天系（数学与天文系）同仁演算第一宇宙速度，又能用篆书写满一黑板的清代汪中所撰《哀盐船文》。对文理兼长、中西贯通的黄际遇而言，无论理科救亡还是文科图存，都是力所能及。

但黄际遇这样的人毕竟万中无一，绝大多数人都只有或文或理择一而从的能力。理工科当然是毋庸置疑的救国首选，“一个书生可抵十万大军”。

数天系教授计算出结果，兴奋之余随即擦去，“一个字都不留给日本人！”

而攻读文史、延续文脉，同样不可或缺。

大体而言，理工与文史相较，理工更侧重外在的物质控制，文史更注重内在的精神境界。理工如身体、文史如头脑，身体和头脑都重要：没有身体，头脑无所依存；没有头脑，身体徒有其表。

从长远而言，文化的重要性更在物质之上。中国历史上，政权虽然多次更迭，国家甚至多次分裂，但中华文脉始终不断、文化始终不绝。无论谁入主中原，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

苏轼手书《前赤壁赋》（局部）。文化高度是一个民族真正的高度

因此理工足以救亡于一时，文史更可光耀于万世。

背公式造飞机重要，学骈文写篆书也重要。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成为如今世上唯一延续、从未中断的文明，就在于既有武勇壮士保家卫国、御侮自强，更有坚韧文人力保文脉赓续、历世不绝。“文科无用论”在抗战烽火连天之时都不成立，又遑论国力日上的和平年代。

叁

片中既有躲避日机轰炸的危急，更有文人情怀的展现，因此《坪石先生》本质上其实是一部文人电影。

中山大学国文系教授冼玉清，素有“岭南第一才女”之称。黄际遇和来华考察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登门造访，正值月夜良辰。冼玉清说：“今晚平安，无诗无画，岂不是辜负了良辰美景？”于是黄际遇绘就墨梅一枝，月光下的竹影在纸上与梅干交映。

梅之傲骨、竹之坚韧，恰是坪石先生的精神象征。

《坪石先生》剧照

即便在最流离颠沛的战乱年代，也总有人在僻处一地、暂得平安之际，不忘“诗意地栖居”。

黄际遇念念不忘早已被新文化运动批判否定的骈文，“系主任可以不当，骈文却不可不教”；冼玉清望月起意、以画遣怀——在普通人眼里或是苟安一隅的小情趣，在李约瑟的眼中却是中国文化的韧性所在。文脉传承，既是课堂上的琅琅书声，更是身心交融的随时即兴。

但读书人的风骨，并非只有吟诗作画。防空洞空间有限，只容人不容书，中大图书馆的职员为护书而舍命。当日军袭来、中大被迫疏散转移时，最后一班离开坪石前往安全地的火车即将开出。在军人率先登车、平民争先恐后之际，黄际遇们却宁可自己不上车，也要让图书馆的书先上车。中大图书馆馆长杜定友坚持“书不离，我不离”，最终是被强行绑住扔上车的。此时任教于中大的美术家符罗飞，更是在一边画着速写，记录下这最后一班火车临行前的场景。未及疏散的卫梓松教授，宁可服安眠药自杀也不为日军所使。

这些中大的坪石先生们，把书籍、艺术和守卫文化，看得比自己的一己安危更重要。大学本当如此。

位于广州市的中山大学校门及校训。图据：视觉中国

法国年鉴史观学派认为，对一个族群的影响因素应该按如下顺序排列：最短的是人，然后是政治，更长一点的是经济，而最久的就是文化。国土社稷，将士奋战可以失而复得；但精神文脉一旦中断，再续难度极大。欧洲为了重续希腊精神，跨越中世纪千年才依靠文艺复兴部分再现。

片中黄际遇有言：“文脉之传承，犹人类之繁衍。”

在国家民族的至暗时刻，总有一些如坪石先生一样的人，坚守心中“文化即国运”的信念，以知识薪火相传，照亮民族前行的道路。这一份对文化至上的敬畏、对文脉传承的执着，从古至今穿越过历史长河，在当下依然熠熠生辉。

影片的终了：抗战胜利，中大返校。在女儿楚言的婚礼上，黄际遇掷地有声：“社会百废待兴，我们报国日长。”无论战争还是和平年代，在报国这条没有终点的路上，从来都没有无用论和鄙视链。

文/启凌 编辑 苏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