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藏高原破远古谜案

青藏高原腹地，因为高寒、低氧、资源匮乏，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地区之一。其中平均海拔约4500米的阿里地区，面积比两个山东还大，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0.4个人。这里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屋脊的屋脊”，也是令人望而生畏的“生命禁区”，但事实上，近十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就已经踏足此地。

古人类对恶劣环境的适应能力令今人刮目相看。而更令人困惑的问题是：平原如此广阔，为什么在那么久远的时代，古人类要一意孤行地登上高原腹地？他们最早征服高原的时间，又在何时？这些问题吸引了全球相关领域的学者，而中国学者正在产生突破性成果。

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七楼的办公室里，高星从桌上的样本盒里拿出两块石器。石器修长，尖端锋利，握持感很好，像石刀，也像矛头。这两件出自西藏自治区尼阿底遗址的石器，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来临。

高星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亚洲旧石器考古联合会荣誉主席，他手握石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它们是用石叶技术打造的，是人类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标志。2018年，张晓凌、高星等人关于尼阿底遗址研究成果的论文，在世界权威期刊《科学》在线发表。

而这只是关于青藏高原古人类一系列重要发现的开端。

远眺狮泉河边的梅龙达普洞穴遗址 摄影/本刊记者 倪伟

四万年前的“石器工业基地”

考古队员在尼阿底遗址发现这些石器时，不顾4600米的高海拔，激动地在空气稀薄的旷野中呐喊、奔跑。那是2013年6月，在西藏那曲市申扎县色林错湖边，他们用附近的尼阿底山脉为遗址命名。

延绵数公里，尼阿底遗址的石器沿湖边散落。曾经，一个到此狩猎或采集的族群，偶然在尼阿底山梁上发现了质地优良的岩石材料，于是采石备料，在山脚、湖边加工，敲打之声叮叮当当不绝于耳。

尼阿底遗址的特别之处在于，这里有土层堆积。青藏高原多属于剥蚀地貌区，在强风和雨水作用下，地面很难留下沉积物。而石头本身很难测定年代，失去原生地层的沉积物和埋藏信息，便难以知晓遗址形成和人类活动时代。但尼阿底遗址罕见地留下了原生地层，考古人员通过检测沙砾中的沉积物，确认了尼阿底遗址的年代——距今4万至3万年。

史上第一次，科考人员在西藏发现了有可信年代数据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址。长久以来，青藏高原的人类活动证据仅停留在万年上下，如今猛然加长至近4万年。

尼阿底遗址不仅记录下一群古人类的活动痕迹，在人类进化史的研究中，它还显露出独特的科学意义。

考古队员在西藏阿里调查途中采集石器。摄影/本刊记者 倪伟

因为拥有打造石叶的技术，距今三四万年前的尼阿底先民，已经属于早期现代人。高星说，一个重大科学问题由此引发——现代人的起源与扩散。“现代人起源与扩散有不同的假说，比如‘走出非洲说’‘多地区连续演化说’，以及‘连续进化附带杂交说’等。我们所在的现生人群，就是早期现代人演化而来的物种。”高星说，“尼阿底遗址说明，至少在三四万年前，我们的直接祖先——早期现代人——已经到达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谱写了一曲开拓与进取的演化凯歌。”

他们从哪里扩散而来？尼阿底遗址的石叶技术，成为还原迁徙之路的一条线索。

尼阿底遗址考古发掘领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张晓凌说，根据更大范围的石叶技术分布，猜想有两条可能性较大的交流路线：一是从西伯利亚和蒙古北部横穿戈壁，经宁夏水洞沟连接高原腹地；二是从北亚地区绕戈壁边缘，经中国东北部连通宁夏水洞沟及青藏高原。

一切都是推想。“由于当前开展的工作有限，现阶段我们还无法精确推断古代人群初入高原和永久占据高原的起始点与扩散路线。”高星补充道，“考古就像干刑侦，破远古的谜案。”

在尼阿底遗址发现5年之后，另一处遗址在海拔更高的山洞里现身。人们对青藏高原古人类历史的认识，再次大大突破。

从尼阿底遗址地表采集的石叶。图/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供

洞中十万年

狮泉河缓缓流淌，滋养出一片绿莹莹的湿地，藏羚羊和野驴悠闲地散着步。湿地一旁，高耸起一座百米高的悬崖，一字排开的三个洞穴，高高挂在半山腰。正值盛夏，阳光炽烈，但天气凉爽，7月中旬刚下过一场暴雪。考古学家王社江的绿色冲锋衣里面，叠穿着衬衣和毛衣，旧旧的牛仔裤已经泛白、发软，口袋处擦破了几个洞。

7月27日接近中午，记者与考古队员踩在沙砾和岩石上，一路缓缓爬山。这里是西藏自治区阿里革吉县的荒野，海拔4700米。一行人每走一段，就要歇一会儿，等待过速的心跳平复。一段5分钟即可完成的路程，用了近20分钟才抵达。

8年来，王社江已经爬过这座悬崖数百次。在洞穴中心，一个14米多的深坑直抵岩石层。这是在2018年至2023年6年时间里，考古人员以每层2至5厘米的深度持续发掘而成的。在洞中，每次下蹲、站起，都有一股窒息感涌来，刚开始在此发掘时，王社江回忆是“心脏都要跳出来”。

青藏高原东北部白石崖溶洞遗址，科研人员进行土壤沉积物DNA样品现场取样。图/中新

王社江是著名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也是亚洲旧石器考古联合会副主席、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考古专委会主任。他主持了梅龙达普洞穴遗址的考古发掘。

这三个洞就是他发现的。2018年7月，他在从那曲去往革吉县城途中遥望到这几个山洞。第一次进洞时，考古队员靳英帅猛然被山洞的巨大所震撼。“可能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洞！”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抬头看不到顶，一眼看不到头。”

牧民告诉他们，这座山叫梅龙达普，意思是“腰间的镜子”。梅龙达普洞穴遗址群由此得名。

梅龙达普洞穴遗址第三期石制品、骨制品和装饰品遗存，距今约4000至3000年。图/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供

如同世界上那些知名的洞穴遗址，梅龙达普洞穴也被不同年代的人类反复当作家园。从下至上，有三个不同时代的地层，分别距今10万至5万年，距今4.5万年，以及距今4000年至3000年。十万年间，洞穴永在，人类来来去去，暂居其间。

“在我们上青藏高原之前，人们对于西藏的旧石器时代几乎是一无所知的。”王社江说。他与同事2012年初次登上青藏高原展开调查，在此之前，科研人员仅发现过一些零星遗存。考古更多时候只能捕捉到历史瞬间，但梅龙达普洞穴里，罕见地留下了一段绵延十万年的历史轴线。

祖先为何勇闯高原？

十万年，这是人类征服青藏高原的全部历史吗？答案还要继续寻找。

青藏高原迄今最早的一块人骨化石，来自高原东北边缘甘肃夏河县的白石崖溶洞。2019年，中国学者公布了对这块化石的研究成果：距今16万年前后，属于丹尼索瓦人或其近亲种。

丹尼索瓦人是一个神秘的古人类种族，携带着一种特殊基因：EPAS1。这种基因片段至今仍存在于藏族人身上，是一种适应高海拔环境的特殊耐寒基因。有学者推断，青藏高原古人类正是从丹尼索瓦人身上获得了这种基因，才具备挺进高原的身体条件。

后来对白石崖溶洞的考古发掘显示，最早约19万年前，洞穴里就有人类活动。因此，青藏高原的人类历史，可以推早至约19万年前。这是迄今最前沿的结论。

“我们经常会被问：平原这么大，他们为什么到高原去？”高星说，“肯定是有原因的。”比如，在气候环境比较温暖适宜的时期，高原的动植物资源会相对富集，而且人少，竞争压力小，可能具有比低处更好的生存条件。再比如，当平原人口压力增大，或许也会促使一些人群短期进入高原生活。

左图：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王社江（中）及考古队员靳英帅（左）、谭韵瑶在梅龙达普洞穴遗址。摄影/本刊记者 倪伟

右图：2016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在尼阿底遗址。图/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供

高星还提出一个观点，人类这个物种天生拥有探索的欲望。到新的地方、到无人区去开疆扩土，或许是出自一种天然的征服欲和好奇心。

有些事实已经可以明确。王社江强调，数万年前的青藏高原，绝非遗世孤立之地。梅龙达普洞穴遗址的“石核—石片”技术体系，与华北、云贵同时期石器技术有异曲同工之妙，很可能存在交流。青藏高原是欧亚大陆上的一条远古大通道。

研究青藏高原古人类，不仅为了重建过去，也有现实意义。古人类为何、如何挺进高原，如何适应极端环境，对于探索人类面临的环境变化也会有所启发。

“比如当气候发生剧烈变化，地球环境可能变得很不稳定，灾变频发。其实我们正在经历这样的变化。以古鉴今，当年我们的祖先是如何适应高海拔极端环境的？人类的适应生存能力有多强？该用什么方式应对极端环境变化和恶劣气候？”高星说，“这对现在和未来，能提供参照和启示。”

“路过万物，像一阵风吹过”

7月28日，王社江驱车离开革吉县城，带上记者和两名年轻的考古人员，继续在附近做考古调查。他一边操纵方向盘，一边向两侧打量，凭经验搜寻可能存在的遗迹。“这是个超级‘大家伙’。”他提醒记者。眼前这片盆地中，连绵不绝地分布着古人类遗迹，面积超过10平方公里。

年复一年，他们开着车在高原上奔驰，越过戈壁，穿过草原，涉过河流，地上的石器指引着方向。青藏高原形成于4500万年前，古人类留下的旧石器，来自数千至数万年前。相比于群山、沟壑、河流与岩石，每个人都是须臾过客，如里尔克诗句所言：“我们只是路过万物，像一阵风吹过。”

实际上，长途调查的行程中，危险时刻潜伏。2013年夏天的那场车祸，至今让他们心有余悸。从那曲转往阿里的途中，载有两名考古队员的越野车，一头栽进坡道上突然闪现的短坎。司机手部骨折，副驾驶座位上的陈祖军腰椎骨折，后排的王社江头部受伤。王社江回忆道，幸好路边有护沟，否则就会翻下悬崖。

在如此艰苦、危险的条件下，他们已经调查过西藏大部分区域，新发现了数以百计的旧石器遗址。他们的每一步进展都受到全球瞩目，成果已经数次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发表。

一批年轻的学者也由此成长起来。靳英帅统计过在梅龙达普洞穴遗址工作过的年轻学者和学生，至少有50人。“以后回头看，这里有可能成为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黄埔军校。”他说。

十几年的高原考古，让他们无意中亲身体会着西藏的巨大变化。革吉县的地名，在藏语中是“殊胜”的意思，而现实中却如同一片被遗忘之地。2012年，王社江第一次在革吉县落脚，县城沿街是大量土房子，屈指可数的几家饭店，饭菜半生半熟。几年后，317国道通到革吉县，现在革吉可以收到快递了，十天可达。

“每年上来，都感觉变了一个样子。”靳英帅感慨，“可能去年还没网络，今年就通5G了。”而20世纪80年代，西藏考古人员还住过牧民的羊圈。年复一年，这些考古人追寻着青藏高原神秘的过去，却同时见证了高原巨变的今日。

记者：倪伟

编辑：杨时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