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中村改造中的程序公正探讨评估环节与行政司法流程的多点观察

在浙江余姚某城中村改造项目中，一场遭遇的拆迁纠纷持续数年，涉 及评估程序、强制拆除、保险落实、责任追究及司法程序等多个环节 的争议。农民对公平的血汗与渴望在极长的岁月中被消磨殆尽以至于 被无情的程序吸干，折射出个体在系统性结构中的苍白与悲痛。

评估机构选定与操作程序的双争议

2021 年 1 月，征地拆迁尚未启动，政府还未向社会公布征收公 告，当地一家名为天衡的房地产估价公司直接受拆迁部门的指派（裁 决书、一审和二审判决书中写明）到将要被征收的村民家中进行评估。 但根据材料显示，此时该公司尚未通过公开程序选定，也未与余姚市 房屋征收补偿中心签订委托合同。孙先生对此提出质疑：征拆尚未启 动，征收公告尚未发布，该地块哪来的拆迁部门？未确定评估机构却 先行开展评估，程序是否合法？若后续未被选中，作为以市场盈利为 目的的机构评估公司，会甘心吗？会做这种亏本买卖吗？除非有未 卜先 知的能力，并且后期招标时一定能中选。但是就算是这样“玄幻 ”的 情况发生，中选签订合约后，根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最终还是要入 户进行重新评估的，这样才合乎法律法规规定。

2021 年 6 月 24 日，余姚市人民政府发布一份编号为 2021-013 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余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布评估机 构公开选取公告，最终仅有上述估价公司参与并中选，6 月 30 日完 成确认公示，8 月 10 日签订委托合同。合同明确要求该公司指派 3 名专职评估人员开展工作，但孙先生收到的三次评估报告中，均仅有 2 人签字，且签字人员与 2021 年 1 月入户评估人员并非同一批,其中 一份评估报告中一名诸姓签字人员，当时电话询问评估一事，其回答 居然表示：根本不知道有评估这回事。

更值得关注的是评估报告的时间节点的不合规之嫌疑。

2022 年 4 月 24 日及 2023 年 11 月出具的两份评估报告，均将评 估时间标注为 2021 年 6 月 24 日——此时该公司尚未被正式选定，委 托合同也未签订。

2024 年 1 月，宁波市房地产业协会评估专业委员会出具技术鉴 定意见称，因房屋及附属物大部分已被拆除，现场评估无客观依据， 无法开展评估。但该估价公司仍出具了评估结果，孙先生对此提出疑 问：在上级协会无法评估的情况下，该公司的评估依据是什么？

此外，评估机构选定后未再入户评估，最终公示的评估结果仍基 于 2021 年 1 月的入户内容。 自然资源与规划局的裁决书及一、二审 法院判决书均载明，拆迁部门曾指派该公司人员先期评估，后该公司 被选定，孙先生质疑此过程存在内定嫌疑。

突如其来的强拆风波

2022 年 4 月 15 日凌晨 5 时许，孙先生房屋被强制拆除，现场

监控视频及照片显示拆除过程，孙某某也被拆迁人员带走，造成身 体伤害，而后接受手术治疗。2022 年 11 月 30 日，一审法院判 决确认该强拆行为违法。

2024 年 1 月 3 日，孙先生向当地街道邮寄强拆赔偿申请，3 月 4 日收到街道出具的不予赔偿决定书。3 月 27 日，孙先生向余姚市人 民法院邮寄赔偿诉讼材料，但超过法定立案时间未获立案。经多次沟 通及向检察院、中级法院反映后，法院于 2024 年 5 月 17 日,在孙先 生坚决不同意的情况下，以诉前调名义立案，6 月 13 日中止，期间 未实际开展调解工作。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位谭姓法官于 2024.4.11 审理孙先生的 征收补偿决定案子时曾指出:”你的房屋已被强拆，应起诉赔偿而非补 偿决定，避免浪费司法资源。” 但是孙先生指出，他已向一审法院提 起赔偿诉讼，但不给立案， 自己也没办法。但余姚法院的立案拖延， 导致一审和二审审查时未发现赔偿案件立案记录，孙先生的赔偿诉求 至今未进入实质处理阶段。

失地保险落实的梗阻

2021 年 6 月项目启动拆迁后，孙先生夫妻俩的主要经济来源： 房屋出租收入中断，孙先生申请为妻子办理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 却未能落实。

根据《浙人社发〔2022〕2 号》文件，此前未参保的被征地农民 参保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15 日。征拆工作正式开始后，孙先生 多次向村委会、街道及社保中心反映，却遭遇推诿：村委会指向街 道，街道称需上级部门安排，社保中心则表示需街道提供指标。

材料显示，当地 2004 年相关办法规定，村人均耕地小于 0.2 亩、 户籍在册且年满 16 周岁者可参保，费用由村、市政府分别补贴 7000 元、6000 元，个人承担其余部分。孙先生称，因当时家庭经济困难 未参保，当时跟自己一样未参保的人也很多，村领导曾告知日后可补 办，但 2021 年拆迁时，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显示本次参保人数为 0。

孙先生认为，依据《土地管理法》及国务院相关通知，拆迁应保 障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但其房租收入消失后，失地保险 未落实，基本生活面临困难。

责任追究与当局回应的争议

强拆事件后，孙先生向余姚市人民政府、纪委监委、人大，宁波 市纪委，浙江省委巡视组、省纪委及中央巡视组等多部门反映，要求 追究相关单位负责人责任，但其反馈过程中从未正面回应其中的问 题与争议。

2023 年 12 月，孙先生通过浙江省“ 民呼我为 ”平台申请追责， 余姚市当局回复称已转纪委处理，但告知对象姓名与孙先生不符，且 纪委否认存在回复中提及的经办人。2024 年 1 月，孙先生向宁波市 纪委邮寄材料，余姚市纪委提出“ 口头谈话 ”处理，孙先生未接受， 后得知部分参与强拆人员已获升迁，2024 年 3 月向浙江省委第二巡 视组反映后，回复来自被举报单位的下属部门，理由是“不属于巡视 范围 ”，孙先生质疑回复主体资格及内容关联性，且认为实名举报隐 私被泄露。

2025 年 3 月，余姚市纪委回复称，相关街道及部门负责人已对 下属人员进行谈话提醒，但孙先生认为其追责对象为党政一把手，此 处理与诉求不符。2025 年 6 月向中央巡视组反映后，材料仍由当地 街道回复，街道签发人称“非自身职权，胡乱回复 ”

孙先生认为回复内容与诉求无关，同时再次透露了实名举报人的信息， 有违国家关于实名举报的相关规定。

司法与行政裁决内容自相矛盾导致判决不公

孙先生认为，余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参与强拆，有该局提供的“执 行完毕 ”结案意见、现场视频及孙先生陈述为证，但一、二审法院未 支持该主张。

关于评估机构合法性，孙先生指出自然资源与规划局裁决书及一、 二审判决书内容存在矛盾。一审判决称“2021 年 1 月、5 月，相关工作 人员对涉案房屋进行现场勘查记录，由勘查人员和当事人对勘查记录内 容进行签字确认 ”。恰恰说明，其前后说法的矛盾。在征地拆迁还未开 始，评估公司在拆迁部门的指派下已开展评估工作，此时，任何协议的 都没有，评估出来的数据还能公平公正吗？且征拆未开始，哪来的拆 迁部门？ 自然资源与规划局、一二审法院明明已查明事实，知道这里 面的违法行为，后面却当没看到，默认此操作是正确的，符合法律规定 的，支持了这一说法。

二审中，孙先生上诉提出“根据天衡公司一审庭审陈述以及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2021 年 1 月、5 月份，参与房屋丈量的两名工作人员均系天衡公司的员工，并非金土地公司的员工”。而 余姚资规局辩称此时未选定估价机构，系拆迁部门指派人员勘查，“前期指派人员和公开选取的 估价机构重合是偶然现象 ”然而在大量即成的事实面前，内部操控实则已经一览无余，相关责任 方以偶然事件搪塞这个过程显然是想掩盖先选定后评估的隐形事实。

在赔偿诉讼立案问题上，孙先生 2024 年 3 月 27 日邮寄材料后，法院超期未立案，经向检察 院、中级法院反映后才立诉前调，却未实际调解。材料显示，此拖延导致高院审查二审补偿决定 案件时，未发现赔偿案件立案记录。

孙先生的遭遇折射出拆迁过程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而百姓面对行政和司法单位的不公，他 们的权益如何能得到保障呢，他们的出路又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