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开始援助东北抗联因留希科夫叛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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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就在东北地区创建了初步的组织。

1927年，根据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瞿秋白等人的指示，满洲省委正式建立。由于靠近苏联的地缘条件，满洲省委除了接受中共中央领导，还直接从苏联方面领受任务，并接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导。1930年代初，中共中央迁到江西中央苏区后，满洲省委开始接受上海中央局与中共代表团的双重领导，至1934年上海中央局遭到破坏，开始单独接受中共代表团领导。

红军开始长征后，中共代表团曾一度与国内党组织失去联系，唯一能联系到的是满洲省委，还通过满洲省委招收青年学生和工人到莫斯科留学。

至1935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到情报，称满洲省委内部有日本间谍，省委机关已经成为日本间谍的分支机构，随即中断了与满洲省委的全部联系，并决定予以解散并分别建立吉东、北满、东满和南满四个省委，领导各自活动区域的抗日斗争。

转机发生在1938年6月。6月13日凌晨五点半，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远东边区全权代表留希科夫（三等大将）在中、苏、朝三国交汇点的珲春附近，偷偷越境进入伪满界内，叛逃日本。

留希科夫是斯大林派到苏联远东地区负责肃反工作的全权代表，掌管着苏联远东地区的军政组织与情报系统。他到远东工作的一年间，当地就有约二十万人被捕，其中超过七千人被处决，而经他本人逮捕的就有三千多人。留希科夫之所以冒险叛逃，是因某日突然接到了一则来自莫斯科友人的消息，提醒他“注意安全”。由于长期形成的职业敏感，他感到自己有被清洗的危险，遂决心铤而走险。

鉴于留希科夫的特殊权力与地位，他的叛逃一经披露即轰动全球，被称为“世纪叛逃”，而由此引发的苏联远东军事危机，直接推动了莫斯科远东战略与对中国东北抗战政策的调整。

1938年6月25日出版的《盛京时报》披露了留希科夫越境叛逃的细节，称留希科夫越境后立即被伪满边境的警察队逮捕。在确认留希科夫的身份后，驻朝日军司令部立感事态严重性，遂于当天就将留希科夫秘密解往东京，并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进行严密审讯。

留希科夫向日方交代了越境的缘由，即“因痛感苛苦之肃清工作，鉴于身边之危险，故不得已，冒艰险而越境来满”。

他接着向日军供述了自己掌握的苏联军事部署、组织系统、武器装备等，交出了注明防御工事的地图和苏军正在使用的无线电代码本等，致使苏联远东情报系统毁于一旦，军事部署也暴露无遗。

留希科夫叛逃后，苏联远东军事与情报系统即陷入混乱，接连有苏联军官越境逃亡。其情形之严重，致令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闻讯后崩溃大哭，他给斯大林写信坦承这是一次“相当明显与重大的情报事故”。

莫斯科相关机构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包括清洗了与留希科夫关系密切的军队干部。未及莫斯科完成所有补救措施，苏日边境地带爆发了一场持续十天的冲突，即“张鼓峰事件”。冲突平息后，莫斯科继续大规模清洗远东情报系统并改组了远东军事系统，组建远东独立第一、第二军，直辖于国防人民委员部。正是在重建远东情报系统的过程中，莫斯科开始考虑利用东北抗日战场上的中共武装。

1938年莫斯科远东战略的调整为东北游击运动的命运带来了新的机遇。为深入了解与掌握这支部队，莫斯科指示共产国际干部部负责调查。1938年12月前后，共产国际干部部官员首先找到在莫斯科的原中共满洲省委负责人林莎、徐杰（陈潭秋）、赵毅敏等人，详细询问中共东北党与东北抗联的历史发展。

共产国际干部部官员在谈话中一再声明，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搞清楚“满洲问题”。共产国际干部部还会同内务人民委员部，专门调查了周保中等东北党主要领导人并给各人出具详细的鉴定报告。

在给周保中出具的鉴定报告确认周积极对日作战、捍卫党的路线，切实执行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与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具备卓越的政治军事素养与丰富的政治军事工作经验，“在党和游击队中有威信”，是一名“坚定的、有才能的、富有经验的指挥官”。

综合多方调查研究结果，莫斯科最终确定了援助并利用东北抗联的策略。1938年底，远东苏军情报负责人王新林就派人给周保中送信，邀请他到苏联会谈，明确提出希望双方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并希望东北抗联为苏联远东军做情报工作。王新林此时向周保中提出的相互关系原则是“互有帮助”。

1939年4月15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和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联名签署了下达给远东内务与军事部门的命令，指示援助东北抗日游击运动。这份命令基本内容包括：

（1）援助东北抗联并帮助巩固其组织体系。

命令指出，为了充分利用东北游击运动并巩固其组织系统，第一、第二独立红旗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应当在游击队领导人提出请求时向其提供武器弹药、粮食及药品方面的援助并协助他们的工作，只是，援助物资必须是苏联以外的国家生产的，或者要抹去生产厂家的标志。

（2）甄别并组织可靠的官兵为苏军做情报工作。

命令要求从扣押的越境东北抗日游击队员中挑选一些经过审查的人员，派回东北侦察并对游击队提供帮助。命令指示由军事委员会专门负责东北抗联的情报侦察工作，并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驻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局、滨海边疆局、赤塔局首脑协助军事委员会着手派遣人员的审查和挑选工作。命令还要求上述三个军区的边防军司令协助军事委员会派出情报人员出入苏联边境线。

（3）命令指示内务人民委员部滨海边疆局局长格维希阿尼，将经过审查的在押350名东北抗联官兵交给第一独立红旗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命令内务人民委员部驻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局局长尼基绍夫将被苏联边防军羁押的东北抗联将领赵尚志和戴鸿宾，交给第二独立红旗集团军军事委员会。

莫斯科4月15日命令的下达，对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历史变迁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接到莫斯科的命令后，苏联远东边区的相关机构立即采取行动，首先释放了已经被羁押一年之久的赵尚志与戴鸿宾。

1939年5月30日，苏联远东第二独立红旗集团军司令科涅夫、军事委员会委员比留科夫、军事情报处处长阿廖申等高级领导人接见了即将前往东北的赵尚志和戴鸿宾，下达了三项任务：

第一，对活跃在中国东北抗日战场上的各路武装加强组织，统一东北抗日游击运动。为了让赵尚志更好地开展工作，科涅夫任命赵尚志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强调将通过赵尚志与东北抗日游击运动发生关系，“就所有问题下达指令”；

第二，完成苏军下达的情报侦察任务，在抗联与远东军之间建立常态联络机制并藉此定期汇报侦获的日军情报。苏方还详细规定了要求搜集的情报类型，包括日本出版的伪满地图及各类日军文件（包括命令、报告、材料汇编及密码等），此外还包括日军的新式武器装备；

第三，加强对东北党和东北抗联的内部整顿，强化部队官兵的甄别、审查与锄奸工作。

鉴于当时与日军在诺门坎的军事危机，为了避免引起与日本方面的纠纷，苏联远东军领导人一再强调保密原则，要求赵尚志等人在任何情况下不得透露与苏方发生关系：

为了帮助赵尚志的工作，苏军领导人准许赵尚志、戴鸿宾从当时被苏军扣押的东北抗日官兵中挑选战士，并为新组建的队伍配备了全套的日军单兵夏季装备，以及相当数量的轻机枪、步枪、手枪、手雷以及数万发子弹，还有电台。

据于保合回忆，赵尚志的队伍启程之前，莫斯科专门派来一位苏军中校，代表苏联政府为赵尚志一行送行。1939年6月27日，赵尚志、戴鸿宾、祁致中率领挑选好的105人，身穿日军服装于佛山县（今黑龙江省嘉荫县）观音山南侧马连站附近越境返回东北。

7月1日，赵尚志即以“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发出通令：“奉令着赵尚志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所有三、五、六、七、十一各党军均须接受指挥领导”。

从1939年春夏之交，苏军开始直接援助东北抗日游击运动。除赵尚志部，东北抗联其他很多部队也破天荒第一次得到了来自苏军的少量武装援助。在此之前，苏军从未直接向东北抗日游击队提供过武器弹药，在赵尚志率队返回东北战场后，苏方开始提供援助，包括从日军缴获的武器。

苏军这些做法恰是莫斯科指示中明确要求的，据于保合回忆，“当时苏联援助我们的装备，尽量用缴获的日本军的装备，尽量用东北的土布，携带的磁碗，都要把俄文字打掉，以免落入敌人之手，被敌人用做诽谤苏联的口实。”

王效明也回忆称，苏联方面开始援助东北抗联，就是从1939年开始的，他还亲自越境苏联去接收武器援助，第一次越境时就接收了两挺机枪、一万发子弹和五十枚手榴弹。

赵尚志一行返回中国东北后，一面努力推动东北抗联实现统一，尤其着手归编第三路军部队，一面积极开展对日情报侦察工作，与苏军建立了密切的情报往来。

东北抗联各部则经常越境取得武器、弹药和服装，并领受侦察任务，并以苏军要求的小部队的形式进行活动，以侦察军事情报为主要任务，同时也进行破坏敌人之交通、仓库、军事设施。这些小部队一般由几个人或十余人组成，接受专业训练，并配备电台和轻型武器。

值得注意的是，1939年5月至9月16日，苏联与日本围绕边界领土问题爆发了“诺门罕战争”。由此冲突所引发的远东战争危机，进一步加速了苏军与东北抗联的互动进程，将赵尚志一行派回中国东北，即有在战时加强对日情报工作的现实考虑。

在赵尚志首战乌拉嘎金矿之后，日伪方面就有评论称“赵尚志对佛山金矿及关东军测量班连续进行袭击，公然进行凶暴之匪徒行径，致力于诺门罕事件时扰乱后方”。

不过，赵尚志被任命为东北抗联总司令，在东北党内引发强烈反应，尤其是，委任状还来自当时各方都极盼建立联系的苏联远东军。事实上，苏军的任命并非全无依据。

1935-1936年，在中共影响下，一些东北军将领到京沪一带活动时，曾打出过“东北抗联”的旗帜，并推举李杜担任总司令，但这个司令部主要是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产物，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东北抗联司令部。

1935年12月，北满联军、义勇军代表在江北召集会议，提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名称，总司令即为赵尚志，这一名称的前身是“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只是无论是“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还是“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都不能代表全东北，比如1937年杨靖宇第一军也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等名称。这些名称有统战的考虑，即更方便地领导义勇军和山林队。

周保中对赵尚志担任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就向来是不认可、不接受的。

他甚至对1936年赵尚志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也不买账，在1938年2月给中共中央的信中称之为“北满联军总司令部”，指出“北满联军总司令部”自1936年1月建立后既没有实际工作，空有其名，也没有威信，只是“北满倾向分子”在三军工作遇到困难时，“拿来钳制抗日军同盟者的玩物”。

他1938年6月26日给三军三师政治部主任侯启刚的信中也提出北满的东北抗联总司令部“只能视为局部的高级军事集中领导机关”。

1938年夏，周保中还专门就这一问题给时任北满省委书记金策写信，要求将“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改称“北满抗联总司令部”。金策婉拒了周保中的要求，提醒考虑到这些“总司令部”或“总指挥部”的民主性和群众性，不必轻易改名，认为即便确要改成“北满抗联总司令部”，也最好在得到北满方面负责同志的谅解之后。

对赵尚志担任东北抗联总司令抱有不满的不独有周保中。

1939年10月，冯仲云越境后即被苏方告知赵尚志已经由共产国际任命为东北抗联总司令，“归祖国直接领导”“回到满洲归编队伍”。

他当即就给中共中央写信表达不同看法，将赵的任命问题上升为中苏两党的组织关系问题，代表北满党组织提出抗议。

他强调，东北抗联成立之初是有相当之威望的，东北抗联“十大联军”一度成为群众“心目中之明灯，尊崇之口禅”，然而此后各军摩擦不断加剧，致使民众遭受的灾难及剥削日甚一日。

联总不仅没有努力解决这些摩擦，更无法实现统一指挥与统一领导，在1936年以后徒有其名。他还批评了赵尚志回国后越过北满党和三路军总部而归编部队的做法，认为其做法否认了北满党和三路军。

在一年后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他还重提此事，批评赵尚志领导的东北抗联总司令部实际上是有其名而无其实。这一争论是当时东北党内矛盾复杂性的体现。

因此，苏军派赵尚志以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身份返回东北重整抗日武装，并未达成东北党组织与东北抗联的集中与统一，那种各自为政、各据实力、各自为战的状态仍未结束，甚至赵尚志担任总司令本身也引发东北党内的强烈抵制。

周保中代表的吉东党认为苏军这一任命忽视了东北党的既有的组织系统，指责赵尚志和戴洪宾二人是逃兵，所进行活动完全是在破坏东北抗日游击运动。

尽管北满省委书记金策以党性原则接受了赵尚志的命令，并要求所辖各独立游击部队党委和支部予以接受而不得违抗中央的命令，但此后赵尚志不经过北满省委和第三路军指挥部而归编第三路军的做法很快引起不满，短短一个月后，在赵赴苏开会期间，北满省委开会决议永远开除赵尚志的党籍，并号召北满全党反对赵尚志的“反党反革命的行为和企图”与“他极端忌妒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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