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一周加印两次，这个出版品牌又做出一本爆款书！

文/王佳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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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君按：上市一周加印两次，印数突破2万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又把一本社科书卖火了。这个走过5年的学术品牌，已在明清文史、法律史等多个领域进行了成功探索，如今，步入2.0时期的大学问，将聚焦更加细分、垂直的学术领域，打造新的产品线，刚刚出版便迅速爆火的《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50—2000）》（简称“《茶馆2》”），便是其在“中国城市史研究系列”的有益尝试。

“我们所面对的是占总人口99%以上的小人物，他们每天也在创造历史，只不过创造的方式不同罢了。”

这是我在王笛老师《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简称“《茶馆1》”）中印象最深刻的句子。没想到2024年下半年某天，我们“大学问”品牌负责人刘隆进老师激动地说，王笛老师经由马敏老师推荐，想把他的《茶馆》第二部放到我们这里试试。当时我们还在上海出差的网约车上，回到桂林后，立刻着手推进相关的编辑出版工作。

豆瓣信息贴出后的那个晚上，同行、读者们的关注一下子涌来，我和营销编辑一直回复消息到10点多，说得最多的就是“希望能早日和读者见面吧”。直到今年8月，《茶馆2》终于顺利上市，并在上市的一周之内加印两次，累计印数突破2万册；在刚刚结束的2025上海书展，《茶馆2》再次掀起抢购狂潮，现场销售320本。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50—2000）》

作者：王笛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

出版时间：2025年8月

此时，距离王笛老师1997年为写作回到成都茶馆实地考察，已经过去28年。

从茶馆出发，走进城市日常生活

寻找被人忽视的下层群体记忆。这是王笛老师在《茶馆2》中延续的研究理念，他沿着《茶馆1》的时间线，继续新文化史的进路，依然把一般的公共空间转移到更小、更具体的公共空间（城市社会生活最基本的单位）——茶馆。

计划写作时，由于资料缺乏，他原本是打算在有限的资料基础上，写一部百年的成都茶馆史。但之后在成都市档案馆发现了丰富的材料，王笛老师便决定以1950年（解放军接管成都的时间是1949年12月27日）为分界，将《茶馆》分为上下两部。

尽管《茶馆2》继续关注成都的茶馆，但它要回答的问题和《茶馆1》是不一样的，因为本书所涉及的是新的政治和社会背景。20世纪下半叶，国家掌握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大部分资源，其形塑的公共空间和日常生活与第一本也是截然不同的。但一以贯之的是，王笛老师始终关注宏大叙事之下原子化个体的表达。他更注重人的实际生活经验，同时将其作为日常历史书写的出发点，即通过人在其当下对城市的体验所显示出的过去和未来（时间性），来认识城市。

因为研究的年代并不久远，尤其书中很大篇幅的时代背景是世纪之交，所以《茶馆2》中后半部分内容来源于王笛老师对成都茶馆的实地考察。他的考察主要集中在1997年、2000年以及2003年，大多采用街头采访的形式。这和人类学家固定、长期地在一个社区扎根做田野调查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可以在书中看到，与其说王笛老师是在“采访”，更像是在漫无目的的聊天。那些跟他交谈的顾客，没有什么隐私意识，也没有所谓预设的话题，几乎所有的对话都是随机的。在使用这些考察笔记时，王笛老师有意识地呈现资料的原貌，没有做主观化的处理，尽量叙事化、细节化，让那段历史变得可触碰。

后来王笛老师谈到，当时他考察的茶馆，绝大部分都不复存在，甚至一些片区已经完成消失，变成了商业中心。当时留下的记录便显得特别珍贵。

“日常是最宏大的叙事”“人人都是历史学家”，这是王笛老师挂在嘴边的话。

因此在封面设计时，我们定下的基调就是展现“群像”，其实这也是我们整个“中国城市史研究系列”设计的核心思路——不是某个人物的“特写”，而是不同的人和个体经验的集合。因此，为了展现不同个体在同一时代的同频共振（共相），群体的摄影作品似乎成为我们用作设计素材的最佳选择。

《茶馆2》的封面设计之初，王笛老师提供了几十张可以用作素材的老照片。其中他最喜欢的一张，是他于2015年在双流区的一家茶馆拍摄的：一位老人在茶馆外面表演他玩响簧的技巧。

但我们更倾向的是一张关于露天茶馆的老照片，该照片由李约瑟（Joseph Needham）摄于1943—1946年，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授权我们使用。在设计时，我们有意截取局部，突出展示女性顾客的正脸形象，并进行处理。这么做，其实暗合了本书的关切之一。

早在《茶馆1》中，王笛老师就指出，近代成都的茶馆是男性的领域。尽管当时女性可以到茶馆里看表演，但社会精英指责她们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是可耻的。晚清“新政”时期和辛亥革命之后，社会逐步开化，公共场所越来越接纳妇女。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大量沿海人口进入成都，茶馆里第一代女招待才终于出现了。

本书中也提到，新中国成立后，在成都，女性的平等权利是一个复杂的议题。

在改革开放时代，女性可以是茶馆中的顾客、表演者或劳动者，她们在茶馆中露面已经司空见惯，她们有了更多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然而，在茶馆招聘过程中，正如整个社会中的招聘一样，女性经常因为她们的年龄和外表而被歧视。

同样的关切，我们也可以在贺萧的《天津工人：1900—1949》（简称“《天津工人》”）中看到。该书在档案中打捞起失语者的故事，里面的女性书写细致而又触目，那些来自农村的早期女工不得不面对近代工厂中男女工同工不同酬、性暴力，以及“额外的卫生问题”——月经等。这些对女性工人的关注影响了贺萧后续的研究，促使她向妇女史研究转向：“要全面了解女性从事的工作，不能只停留在工厂大门内。于是我决定，在我的研究中，无论女性在经济不稳定、政治动荡和战争的环境中如何谋生，我都要去了解她们。”

所以在《茶馆2》的封面上，一位烫发、身着旗袍的妇女，悠闲地和其他几位男性交谈。自近代以来，女性开始变得不再不可见，同时，她们也不全然只是被观看的客体，有时她们还掌握了观看的权力。因此，我们在的封面设计中埋进了这一“彩蛋”。

大学问·中国城市史研究系列

2025年，意味着“大学问”这个自2019年成立的学术品牌，走过了它的第一个5年，正式进入2.0时期。在第一阶段，“大学问”在明清文史、法律史等多个领域进行了出版探索、尝试。在第二阶段，我们将聚焦更为细分、垂直的学术领域，除了继续深耕法律史等领域，还将打造推出“大学问·中国女性史研究系列”“大学问·中国城市史研究系列”两条新的产品线。

为什么要做“中国城市史研究系列”？或者说城市研究的出版何以重要？因为对城市的讨论（过去、现在与未来）从未停止，因为我们对城市的了解还远远不够。

以城市史的研究为例，在日本的大学图书馆里，可以看到一排排书架上，叠放着一层层关于东京城市史的作品，大到宏观城市发展，小到社区街道、上水下水、吃喝拉撒，等等，我们深切感触到我们对历史的研究太粗犷了。

传统中国的城市和乡村是一体化的，这也是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但到了20世纪，城市成为近代事物的发生地和集合地。乡村的衰败与城市的工业化并行，城乡一体化也逐渐被城乡断层取代。城市工业化进程拉开序幕，譬如上海成为中国第一个拥有管道煤气和现代化卫生设施的城市、丹麦人为近代天津带来了电报和水利系统等。同时，农村移民也纷纷涌入城市想方设法谋生，形塑了城市下层社会更丰富的面向。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作为从中国内部看中国历史的一种努力，西方学者们开始注重区域研究，强调中国各地历史的独特性，并尝试通过局部去构建整体（地方研究是否可以提供一个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普遍性知识，是历史学者所关心的问题）。一时间，西方学界关于中国城市史的研究覆盖了北京、天津、武汉、上海、苏州等大城市（相关著作研究可参见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史谦德《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贺萧《天津工人》）。此后，该研究也朝着一些中小型城市转向，如南通、济宁等。

相继而来的是中国对于城市史相关图书的出版呈现各地域发展、多点开花的繁荣景象。譬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科研机构、高校与上海辞书出版社合作推出的《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天津通史编译丛书》《社会史丛书》；章开沅、周勇老师主编的，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刘东老师主编的，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等耳熟能详的作品，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版面世的。

早在正式推出“大学问·中国城市史研究系列”之前，我们就已进行了一些城市史图书的出版尝试。譬如巫仁恕的《劫后“天堂”：抗战沦陷后的苏州城市生活》、李孝悌的《恋恋红尘：明清江南的城市、欲望和生活》（简称“《恋恋红尘》”）、孙竞昊的《经营地方：明清时期济宁的士绅与社会》，这些图书为我们后续系列化打造奠定了口碑和基础。尤其是《恋恋红尘》，尽管该书此前曾有多个版本，但我们结合自身的特色和品牌优势，将其进行市场化包装和推广，最后销量超过1.8万册。

前期的经验，塑造了我们对于该系列的整体操作思路：做学术经典和学术前沿，同时更强调多元性、对话性。因此，在我们推出的第1辑“城市史”系列4卷本中，既有《天津工人》这样的经典之作，也有读者期待已久的新作《茶馆2》；既有域外汉学的引进，也有本土原创的发声。

几种图书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譬如偏史料性质的《晚清中国城市的水与电：生活在天津的丹麦人》，它的珍贵之处在于首次呈现了一批藏于丹麦国家档案馆、丹麦外交部和哥本哈根市档案馆的材料；而《天津工人》《茶馆2》更侧重口述和叙事的搭建，它们显示了作者贴近底层的心态和毅力，作者贺萧骑着自行车在天津大街小巷寻访1949年以前的老工人，以口述资料弥补了书面文献的不足；王笛三次回到成都茶馆进行实地考察。

同时为了呈现更多元的史学对话，在该系列的第2辑中，将会看到几本很有意思的新书，它们都是出自更为年轻的本土作者之手。这些新书尽管依然聚焦天津、重庆、上海等城市，但发掘了新的题目，既特殊又典型，跳出了重复性主题框架（目前一些城市史研究只是换用不同的城市作为案例，论述的内容和过程越来越呈现同质化倾向）。

年鉴学派史学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曾说：人的生活一大半淹没在日常琐事中。无数的行为都是自古继承下来的，无章无序积累的，无穷无尽重复的，直至我辈。

作为城市的空间不是空白容器，它承载着由“日常”书写的历史。天津“掰掰”们从桥上一跃而下之际，“天津城市史”系列的3种新书也恰逢上市；读者翻开《茶馆2》的第一页时，西南地区的成都茶馆也正到了顾客纳凉、摆龙门阵的好时候。不论何时何地，关于城市史的思考、书写与出版，都正在发生。

*本文图片来自当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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