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引言：一盏不灭的油灯
1981 年深秋，常熟市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在整理抗战时期的尘封档案时，指尖突然顿住 —— 一份泛黄的《常熟抗日志士殉难录》里，“朱凡” 这个名字旁，附着一段简短却惊心动魄的注脚：“1941 年 7 月殉于昆承湖，遭日寇汽艇裂体，时年 22 岁，沙家浜春来茶社交通员。”
彼时，歌剧《沙家浜》已风靡全国数十年，“阿庆嫂” 的机智果敢早已深入人心。谁也未曾想，舞台上那个 “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 的传奇老板娘，竟真有原型；更没人知道，这位原型烈士的人生，如同一盏被风雨反复捶打的油灯，灯芯虽弱，却执拗地燃烧到了最后一刻，连灰烬都染着家国的赤诚。
四十载岁月蒙尘，昆承湖的水波早已抚平当年的赤浪，可当档案上的字迹与民间口耳相传的 “茶社老板娘” 故事重叠时，人们才惊觉：沙家浜不仅是一出戏，更是一座用鲜血浇筑的无形丰碑；而朱凡，这位被历史隐去姓名的少女，正是碑石上最锋利也最温暖的刻痕。
第一章 甬江潮起：名门少女的平和岁月（1919-1932）
1.1 宁波老宅里的 “掌上珠”
1919 年的宁波，甬江穿城而过，码头上的轮船鸣笛声与街巷里的 “阿拉” 方言交织，勾勒出这座商埠城市的繁华。朱凡就出生在甬江边的一座三进老宅里，父亲朱云水是当地有名的实业家，经营着绸缎庄与船运生意，家底殷实得能撑起 “小楼三层、锦衣玉食” 的体面生活。
朱家的老宅院里，栽着两株百年桂树，每到秋天，金黄的花瓣落满青石路，香气能飘出半条街。朱凡的房间在二楼东厢房，窗前摆着一架德国产的钢琴，琴盖内侧贴着她的小字条：“今日练《月光》第三段”；书桌上摊着英文版的《简・爱》，页边有她用铅笔写的批注：“独立的女性，当如简般坚韧”。
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朱凡从小就是父亲的 “掌上珠”。朱云水虽经商，却极重教育，不仅请了私塾先生教她国学，还专门聘了英文教师 —— 在那个多数女子还在 “缠足”“学女红” 的年代，朱凡的童年里，既有 “之乎者也” 的古韵，也有 “ABC” 的洋气；既有母亲教她绣梅花的温柔，也有父亲带她去码头看轮船的开阔。
“凡儿，以后考去上海读大学，学商科，回来帮爹管生意。” 朱云水常摸着她的头说。那时的朱凡，对未来的想象是平和的：毕业、回家、帮父亲打理绸缎庄，或许会嫁给一个温文尔雅的先生，在老宅的桂树下，过一辈子安稳日子。
1.2 1932 年：炮火撕裂的童年
平静的日子，在 1932 年冬天戛然而止。
那年 1 月 28 日，日军突然进攻上海闸北，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一・二八” 淞沪抗战爆发。朱凡当时在上海的一所教会女子学校读书，学校离闸北不远，炮火的轰鸣声日夜不断。
2 月的一天清晨，朱凡背着书包去学校，刚走到校门口，就看到一辆辆军用卡车呼啸而过，车斗里装满了受伤的士兵，鲜血顺着车厢缝隙往下滴，染红了路面。不远处，一栋民房被炮弹击中，火光冲天，有个妇人抱着孩子从里面跑出来，孩子的哭声与房屋的坍塌声混在一起，刺得人耳膜疼。
“快跑！日本人的飞机来了！” 有人大喊。朱凡下意识地蹲在路边，抬头就看到几架日军飞机低空掠过，机翼上的太阳旗格外刺眼。她紧紧攥着书包带，指甲掐进掌心，看着眼前的血腥与死亡，第一次意识到：“和平” 不是与生俱来的，“日本人” 也不是课本里遥远的名词 —— 他们是活生生的侵略者，正把她熟悉的世界撕成碎片。
那天，学校停课了。朱凡跟着人群往租界跑，一路上，她看到有人在哭，有人在骂，有人在抢着买粮食。她想起父亲说的 “安稳日子”，突然觉得很遥远。回到宁波后，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着窗前的钢琴，却再也弹不出《月光》的温柔；翻开《简・爱》，里面的 “独立” 与 “坚韧”，第一次有了不一样的含义 —— 不是个人的成长，而是国家的存亡。
“爹，我不想学商科了。” 一天晚饭时，朱凡突然说，“我想做能保护中国人的事。” 朱云水愣住了，他看着女儿眼里从未有过的坚定，沉默了很久，最后只是叹了口气：“凡儿，这路不好走。”
他不知道，从上海校门口那一天起，他的女儿就已经 “长大了”—— 那个锦衣玉食的朱家小姐，正在慢慢丢掉过去的自己，朝着烽烟最浓的地方走去。
第二章 沪上烽烟：丢掉闺名的 “朱凡”（1932-1937）
2.1 雪影社：伪装与隐忍的第一课
1933 年，14 岁的朱凡瞒着家人，偷偷加入了一个名为 “雪影社” 的秘密组织。这是一个由进步青年组成的抗日团体，主要在上海、宁波一带开展抗日宣传与情报传递工作。
“雪影社” 的活动地点多在租界的阁楼或废弃工厂里，每次聚会，负责人都会先检查门窗，再用黑布把灯罩住，确保没有光泄露出去。朱凡记得第一次参加活动时，负责人递给她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明日下午 3 点，静安寺路书店，取《鲁迅全集》”—— 她后来才知道，“《鲁迅全集》” 是暗号，里面夹着抗日传单。
传递传单的过程，远比她想象的危险。有一次，她带着传单去法租界的一所学校，刚走到校门口，就遇到了日本兵和巡捕的联合检查。“你包里装的什么？” 一个日本兵用生硬的中文问，伸手就要抢她的书包。
朱凡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却突然想起负责人说的 “隐忍”——“面对敌人，不能有泪，不能动摇，不能让情绪爬到脸上”。她假装害怕，往后退了一步，故意把书包带弄掉，书包摔在地上，里面的课本和笔记本散了一地。“太君，我是学生，要去上课……” 她低着头，声音发抖，手指却悄悄把藏在课本里的传单往衣服里塞。
日本兵看了看地上的课本，又看了看她怯生生的样子，不耐烦地挥手让她走。朱凡捡起书包，后背全是汗，直到走进学校的巷子，才敢大口喘气。
从那天起，她彻底丢掉了家人给她取的闺名，只对外称 “朱凡”——“凡” 是平凡的凡，她想做队伍里最普通的那一个，不引人注目，却能默默做事。她不再穿漂亮的绸缎衣服，改成了灰布衫和布鞋；不再弹钢琴，改成了练习用暗号写纸条；不再和同学聊明星八卦，改成了讨论 “怎么才能让更多人知道抗日”。
2.2 街头的觉醒：从 “旁观者” 到 “参与者”
1935 年，“一二・九” 运动爆发，上海的学生们纷纷走上街头，举行抗日游行。朱凡也参加了，她举着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的标语牌，跟着人群从外滩走到南京路，嗓子喊得沙哑，却一点也不觉得累。
游行队伍里，有个老奶奶拉着她的手说：“姑娘，你们要坚持住啊，我儿子在东北当兵，已经三年没消息了……” 说着，老奶奶的眼泪就掉了下来。朱凡看着老奶奶布满皱纹的脸，又想起 1932 年上海街头的伤员，突然明白：她不是在 “做一件事”，而是在 “救一群人”—— 救那些失去亲人的百姓，救那些在前线流血的士兵，救这个快要被侵略者撕碎的国家。
从那以后，朱凡的工作更积极了。她不仅传递传单，还帮着组织秘密集会，教难民区的孩子们唱抗日歌曲。难民区在租界边缘的一个废弃工厂里，里面挤满了从闸北、虹口逃来的百姓，没有水，没有粮，很多孩子因为生病哭闹不止。
朱凡每天都会带着自己攒的零花钱，去买馒头和药，分给孩子们。有个叫小顺的男孩，父母都在炮火中死了，每天坐在角落里发呆。朱凡就抱着他，教他唱《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小顺跟着她唱，唱着唱着就哭了，朱凡也哭了，但她还是摸着小顺的头说：“别怕，我们会打走日本人，带你回家。”
那时的朱凡，才 16 岁，本该是在学校里读书、撒娇的年纪，却已经学会了在苦难中坚强，在危险中勇敢。她知道，她再也回不去那个宁波老宅里的 “掌上珠” 了 —— 她的人生，已经和国家的命运绑在了一起。
第三章 孤岛奋战：“但求能干事，这便是福”（1937-1940）
3.1 上海沦陷：“我要留下”
1937 年 8 月 13 日，日军再次进攻上海，“八・一三” 淞沪会战爆发。这一次，日军的攻势更猛，不到三个月，上海就沦陷了。租界以外的地区，成了日军的占领区，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租界虽暂时安全，却也成了一座 “孤岛”，被日军团团包围。
朱凡的父亲朱云水想带她回宁波，可朱凡却摇了摇头：“爹，我不能走。这里有很多难民，有很多同志，我走了，他们怎么办？”
朱云水急了：“凡儿，这里太危险了！日本人到处抓人，你要是出事，爹怎么活？”
“爹，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朱凡看着父亲，眼神很坚定，“国家都快没了，我怎么能只顾自己安全？我要留下，帮难民，帮同志，帮着打日本人。”
朱云水看着女儿，知道她已经做了决定。他沉默了很久，最后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里面是一些银元：“拿着，照顾好自己。要是实在不行，就回宁波，爹等你。”
朱凡接过布包，眼泪掉了下来。她知道，这一留下，可能就再也见不到父亲了。但她没有回头 —— 她要留在上海，留在这座被炮火蹂躏的城市里，做一盏照亮黑暗的灯。
3.2 难民救助：弄堂里的生死时速
留在上海后，朱凡的主要工作是难民救助和抗战宣传。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上海难民救济会”，每天都要从租界里运送粮食和药品到沦陷区的难民营。
运送粮食的路，布满了危险。日军在各个路口都设了关卡，盘查过往行人；汉奸也到处巡逻，举报抗日分子。朱凡每次都把粮食装在麻袋里，扛在肩上，假装是给亲戚送粮的百姓。
有一次，她扛着粮袋走到一个关卡，一个汉奸拦住了她：“你这粮袋里装的什么？打开看看！”
朱凡心里一紧，知道要是打开粮袋，里面的粮食会被抢走，难民营的百姓就没吃的了。她赶紧掏出一块银元，递给汉奸：“老总，这是给乡下亲戚送的粮，您高抬贵手。”
汉奸接过银元，掂了掂，又看了看朱凡肩上的粮袋，咧嘴一笑：“行，走吧走吧，下次注意点。”
朱凡松了口气，扛着粮袋继续走。粮袋很重，压得她肩膀又红又肿，每走一步都疼得厉害。可她不敢停 —— 难民营里的百姓还在等着她，晚一分钟，可能就有人饿肚子。
除了运送粮食，朱凡还要照顾难民营里的病人。有一次，难民营里爆发了痢疾，很多人上吐下泻，没有药，只能等死。朱凡急得团团转，最后想到了租界里的一位医生，是她之前认识的进步人士。
她冒着危险，夜里偷偷溜出难民营，去租界找医生。医生很同情难民，给了她一些痢疾药，还教她怎么熬药。朱凡拿着药，连夜赶回难民营，熬好药后，一碗一碗地喂给病人。她熬了一整夜，眼睛都红了，直到天亮，看到病人的病情好转，才露出了笑容。
“朱凡同志，你太累了，休息一会儿吧。” 旁边的同志劝她。
“没事，” 朱凡擦了擦汗，“只要能帮到大家，累点不算什么。但求能干事，这便是福。”
3.3 入党：阁楼里的誓言
1938 年春天，经 “上海难民救济会” 负责人李姐的介绍，朱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仪式在一个裁缝铺的地下室里举行，里面只有一盏油灯，昏黄的灯光照亮了墙上的党旗。朱凡和另外两位同志一起，举起右手，跟着李姐念入党誓言：“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油灯的光映在朱凡的脸上，她的声音很轻，却很坚定。念到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时，她想起了上海街头的伤员，想起了难民营里的孩子，想起了父亲的嘱托 —— 她知道，这个誓言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用生命去践行的承诺。
入党后，朱凡的工作更忙了。她不仅做难民救助，还成了一名交通员，负责传递秘密文件和掩护同志。有一次，她要把一份秘密文件送到浦东的新四军办事处，文件藏在她的鞋底里。
她穿着一双布鞋，鞋底厚厚的，刚好能藏下文件。一路上，她遇到了好几次日军的检查，每次都假装害怕，慢慢脱鞋，让日军检查。日军看她鞋底没什么异常，就放她走了。
到了浦东，她找到新四军办事处的同志，把文件从鞋底里取出来，文件已经被汗水浸湿了，字迹却还清晰。同志接过文件，感动地说：“朱凡同志，谢谢你，你辛苦了。”
朱凡笑了笑：“这是我应该做的。只要文件能安全送到，我辛苦点没事。”
有同志问她：“你不怕吗？要是被日军抓住，就没命了。”
朱凡摇摇头：“死不要紧，要死得其所。只要能为党和人民做事，就算牺牲，我也不后悔。”
第四章 水乡暗棋：春来茶社的 “老板娘”（1940-1941）
4.1 奔赴沙家浜：芦苇荡中的使命
1940 年夏天，党组织交给朱凡一个新任务：赴常熟沙家浜，建立秘密交通站，负责传递情报和掩护新四军伤员。
沙家浜地处阳澄湖畔，河道纵横，芦苇荡一望无际，是新四军在苏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根据地。但这里也暗流涌动 —— 日军在常熟县城设有据点，伪军到处巡逻，汉奸也不少，稍有不慎就会暴露。
出发前，李姐给了朱凡一把劈柴用的旧刀和一叠普通账本：“这把刀是用来防身的，账本是你的掩护，里面的数字是暗号，你要记好。到了沙家浜，你就开一家茶馆，做‘老板娘’，这样方便开展工作。”
朱凡接过刀和账本，点了点头：“李姐，你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几天后，朱凡背着一个小包袱，独自一人来到了沙家浜。沙家浜的水乡和上海的繁华截然不同，这里没有高楼大厦，只有低矮的房屋和纵横的河道；没有汽车喇叭声，只有船夫的号子和鸡鸣声。
她在沙家浜的渡口旁边租了一间小屋，开了一家茶馆，取名 “春来茶社”——“春来”，是她对胜利的期盼，希望春天早点来，希望日本人早点被打走。
春来茶社很小，只有一间屋子，两张桌子，几条长凳。朱凡每天早上开门，泡上当地的苦茶，等着客人来。苦茶味道浓，乡亲们喜欢喝；伪军和汉奸也喜欢来，因为这里离渡口近，方便他们巡逻。
朱凡知道，她的 “老板娘” 生涯，才刚刚开始 —— 她要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搭建一道无形的屏障，保护同志，传递情报。
4.2 低眉顺眼的伪装：耳朵里的 “警报”
每天早上，春来茶社开门后，朱凡都会站在门口，笑着迎接客人：“客官，里面请，喝杯苦茶解解渴。” 她总是低眉顺眼，说话轻声细语，看起来和普通的茶馆老板娘没什么两样。
可没人知道，她的耳朵时刻都在 “听”—— 听客人的脚步声，听他们的口音，听他们的谈话，从这些细节里判断他们的身份。
日军的皮靴声很重，而且整齐，每次听到这种声音，朱凡就知道是日军来了，她会赶紧把账本拿出来，假装在算账；伪军的鞋子杂，脚步声拖沓，而且说话粗鲁，每次伪军来，她都会递烟倒茶，和他们聊家常，从他们的话里套情报；乡亲们的脚步声轻，口音是当地的，每次乡亲们来，她都会偷偷问他们 “最近村里有没有陌生人来”“日军有没有什么动静”。
有一次，伪军头目胡三来喝茶，他是沙家浜一带的伪军头目，经常欺压百姓。胡三喝了一口茶，对朱凡说：“老板娘，你这茶不错啊。对了，后天我们要去东边的芦苇荡扫荡，抓新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