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年毛主席对是否撤销中南局犹豫不决：叫李先念当两湖总督行不行

【1952年2月，北京玉泉山】“主席，干脆把中南局一起撤了吧？”周恩来把话抛出，空气一下子凝住，只听窗外松涛哗啦作响。毛泽东掐掉烟头，没作声，目光却落到湖北来电的报纸边角。

彼时，全国大区机构精简已是箭在弦上，东北、西北、华东都准备撤局归中央直辖。唯独中南局牵一发而动全身，荆江分洪刚完工，两湖互不放心，谁来压阵成了难题。毛泽东踱了两步，忽然冒出一句：“要不，让李先念去当两湖总督？”

这不是随口玩笑。长江治水成败攸关数省安危。荆江大堤高悬江面，一旦溃决，湖北三百万口子顿成鱼鳖；可分洪闸一开，洞庭湖立刻抬头，湖南又要叫苦。新中国刚立足，财政、治安、士气，件件都缺钱缺人，偏偏水患不能等。

早在1950年秋，水利专家林一山递上《荆江分洪总体方案》。副总理邓子恢捧着图纸进中南海，毛泽东仅问一句“能撑几年？”得到“二十年起步，四十年没问题”的答复，便拍板：“国家再穷，也得干！”——一句话，把湖北全省的心都安了，却把湖南干部的眉头皱紧。

争议从长沙延烧到武汉：是不是“舍南保北”？黄克诚据理力争，常德专署还专门写信直达中南海，提醒中央“泼水到洞庭，祸在湘北”。周恩来读罢批示：必须面对面谈。于是，两湖代表被请到北京，连续数日对图纸、算流量、比演算，吵得面红耳赤，最后在“洪峰只限特大水位分流”上写下了妥协字样。

分洪工程开工号令一下，李先念被任命为总政治委员。湖北人听到消息松了口气，因为这位“铁将军”过去办事雷厉风行。湖南人也点头：李熟水情，手腕又硬，不至于偏袒。不得不说，毛泽东看人一向准。

把视线拉回17年前。1935年6月，川西四姑娘山脚，红军两路会师。毛泽东第一次见到年仅二十七岁的李先念，没寒暄，先问：“岷嘉之间能不能养兵？”李一口气讲完山川、粮秣、民情，毛当场拍着地图赞他“少年英雄”。从此，两人结下战场交情。

一年后，西路军折戟河西走廊，李先念率残部千里奔袭至星星峡，把仅剩的枪和人保了下来。毛泽东在延安听完报告，说了一句：“不下马的将军。”这种信任，后来数次救场——抗日时的鄂豫边、解放初的武汉金融，李先念都顶住了。

说起那场“银圆保卫战”，武汉市民至今津津乐道。1949年底，市面银圆带动物价疯涨。李先念先禁投机，然后调来一百万枚银圆砸向黑市，价格顷刻崩塌。第二天，街头小贩再无哄抬勇气，职工工资第一次赶上物价。“李省长真敢动刀子！”老百姓拍手叫好。

也因此，荆江分洪总指挥部一成立，上万民工、六个军的官兵就像听到集合号：75天硬是完成原定百日任务。竣工那晚，周恩来说：“要是没限期，这活不知道拖到什么时候。”话不多，却把压力与成果都点透了。

然而，工程完了，并不等于两湖之间就没龃龉。湖南担心大区局一撤，遇到紧急情况没人协调；湖北又怕历史上的“舍南保北”旧戏重演。毛泽东思前想后，才提出“留个小中南局，让李先念兼两湖总督”的设想。这个称谓沿自清代湖广总督，却被主席赋予全新含义：不是跺脚喝六省，而是专门调水调心。

邓子恢是第一个泼冷水的人。“老总，过去湖广总督也拦不住洪水，现在设个名义，总难事还是要中央兜底。”毛没有立即表态，只抬手示意散会。晚上，他一个人翻文件到深夜，最后写下批语：“大区局一律撤销，两湖设联合防汛委员会，李先念任主任，级别相当，但不设‘总督’名号。”

决定一出，机构精简的大棋落定。李先念照旧奔波于武汉、长沙之间，军用吉普在洞庭与荆江堤坝上跑到起火。记者曾问他累不累，他摆手：“长江发水可不管你累不累。”一句大白话，道尽治水之艰。

后来，荆江大堤再遇七六、九八两次超级洪水，都挺住了。湖南、湖北虽偶有口角，却再没闹到中央头疼的程度。有人回忆起那年冬天玉泉山的对话，会心一笑：如果真设了“两湖总督”，今天的治水格局未必这样。可历史没有如果，只留脚印与浪声提醒后人，决定往往来自几句短短的对话，也来自对人、对事的精准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