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湘 | 我读钟叔河

我读钟叔河

萧湘

题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这是对“先知先觉”的诠释。通俗地说，“先知先觉”即超出常人的预见，而又勇于付诸行动；或者说，自己预见认识到的事，又以行动证明，是可行和正确的。我以之理解，先生在出版事业上就是这样一位有独立思想见解的“先知先觉”者。

我与钟叔河先生认识于1979年上半年，那时他与出版社的几位先生在湖南省图书馆典藏部做《郭嵩焘日记》的采集工作，恰巧我也在此查阅资料，为编写《唐代长沙铜官窑调查报告》做准备。他们整天在此，而我只半天，另半天要回单位做其他的事。相处两个多月，间隙时我与钟先生交谈较多，他关心长沙考古事，又熟知长沙典故，神情隽智，言谈有趣，我边听边问，常被他知识丰富所吸引。记得最初的话题，是我的办公地点——船山学社，此处原本是曾氏祠堂。他说，这里并不是曾国藩的宗祠，实际上是一个空壳，藏书与碑刻都没有。这样清静的地方，只适合读书，别的没多少意思。我们每次交谈都是十几二十分钟，然后就各做各的工作去了。有一次又说到了曾国藩，他打开话匣子，情不自禁地说：“曾国藩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人，有学问，有远见，有才干，军事、内政、外交和经济都是高手，他家庭几代人都有读书传统，那种强加于他的所谓‘汉奸刽子手’的说法，完全是荒谬之言。”我听他一席谈，觉得他胆子大，敢说自己的看法，我内心感动佩服。于是，我顺便说，我的祖先曾在湘军中立过功，家中三代人一直保存了曾国藩署名的军功状和半箱子湘军文书资料，到“文革”初期，我特回乡下老家旧楼里，将放置军功状等资料的木箱，搬到柴火灶旁，投入灶里烧掉。我对钟先生说，从那以后，其实我自己感到有负罪感，并暗中将自己从古旧书店购买的《详注经史百家杂钞》（曾国藩主编，商务印书馆民国时期印行的线装本）转移到一位朋友家中保存。之后，我从“五七”干校回来，被分配做文物保护工作，因此之便利，“文革”后期，我多次去望城坪塘，为曾国藩的长沙墓葬地尽力做了些保护工作。编写《文化名城词典》时，我写了“曾国藩墓”的词条编入新书中。当我听到钟先生对曾氏其人的评价后，我感到有幸找到了一位新朋友和好老师，从而有了交往，他出版了新书也常寄给我。

1990年以后，我搬到现在的住处，与钟府念楼同在一条马路上，毗邻而居。我成为常去念楼的不速之客，向他请教，与他交谈，有时还厚着脸皮索要他的新著大作。他很关心我所做的有关长沙铜官窑的事，给过我许多支持帮助，他成了我交往最多的良师益友。2011年的一天，我刚进入钟府客厅，恰巧听到有人在和他打电话，已是在说结束语了，话筒中传出直呼其名的评价钟先生的话语，语气亲切又很肯定。钟先生放下电话，即让我在他书桌旁沙发上坐下，并说：“刚才你听到的电话是我的老领导，他收到我前不久寄赠给他的《小西门》等四本书，大概是看了《小西门》一书的相关材料，即兴而说‘你钟叔河是先知先觉者’。”我说：“我听到电话中直呼你的名字，判断是与你关系密切又很了解你的人，而我听此一句，心中为之一震，认为是高人高见，这话说得有水平，看得也很准确。”钟先生打断我的话说：“我写过《老社长》一文，你也看过，就是这位老领导帮助我找回了我的第四个女儿，离散的骨肉得以团聚，我对老领导感激无比。”

钟先生1979年经朱正先生推荐，由报社调至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就提出了编辑一套“走向世界丛书”的计划，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后，先生就全力投入这项工作。1981年，先生赠送了我此套丛书的第一本容闳的《西学东渐记》。从单本与集本可见先生所编这套丛书的内容与式样，最后的单本总数是一百种，是他从二百三十多种原本挑选出来的，可见他对东、西洋有关各国见识之广，学问之博，用心之专。丛书凝聚了先生的思想、学问和才情，既是中国人初出国门、走向世界、认识世界的专著，也是中国这个古老国家走向工业化、现代化，获得启蒙的真实记录，是中国近代史的珍贵史料。先生以总编和主编之职，完成这套百种丛书的编辑出版，他为每种书和每本书所写的总序和专文，后又编辑成《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国本身拥有力量》《从东方到西方》等学术专著。这套丛书和这些专著，表现出一个当代学者的超迈思想，确实堪称“先知先觉”。先生到岳麓书社任总编辑后，先后选编出版《知堂谈吃》《知堂书话》，在核对手稿、抄稿，以及补充佚文、考证和注释方面，先生付出了极大努力。我承蒙先生厚爱，收到《周作人散文全集》单行本和分卷本多种。

先生离休二十多年来，先后编辑的曾氏图书有《曾国藩教子书》《曾国藩家书》《曾国藩与弟书》《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最有特点的是《钟叔河评点〈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曾氏家书光绪五年首次出版，原只编入曾国藩给家人的书信，钟编首次增加了曾氏家人收信后的回信，从来往信中可见其写信背景、前因后果等，成为曾国藩研究的重要史料。

先生跟我说过他编书、写书的理念与做法，使我受教益，且深为佩服。早些年，他得《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一书的复印件，看之后，心情很好，即电话通知我去看，他说：“这是真正的著作，我要让它重新面世。”说到做到，现已多次再版。又如，他得到一本叶德辉有关写题记的书，又有意让我阅读，他翻开内页用手指给我注意，凡找人写题记时，要找哪些人不要找哪些人，叶氏说得清楚具体，这是道理加经验之谈。再如，他得到一本台湾出版的《新湘军志》，我翻看后说想借去复印一下，他同意了。此书要拆开原本才能复印，在复原中，有两个页次弄错。我是要别人去办的，看到有错，认为页码编号在，主观觉得无大碍，就送去归还。他接看后就动手重新装订复原，害得他花了半小时，我害臊得脸红道歉，连连说下不为例。先生还跟我说过，他很看重有价值的书，包括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有的仅只是装帧参考价值，别的不敢说，书到我手，我是不会看走眼的。他还多次说过，编书、写书，他是“独身主义”者，从不邀人也不受别人之邀合作出书。他打比方说，写书、编书是自己深思熟虑的决定，有如自己年轻时找了对象恋爱结婚，这绝不能与别人共同去做，只有自己有心而为才满意高兴，即使书中有些事需要请人帮忙协助，多为技术上的事，自己也要参与，至少要亲自过问过目认可。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这是对“先知先觉”的诠释。通俗地说，“先知先觉”即超出常人的预见，而又勇于付诸行动；或者说，自己预见认识到的事，又以行动证明，是可行和正确的。我以之理解，先生在出版事业上就是这样一位有独立思想见解的“先知先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