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晚年和周总理聊天时，曾说过："那人比我厉害十倍：恽代英"

现在的年轻人未必熟悉恽代英这个名字，

但在上海滩、武汉城的老故事里，这个名字总也绕不开。

毛泽东晚年和周恩来聊天时，曾说过："那人比我厉害十倍，恽代英。"

能让毛泽东这么说的人可不多。

他常穿着洗得发白的长衫，戴着圆框眼镜，看上去像个书生，却能搅动长江两岸的风云。

青年毛泽东在长沙读他的文章，专门跑到武汉去见他，后来还总说"代英是我老师"。

父亲是前清秀才，在武昌教私塾，家里总飘着墨香，

恽代英四岁就能背《论语》，过目不忘的本事让街坊叫他“小夫子”。

可这“小夫子”偏不爱走寻常路，油灯熬到后半夜是常事，

母亲怕他熬坏身子，把灯盏收走，他就摸黑坐在桌前默背，直到晨光透进窗纸。

十五岁进武昌中华大学附中，课本早被他翻烂，却总往市井里钻，

武昌城的大街小巷他都跑遍了，米市看粮商怎么用斗斛坑人，码头数搬运工背上的麻袋，

记在本子上的不是诗词，是：“糙米价涨五分，码头饿死三人”的字条。

有回蹲在墙角看乞丐啃发霉的窝窝头，自己揣的白面馒头捏得变形，

回家跟父亲说：“孔孟之道救不了饿肚子”，气得老秀才摔了戒尺。

他书包里常装着《天演论》，却爱在茶馆听纤夫讲长江险滩，那些书本外的苦难，

像针一样扎进这个少年心里，让他后来总说：“书斋里悟不出真道理，要到活人堆里找答案”。

1917年进中华大学，他成了《新青年》的常客，笔杆子比刀还快。

在《新青年》上发《论信仰》《我之人生观》，

骂孔家店不留情面，说礼教是：“吃人的宴席”，连胡适看了都夸“后生可畏”。

青年毛泽东在长沙读到这些文字，连夜抄在笔记本上，说：“读其文如闻钟鼓”。

专门坐船到武汉找他，在中华大学门口等了三天，

两人在茶馆聊到深夜，毛泽东后来跟人说：“代英兄的文章，字字都在点子上”。

那时候的恽代英，已经是武汉学生界的“精神领袖”，

演讲时台下挤得水泄不通，有人为听他讲话，踩着桌子站三个时辰。

1919年春天，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武汉，

恽代英正在宿舍改学生作文，猛地把笔一摔，连夜写了篇《国耻》传单。

油印机转了通宵，油墨沾得满手黑，第二天一早，他揣着传单站在中华大学门口，

学生们围上来，他扯着嗓子喊：“青岛丢了！国家要亡了！我们不能坐着等死！”

队伍从学校出发，举着“还我青岛”的白布旗，一路走到武昌督军署。

有人怕军警抓人往后缩，他把长衫下摆扎进腰带，第一个跨上台阶：“要抓先抓我！”

嗓子喊哑了就用铁皮喇叭，中午太阳毒，

学生们中暑晕倒，他背着人往医院跑，回来继续带头喊口号。

亲戚托人带信劝他：“你是书香门第的少爷，跟泥腿子混什么？”

他回信就一句话：“泥腿子饿肚子的时候，少爷的书读得再响也没用。”

白天领着学生查日货、烧洋布，晚上在利群书社的煤油灯下写文章，

桌子上堆着没吃完的窝头，笔尖在纸上划得沙沙响，

写的《武昌学生运动宣言》第二天贴满大街小巷，连码头工人都蹲在墙根看，边看边骂“狗官”。

武汉学生联合会是他牵头成立的，章程、传单、游行路线全是他趴在桌上定的。

有人说他“笔杆子比枪杆子厉害”，他摆摆手：

“不是笔厉害，是大家心里都憋着一口气，我不过是帮着喊出来罢了。”

五四运动后，他在武汉办起利群书社，二十多个青年挤在小屋里，

油灯下讨论救国路，从上海运来的进步书刊堆到天花板，

有人没钱买书，他就把书拆开分章节借，说：“思想不能卖钱”。

1921年带着社员去农村，白天帮农民割稻子，

晚上在晒谷场讲：“为什么地主不用种地”，有人听不懂，他就掰着手指头算地租账。

后来书社成了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点，他对外装成卖文具的老板，

抽屉里藏着油印机，窗户糊着报纸防偷看。

1923年加入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当政治总教官，学生都说他讲课不用讲稿，

马克思主义原理能编成顺口溜，蒋介石想拉拢他，

送他皮大衣和洋房，他原封不动退回去，说：“革命者不穿这样的衣服”。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头发留长胡子不刮，在上海街头装成失业工人，

提着篮子叫卖香烟，篮子底下藏着党的文件，好几次与巡捕擦身而过，

同志都说他胆子比天大，他却说：“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这是下棋的道理”。

那年冬天在武汉组织暴动，三天三夜没合眼，地图上标满红圈蓝点，

暴动失败后他剃了光头换上粗布短褂，在香港街头卖报纸，遇见同志只敢眨眨眼递个纸条。

1930年在上海被捕，化名王作霖，敌人没认出他，关在南京监狱，他在狱里还教难友认字，

用指甲在墙上写标语，有人劝他认了能活命，他说：“我一个字都不会改”。

敌人把他吊在房梁上打，皮开肉绽也不哼一声，血顺着裤脚滴在地上，

汇成小水洼，他反倒冲看守笑：“你们打错地方了，骨头在这儿。”

难友偷偷递来破布想给他擦血，他摇头说：“这点伤算什么，别让看守看见连累你们”，

夜里疼得睡不着，就给旁边的小青年讲《共产党宣言》，声音压得低，却像锤子敲在人心上。

1931年4月，叛徒顾顺章被抓，供出他的真实身份，

敌人这才知道关了半年的“王作霖”竟是恽代英，监狱长亲自提审，

拍着桌子说：“只要写悔过书，立马放你出去当大官”，

他接过纸笔，写的却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墨水溅在纸上，像点点火星。

临刑那天，他把破烂的囚衣理了理，头发拢到耳后，

对难友说：“别难过，我们的路会有人接着走”，走到院子里，

刽子手让他跪下，他梗着脖子站得笔直，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枪响时，他还举着拳头，血溅在青砖地上，像开了一丛红杜鹃。

恽代英活了三十六岁，从武昌街头看码头工人扛麻袋的少年，到黄埔军校给学生讲课的教官，

再到南京监狱里教难友认字的“王作霖”，他没留下多少家产，只有几箱书和满纸的文章。

毛泽东后来在延安讲起他，说：“青年们要学他的样子”，

周恩来每次提到他，总说：“代英是个实心人”。

他教过的学生后来成了将军，

他帮助过的码头工人还记得那个“穿长衫的学生”，连监狱看守私下都说“这人骨头真硬”。

他的名字刻在雨花台的石碑上，每年清明都有人献花，

那些花旁边的小纸条上写着“我们没忘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