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沪民进先辈的抗日救亡历程

（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谈 玲

　　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宣告成立。民进创始人主要由两部分爱国民主人士组成：一部分是马叙伦所联系的从事文化、出版、教育等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另一部分是王绍鏊所联系的上海工商界和文化界的爱国民主人士。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这些在沪的民进先辈与中国共产党人风雨同舟，始终坚守在抗日救亡的前沿，用各自的方式诠释着深厚的民族情怀与坚定的爱国信念。

　　马叙伦：隐于“孤岛”守气节，怒斥汉奸表丹心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前夕，马叙伦携家眷迁往上海，在法租界暂避。11月12日，上海沦陷后，身患疾病的马叙伦困居“孤岛”，生计维艰。为避敌寇耳目，他易名“邹华孙”——“邹”取母姓，“华孙”寓意身为中华子孙永怀家国。此后数年，马叙伦蓄须明志、深居简出，埋首于《说文解字六书疏证》的撰述，这部长达240万言的巨著，大部分便成于此时。

　　1937年12月，日本华北方面侵略军在北平扶植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马叙伦同辈友人、后成为亲日派的汤尔和出任议政委员会委员长兼教育总长，负责推行奴化教育。马叙伦闻讯后，十分震惊和痛心。汤尔和曾多次派人持其亲笔信专程赴上海，邀请马叙伦担任北大校长。马叙伦见信后，断然拒绝并与之断交。

　　1940年3月，汪精卫叛国后曾在香港犹豫观望的陈公博回到上海参加汪伪“和平运动”。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姜绍谟知道马叙伦与陈公博在北大期间是师生，就建议马叙伦找陈公博谈一谈，希望能把他挽救回来。马叙伦托人约陈公博谈话，对他恳陈利害关系，晓以民族大义，劝他悬崖勒马，却终未能撼动对方的迷执。汪伪政权于3月底在南京粉墨登场，陈公博当上了伪立法院长兼上海市市长。马叙伦愤而作七绝三首声讨其卖国行径，从此断绝往来。即便陈公博后来欲登门拜访、赠米送面，均被他严词拒绝，仍不忘最后劝其“以百姓为念、将功补过”。

　　这一时期，身处艰危的马叙伦一刻也没有停止救国的行动，即使在隐居的时候，他也牢记“报国之术，不限同途”。守正不移的马叙伦以风骨彰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

　　雷洁琼：执教沪上播星火，联合同仁谋救亡

　　1941年5月中旬，雷洁琼从山西辗转来到上海，7月5日与严景耀结为同舟共济的终身伴侣，夫妇二人自此并肩奋战在 “孤岛”的抗日救亡前线。雷洁琼到上海后应聘在东吴大学任社会学系教授，兼任圣约翰、沪江、华东大学及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在三尺讲台间传递进步火种。抗战期间东吴大学团契的重点工作是开展救亡宣传工作，雷洁琼担任了东吴大学社会学系“海棠团契”顾问，组织学生一星期活动一次，通过体育表演、诗歌朗诵、戏剧演出、义演义卖、学术讲座等形式，宣传抗日救亡思想，促进师生进行自我教育，还深入民间进行宣传。

　　在上海期间，雷洁琼还通过严景耀结识了马叙伦，他们经常一起热议时政，同为祖国的前途命运积极奔走。随着二战形势发展，上海“星期二聚餐会”的中心议题，转到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方面，雷洁琼积极参加讨论，深入接受进步思想，在思想交锋中愈发坚定进步信念。

　　许广平：投身救亡勇担当，身陷囹圄不屈服

　　在上海“孤岛”时期，许广平以大无畏的精神置身于抗日救亡、民族自卫爱国运动的前沿阵地。她参加的战斗团体，几乎包罗了政治、文化、群众、妇女各个领域。比如，她参加了以何香凝为首的抗日救国后援会；参加了由教育、宗教界人士组成的聚餐会，请来自延安的刘少文等同志分析形势，传达党的政策；她也是茅丽英主持的妇女俱乐部成员。茅丽英后被敌伪暗杀，许广平不顾情势的险恶和朋友们的劝告，毅然赶去参加追悼会，以行动践行抗争。1937年冬，新四军在皖南初建，物资极端匮乏，许广平在艰难中设法购买了一百只手电筒，捐赠给与日寇浴血奋战的新四军战士。

　　许广平始终支持《上海妇女》月刊和《妇女界》半月刊等刊物。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孤岛”时期，许广平在20多个刊物上发表过70多篇文章，唤醒妇女同胞的救亡意识。许广平跟上海文艺界的地下党组织联系十分密切。据作家楼适夷回忆，许广平经常参加在翻译家满涛寓所举行的“文艺座谈会”活动，与文艺界同仁共商抗日大计。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全部沦陷。12月15日凌晨，为了通过许广平追查抗日知识分子和出版家的线索，日本宪兵队闯入她位于霞飞路寓所，把她带到日本宪兵队总部五号囚室关押。即使在受刑最苦的时候，许广平也始终恪守“牺牲自己，保全别人，牺牲个人，保存团体”的信念，临危不惧。从12月15日开始到30日为止，审讯反复进行，敌人实在得不到口供，只得将为期半个月的审讯暂时告一段落。1942年2月27日，许广平被带到汉奸机构“调查统计局驻沪办事处”，在内山书店的内山完造先生保释下，3月1日，被关押76天的许广平恢复了自由。

　　赵朴初：慈心济难护家国，巧借善举助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赵朴初更加关心国事，关心民生疾苦，加入救亡图存的浪潮之中。1936年，赵朴初参与联合佛教人士成立“中国佛教徒护国和平会”，任总干事，号召民众起来“反对内战、抵御外侮”。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上海官民合办“上海市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地点设在云南路的仁济善堂。赵朴初任常务委员，兼任战区难民委员会收容股主任，全面负责难民收容工作。赵朴初认为，难民工作不是单纯的救济工作，而是整个抗日救亡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挑选一些思想比较进步的人来参加。于是，在中共地下党焦明介绍下，一批思想进步、工作能干的同志来到了收容股。赵朴初和焦明等人商量，集中青壮年进行抗日救亡教育和军事训练，让有劳动能力的妇女组织生产支前，这个计划得到“慈联会”的批准，由焦明负责。一个月后，第一批300多名青壮年难民列队宣誓，补充到三十六师，并立即投入战斗。淞沪抗战期间，他们先后组织数批青壮年难民走上了前线。赵朴初还与圆瑛法师以“上海佛教界护国和平会”名义组织了一支上海僧侣救护队，帮助抢救伤员。

　　淞沪抗战失败，上海沦陷，租界沦为“孤岛”，难民收容所前后收容难民五十多万人次。共产党人如曹荻秋、刘述周、杨堤、陈国栋、韩念龙等都曾在难民收容所得到过掩护和帮助，他们同时又协助赵朴初做了大量的难民工作。1937年冬，新四军在皖南成立。赵朴初机智地以“慈联会”名义提出让难民到后方垦荒，得到租界当局支持，两年间巧妙地输送出约3000名训练有素的难民到新四军。此外，还输送一批积极分子到工厂和农村，埋下革命火种。

　　1938年，赵朴初与胡愈之、许广平、陈巳生、严景耀等成立了一个抗日救亡组织“益友社”，并任理事长，常以娱乐活动的形式，鼓励国民勿忘抗日。1940年，他又与胡愈之等进步人士共同发起“星期六聚餐会”，宣传抗日救亡。

　　柯灵：以笔为枪刺敌伪，身陷险境志更坚

　　抗日战争爆发后，特别是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后，上海电影界和戏剧界立即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柯灵是《救亡日报》编委和《民族呼声》主编，他发表了《哀调》《过去未来》《流民图》等战斗檄文。

　　1938年1月，《文汇报》创刊，柯灵接受经理严宝礼邀请任《文汇报》副刊《世纪风》主编。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报社的恐吓，柯灵用杂文加以还击，以笔当刀。《世纪风》在硝烟中诞生，成为“孤岛”中一座坚强的文化堡垒。柯灵继承和发扬鲁迅杂文精神，写了许多杂文如《台上的悲哀》《万人口》等抨击敌伪，使《世纪风》在读者中很快建立威信。柯灵待人诚恳，与郑振铎、王统照、阿英、李健吾、唐弢、梅益、孔另境、金性尧等留沪进步作家建立友谊。由于进步作家的支持，《世纪风》成为重要的抗日文学阵地。

　　1939年，《大美晚报》副刊《夜光》编辑朱惺公被汪伪特务暗杀，柯灵在《大美晚报》上发表《我要控诉》，第一个站出来怒斥“这一血案的出现，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在《大美晚报》总编辑张似旭、总经理李骏英、国际版编辑程振章遭暗杀后，柯灵化名丁松年，毅然进入《大美晚报》，接替他们的工作。1940年，柯灵把这个时期的抗日杂文结集出版，包括《烽火两年》《无声的上海》等30篇，定名为《市楼独唱》。

　　1943年，柯灵接编《万象》杂志，用游记的形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祖国河山的践踏，他用“屐痕处处”作为游记专辑的标题，暗指日寇的铁蹄蹂躏中华大地。《万象》刊登了许多进步作家以及大后方著名作家、艺术家的作品和消息，通过刊登进步作品让沦陷区人民与祖国脉搏相连。

　　1944年，柯灵被日寇以共产党嫌疑逮捕。在日寇沪南宪兵队“贝公馆”，敌人要他交代与共产党的关系，并拿出一本名单要他指认。柯灵说一个人也不认识，文章也是自己要写的，“因为我是中国人”。由于朋友营救，柯灵在被关押7天后被释放。在敌人的名单中，柯灵发现有楼适夷的名字，出狱后赶紧托在邮局工作的唐弢向楼适夷通风报信，使他逃过一劫。1945年6月，柯灵又一次被日本特务抓到“贝公馆”。敌人问他关于夏衍、田汉、黄佐临的情况，他回答一概不知。敌人对他行刑，又向他抛出《市楼独唱》一书，作为他抗日的罪证。面对酷刑，柯灵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在狱中，柯灵写下《狱中诗记》，字字皆为不屈风骨的见证。关押9天后，敌人将他释放。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柯灵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徐伯昕：书林筑垒传星火，苦心经营助救亡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7月，邹韬奋和徐伯昕共创生活书店，徐伯昕主管经理部工作。在徐伯昕的经营管理下，生活书店在抗战期间进入全盛时期，旗帜鲜明地宣传抗战，反对投降主义，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受到国民党当局压迫和摧残。徐伯昕两次被抄家，但他总是“据理力争，挫败过多次的恶意加害”。

　　自1932年7月成立至1937年七七事变的5年间，生活书店出版了大量呼吁爱国抗日、反对投降和传播进步思想的书刊。据统计，有期刊近17种，各类丛书13种；抗战期间出版如《全民抗战》等战时刊物和丛书近百种，仅《战时读本》就多次再版，印数达千万册。

　　生活书店也服务著译者。上海“孤岛”时期，徐伯昕明知那时候出书艰难，仍用预付稿费的方法，接济那些坚持不与日伪为伍的作家，“负担他们已经断绝生计的生活”。楼适夷曾回忆“当我第一次把译稿交给生活书店得以出版，是在一个非常的处境中”“这使我在几乎窒息的绝地中得到极大的鼓舞，有勇气把翻译工作持续下去。”

　　徐伯昕夜以继日、呕心沥血，把生活书店从小做大，成为全国甚至海内外都有影响力的爱国出版机构。抗战胜利后，他为生活书店确立新的出版方针，“第一是促进大众文化，第二是发扬服务精神”，要“忠心为人民服务”，让文化阵地始终闪耀着进步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