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津沙｜烽火归途：江津女儿钟复光抗战时期的平民教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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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归途：

钟复光抗战时期的平民教育实践

一

1903年阴历四月八日(阳历5月4日)，钟复光出生在四川省江津县仁沱乡（今重庆市江津区支坪镇）綦河边的一个叫汪家湾的农耕世家。她母亲是一个佃农的女儿，有文化又很恭顺勤劳。钟复光刚懂事时，父母从大家庭里分家而出自立门户，她家分得几亩薄瘠的田块和几间破房。钟复光的父亲是个身体羸弱的书生，不会种田，他开私塾，教10多个村童，靠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钟复光在私塾启蒙，私塾开不下去了，父亲将田土典给亲戚，靠给人抄抄写写过日子。钟复光8岁时父亲去世，家中的生活难以为继，母亲以纺麻纱来维持最低生活。

钟复光从小就是个离经叛道的女孩。读私塾时，她对父亲的讲述经常提出反问，经常触怒老人。她坚决反对缠脚，母亲只得由了她。七岁时家里人给她订了“娃娃亲”，她到学校念书后，就多次表示反对包办婚姻，坚持自己的事自己作主。由于她坚决反抗，加上老师在中间交涉，对方终于同意解除婚约。

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传到了江津，16岁的钟复光考入重庆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这是所公费学校，不要学费，还供给膳宿，无疑这就减轻了她家中的负担。她非常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勤学苦练、团结同学，多次被评为品学兼优的学生。“五四”浪潮卷来，这些青春少女与其他学校的学生联合，冲出课堂，走上街头，发传单，作演讲，向群众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宣传抵制日货。她从不顾及别人的讥笑和白眼，每次宣传她都走在前面，带头喊口号，带头剪辫子。她借来《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如饥似渴地阅读。她被选为学校学生自治会会长和川东学生联合会副会长。她组织宣传队开展爱国宣传，办起了平民夜校，她又被推选为校长。

1921年暑期，川东教育界知名进步人士陈愚生等举办了一次“夏令讲学会”，聘请“少年中国学会”的几个成员来讲课。这个学会的不少人后来都成为中共早期的著名领导人。正值18岁的钟复光参加了这次学习，在这里，她认识了邓中夏、王德熙等人。她与邓中夏老师接触最多，老师给学员讲为什么要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讲新文化，新思想；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讲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等等。诲人不倦、深入浅出的讲解把许多高深的理论说得非常透彻。大家都很兴奋，好象长期郁闷在胸中的许多疑问全都烟消云散，顿感一片清朗。钟复光开始明白：本是富庶之地的江津老家为什么民不聊生、一片荒凉？自己家里为什么受穷、受欺凌？地主老财为什么能骑在劳苦大众头上作威作福。

▲少女时期的钟复光（左）

邓中夏是钟复光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钟复光非常崇拜他，把他当作了自己的长辈。她把他的诗工整地抄录的笔记本上，时不时进行背诵。北京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钟复光和七个同学一商量，就决定离渝北上。钟复光将这一想法告诉了几个进步老师，在老师们的资助下她们启程了。她们乘船顺江而下先到南京，住在十庙口的一个非常简陋的公寓里，直至1923年初她们才辗转到了北京。后来经邓中夏介绍，她又来到繁华而喧嚣的上海，考入了上海大学。

上海大学的前身是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大学，不久前才由闸北迁往租界。教学楼还在改造，钟复光就被安排住在兴业里1号向警予大姐的家里。钟复光读的是社会系。来这里求学的学生大多数是研究革命理论、准备献身于革命事业的有志青年。有的来自偏僻贫穷的省份，有的来自海外，有的来自如北大等名牌大学，可谓五湖四海。

学校的主要领导人是邓中夏，他原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书记部南迁，他也随部由北京迁到上海。邓中夏由李大钊介绍给于右任，于即委邓担任教务长并主持全校行政工作。他上任后就提出了新的办学理念，目的是要将这所大学办成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他聘请了瞿秋白为社会学系主任。在社会学系，很多教授都是革命前辈和德高望重的人士，如张太雷，蒋光赤（光慈）、施存统、李季、李达、周建人、蔡和森、肖楚女、恽代英等。文学系也是人才济济，有陈望道，沈雁冰，邵力子，郑振铎、田汉、俞平伯等。学校定期举办“特别讲座”，由李大钊、戴季陶、沈玄庐等任主讲。

钟复光在上海大学的食宿费由邓中夏老师担保给付。邓中夏家也并不富裕，这些费用是从他薪资中扣除的。在社会学系，一个叫施存统的教授讲授社会发展史和社会问题，他学富五车，课讲得生动形象，透彻明达，很受学生欢迎。钟复光依然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依然活跃，十八九岁的少女，风华正茂。她在向工人宣传、出版革命书刊、印刷革命传单、创办工人夜校和平民学校等工作中，处处走在前面。不久，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上海，也住在向警予的楼上，钟复光与他们成了邻居，但很短暂。后来钟复光搬到淡水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与肖楚女作了邻居。邻里间常一起吃饭和讨论，这使她受益匪浅。邓中夏和恽代英天天都来这里办公，编辑出版《中国青年》，钟复光也帮着做些编务工作。

钟复光最爱与向警予交往，敬重她、崇拜她，称她为“大姐”。1924年秋，向警予大姐交给钟复光一个任务：牵头组建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钟复光在向大姐的领导下，联络了一些妇女界的同志进行活动，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起草了相关的文件和宣传资料。钟复光与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组的其他成员一起，向广大群众进行推翻军阀统治的宣传教育活动，工作非常出色。经向大姐和邓中夏的介绍，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公开身份是上海大学学生，实际上她已经是一名党的干部，在上海党组织妇女部长向大姐领导下具体从事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各项工作。

1924年冬，孙先生要经上海到北京商讨国是，上海党组织要组织学生代表与其他代表一起到轮船公司码头欢迎孙中山先生一行，钟复光是学校方阵的指挥者，是上海妇女界代表的联络、协调者。钟复光她们在列队去码头的路上，受到了法租界巡捕房的阻挠，因为他们喊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还举有同样内容的横幅。这次欢迎孙中山的活动声势很大，党组织把社会各界和群众都组织起来了，给反动军阀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1925年，全国“国民会议”即将召开，各省各行各界都要选代表到北京参加这个重要的会议，共商国是。钟复光被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选为出席全国国民会议的代表。同时当选的还有向大姐、刘清扬等。向大姐因工作脱不了身，钟复光和刘清扬就先期去了北京，当时刘清扬已有身孕，对外联系就只有靠钟复光了。她首先找到了当地的党组织，交介绍信时，遇上了四川老乡赵世炎，接待她的同志将这次会议的相关情况告诉了她。在“三·八”节这天，苏联大使馆举行本地各界妇女参加的招待会，赵世炎专门把她带上，介绍说这是上海客人。到苏联大使馆参加活动，她第一次见到我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同志。

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逝世于北京。北京党组织指示她参加孙中山先生治丧委员会的工作，具体任务是与邓颖超等四位同志一起接待前来吊唁的外国友人。邓颖超由天津来也是准备参加“国民会议”，她们以前相知不相识，一津一沪。本想在隆重而神圣的“国民会议”上见面，不想见面地点却在孙先生的灵堂。邓颖超可亲可敬，很是活跃，钟复光跟着她跑上跑下，在凝重而又低回的哀乐声中招呼客人。

▲1925年3月，钟复光在北京铁狮子胡同为孙中山先生守灵。遗像后站立者为宋庆龄，右边穿黑色长衣者是邓颖超,左边穿白色长衫者为钟复光。

治丧活动结束，上海的向大姐发来指示，要求她们趁全国各地的妇女代表都在北京的机会，成立中国妇女联合会。两天后，向大姐又寄来信，非常详细地作出安排和部署。于是，钟复光和刘清扬等立即行动，她们白天到各省的代表处进行联系，提出相关的候选人建议名单等，晚上就加班加点起草相关的文件和资料。因为全国妇女界的代表都在北京，经过20多天的努力，中国妇女界联合会正式宣告成立。北京《晨报》在报道中说：“4月12日下午，全国妇女界各团体在女师大召开联席会议，公推上海代表钟复光为临时主席，决定名称为中国妇女界联合会。推定石道璠、钟复光等三十人为筹备员，4月20日招待北京新闻界，于4月29日开成立大会，由刘清扬任副主席，钟复光报告筹备经过，中国妇女界联合会宣告成立。”

会后，向大姐指示她回沪组建上海妇女界联合会。1925年6月5日，上海妇女界联合会正式成立，宋庆龄也赶来参加了成立大会。在会议的间隙，钟复光向孙夫人述说了在北京参与孙中山先生治丧的经历，说着说着她就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宋庆龄含泪欲泣，她轻轻地拉着钟复光的的手，勉励她一定要牢记孙先生的遗嘱，为唤起民众、贯彻三民主义、打倒封建军阀、驱逐帝国主义势力而努力奋斗。

1925年“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了 ，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帝爱国运动，它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在租界的繁华马路上，进行宣传讲演，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先后逮捕100多人，并突然向密集的游行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钟复光当时参加了游行，幸免于难。当夜，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等组成行动委员会，具体领导这次斗争，组织全上海民众罢工、罢市、罢课，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

“五卅惨案”后，钟复光深入到小沙路一带的工人区活动。这里是日本纱厂的集中地，多为女工。钟复光同工人们打成一片，组织“包身工”和“养成工”学习文化知识，向她们宣传革命道理，使得纱厂参加罢工的人数不断扩大。同学牺牲了，瞿秋白先生被通缉了，师生们被赶出了校门。但全国各地都掀起了罢工罢课罢市高潮，反帝怒潮高涨，各省发来电报声援他们。钟复光日夜奔忙，一点也不害怕，一点也不感到疲劳。她接到全国学联总会的通知，要她到内地各学校、工厂进行革命宣传，她成为“长江路”的代表之一，其任务就是带着传单，沿长江上溯，到各城市组织群众集会，宣传革命，揭露帝国主义暴行，向商界募捐接济上海罢工的工人。她先后到了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武汉、长沙、宜昌、沙市、重庆等大中城市。每到一个地方，就组织当地的学生会和妇女界召开大会。她在大会上进行演讲，由于演讲过多，过于激动，以至痰中带血。中秋节到了，她终于完成任务回到学校。但到了冬季，钟复光又出现了吐血，她不得不住进医院治疗。这时，一个人闯进了钟复光的感情世界里，这个人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施存统，是她最为敬重的老师之一，有名的学者和中国青年运动早期领袖，团中央第一届总书记。作为当时党内少数几个理论家，施存统带领学生创办工人夜校，在上海大学成立了第一所平民学校。在上海大学，施存统的讲课受到学生的欢迎，也赢得了钟复光的芳心，成为她最为敬重的老师。当时的施存统刚经历婚变，两人也由相识到相恋。施存统决定为了爱情，将名字改为“施复亮”。当时，钟复光与他探讨“如何创造自己、如何有益社会”时，施存统专门雕刻了一枚“复光复亮”的图章，并作了一首打油诗：“复光复亮，宗旨一样，携手并肩，还怕哪桩？”

1926年春天，钟复光与施存统结为夫妻。党中央安排他俩一同到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即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工作。施存统任政治部主任，钟复光任女生队指导员。钟复光任指导员的女生队是黄埔军校首批也是最后一批女生学员。队员人数213人，其中有聂荣臻夫人张瑞华、徐向前夫人黄杰，还有赵一曼、游曦、胡筠、危拱之、宋绮云等。南昌起义有30位女同志参加，大多是黄埔军校女生队学员，这30人是中国工农红军最早的一批女兵。

1927年7月，武汉国民政府大举屠杀共产党，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失望之下，钟复光与施存统退出了共产党。此后，施存统当过教授，钟复光成为家庭主妇。1933年春，施存统在冯玉祥的资助下去了日本，买了一批革命书籍，回归浙江金华源东乡叶村故里，在钟复光帮助下，潜心译著。到抗战爆发，施存统出版了《资本论大纲》《苏俄政治制度》等20余种译著，帮助许多青年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二

全面抗战爆发后，钟复光随文化界内迁潮重返早年求学的重庆，从事平民教育和统战工作。

钟复光公开身份是教育工作者，回归重庆后，她担任过幼儿园园长、小学校长、中学校长，致力平民教育，这是她早年求学重庆川东师范时教育救国的延续。

钟复光的平民教育实践呈现三个特征：一是对象下沉，在故乡江津仁沱、重庆江北沙坪坝等地开设识字班，学员中70%为战时流入重庆的难民妇女，教材采用自编《抗战千字课》，将扫盲与爱国教育结合；二是形式创新，借鉴晏阳初定县实验经验，采用“流动教学点+家庭学习小组”模式，解决日机空袭导致的校舍短缺问题；三是内容拓展，除基础文化课，增设救护技能、防毒知识等战时生存培训，1939—1941年间累计培养学员超2000人。钟复光这一实践标志着其思想从“性别解放”向“民族救亡”的嬗变，早期她主张通过教育实现妇女独立，战时转为“教育即救国”理念，在《妇女新运》刊物中明确提出“文盲不除，抗战难胜”。

1940年钟复光参与组建“重庆市战时民众教育推行委员会”，推动教育政策向底层倾斜，身份融合突破“妇女运动家”单一标签，成为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战时践行者，多次与晏阳初、梁漱溟等乡村建设派交流经验。表明她从精英化女权理论传播转向大众化社会动员，钟复光平民教育的实践，具有历史意义的双重投射。微观层面构建了战时大后方“教育—生存—抗战”三位一体的平民教育范式，194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将其案例编入《抗战时期社会教育成果汇编》。宏观层面折射出近代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中的共性转型路径——从专业领域的启蒙者转变为战时社会的组织者，这种“救亡压倒启蒙”（李泽厚语）的嬗变，在妇女运动史与教育史上具有典型性。

1940年，钟复光一家在重庆南山山麓租屋里安身。施存统拒绝国民党的拉拢，处于失业状态，家庭经济十分拮据。8月22日，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中，在重庆南山脚下用竹木搭建的红十字医院医院里，钟复光、施存统夫妇的第三个孩子降生了。夫妇商量后，给这个婴儿取名施光南。“施”是父姓，“光”取自母亲的名字，而“南”是指他出生在重庆南山脚下。

1941年，原国民政府渝南警备区司令张轸在重庆私立文成中学的基础上，发起成立了私立渝南中学，校长由曾任孙中山先生新闻发言人、民革中央副主席、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常务干事会成员李世璋担任。渝南中学位于比邻江津县广兴乡的綦江县永新乡，招收綦江、江津两县綦江流域的农民子弟入学，具有平民学校性质，是南方局部署在津綦之边的活动据点，也是江津党组织连接綦江的支撑点。当时有三部分人被转移到渝南中学：一是南方局直接转移的王华冰、张志先、李可风等人；二是中共南方局青年组从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乡村建设学院等转移的廖永祥、刘世明、李中杰等；三是广东东江游击纵队撤回到内地的曾庆明、罗伟矩等。根据南方局的安排，施存统、钟复光夫妇到渝南中学教书，以正当职业掩护党的统战工作。之后，作家黄碧野夫妇，高天夫妇等一批知名人士从津沙文化区的白沙到该校任教。渝南中学成为津沙文化区津东片区的组成部分。

▲渝南中学沿革而来的綦江中峰乡国民小学遗址，抗战胜利后中峰乡国民小学作为津綦边组织疏散据点，建立了中共江津蔡家特支军事联络点。

中共中央南方局本着“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规定渝南中学党组织只对学生进行革命教育，不发展党员，组织学生阅读进步书籍，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渝南中学在抗战时期成为南方局在津綦之边的工作据点，掩护和保护了一批中共地下党和爱国民主人士。因为这个缘故，抗日战争胜利后，江津党组织得以向津綦之边发展，建立了津綦边特支，继而建立了中共綦江县委。

在渝南中学时期，是施存统投身统战工作回归党的怀抱的时期，而钟复光的平民教育思想也得到更大的实践空间。她团结了一批追求进步的农家子弟学生，指导他们建立平民夜校和农民学校，在綦河流域开展农业技术推广，实践平民教育救国。这些平民夜校和农民学校，后来成为基层农会的发源地。为了统战工作的需要，1942年以后，钟复光、施存统夫妇奉命回到重庆主城工作，钟复光历任多所小学、中学的校长，最大限度地实践了平民教育理论思想。

▲1944年，钟复光（前排居中者）任重庆江北中兴学校校长时与部分师生合影。

抗战胜利后，钟复光、施存统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1945年8月，毛泽东携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谈判谋求和平。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接见了在重庆的一些进步民主人士，包括钟复光、施存统夫妇。施存统为此很受鼓舞，不久即和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孙起孟等人发起筹备成立民主建国会，并担任常务理事兼言论出版组主任。民建以民主和建设为宗旨，提出推进民主、反对独裁，争取和平、反对内战，要求建设、反对破坏的政治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民建和其他抗战后相继建立的民主党派一起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进行了坚决斗争。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停止国内冲突的协定，即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通过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案等五项协议。2月10日，重庆各界在校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施存统作为民建代表参加大会。会议进行中国民党特务冲进会场，大打出手，致使施存统、李公朴、郭沫若等许多民主人士被打伤。施存统就医后忍着伤痛口述了事件的经过，第二天由钟复光笔录的《愤怒的控诉》一文刊登在《新民报》上，揭露国民党的内战政策、独裁统治等严酷的现实。

此后，钟复光与丈夫施存统回到施存统故乡浙江金华定居，钟复光继续从事教育事业。1948年12月，施存统奉命代表民建到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1949年5月，率部解放金华的陈锡联按照党中央指示，亲自安排钟复光到军管会工作。1949年4月，毛泽东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请施存统、黄炎培、章乃器等民主人士聚餐，勉励大家要为解放上海出力。聚餐后施存统主动报名参加南下工作团，不久即获批准，施存统离北平南下。上海解放后施存统任华东军事管制委员会顾问。9月他出席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0月1日参加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施存统本想回上海教书，但毛泽东、周恩来要他留在北京工作。他被任命为劳动部副部长，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和全国政协常委。他在自己的岗位上恪尽职守。1954年，施存统因病辞去劳动部副部长职务，1970年11月病逝。施存统一生节俭，烟酒茶不沾，一双皮鞋能穿20年，多余的钱用于积德行善，为救济上海失业工人他捐款，河北水灾他捐款，家乡办学他捐款。钟复光、施存统教育子女敬业爱国，他们的儿子施光南以其卓越的贡献被文化部授予“人民音乐家”的称号。钟复光、施光南都被重庆市人民政府评为重庆市历史文化名人。

▲1985年6月，在黄埔军校同学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上，邓颖超（中）与钟复光（左一）亲切交谈；左二聂帅夫人张瑞华，右二聂帅女儿聂力。

1949年以后，钟复光历任北京经济学院图书馆主任，劳动学院副秘书长，北京经济学院院长办公室副主任，全国妇联第五届执委，民建第一、二届中央委员和第三、四届中央常委。她还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钟复光重新入党，1992年在北京逝世。

图文由文史顾问钟治德提供

编辑：李婉龄 编审：吴 刚

值班副总编辑：河 流

总编辑：黄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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