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鸟画在我国传统中具有多元化的场景适应能力,它能装饰宫廷的富贵,展现生活幸福的情致,对文人僧侣而言,也能寄托逸志,在方寸几物的空间中展示无穷意味。五代至今的花鸟画经历了由富丽堂皇向情致洒脱的美学转变,由宫廷装饰转向日常生活,并在后者中结出硕果:营造物境,窥视天地。
张思燕的花鸟画具有明显的禅宗美学倾向,在其2015年的《素净》系列中,作者拟用北宋以来的禅宗绘画以物言道的方式,强调画面的空灵和意境的深远,力求在简洁中表现出无限的意境和精神内涵。而张思燕以物言道的方法在于通过画面有意味的结构言说与笔墨语言传神的作用,将其笔下之物剥离其现实属性从而获得一种传神言道的意味。
比如其《瓶上花》系列中鸟浮于瓶身的空间错觉,《春霭》中的花虫趣味。生活的角落在张思燕的笔墨中转变为机趣交锋的片刻,美好的事物通过情思转化为神采,进而在一种淡雅的氛围中形成对生活既沉醉又惊觉的欣喜。
唐代僧人皎然在《周长史昉画毗沙门天王歌》中说:“长史画神独感神,高步区中无两人。雅而逸,高且真,形生虚无忽可亲。”“吾知真象本非色,此中妙用君心得。苟能下笔合神造,误点一点亦为道。”
所谓“感神”指的是创作主体深入观察、体验所描绘对象的内在生命——“神”。而“合神”则是创作主体的内在性情(神)与所描绘对象的“神”相互交融,在双向同构中完成审美创造活动。皎然指出“真象本非色”,即事物之“真”并非其外在的色相,必须把握其内在的“神”。只要做到“合神”,笔墨语言是可以传“道”的。
这大概是对张思燕绘画的最好诠释,笔墨言道在于“合神”,艺术家以自身的内在性情发现客观事物中的“神”性,两者统一见于笔端。所以,在她的画中可见到对墨色的细腻触觉,这种触觉掌控着花卉与艺术家自身性情间的张力:物有形态,但也见画家的幽微。
这种“合神”的美学始终是张思燕绘画的基本特征。2018年以来的《芳华》系列作品尽管在主题与墨色两端有所改变,明丽的红色替代了淡雅传统的花鸟基调,以及牡丹图像的大量使用增添了人间富贵的世俗向往。但这并未改变张思燕的艺术格调,我们仍然能看到艺术家“合神”美学在笔墨中的运用,以及那些隽秀题跋中平静却不失机趣的话语。话语见于纸表,虽各有所指,实是对生活的坦白,对它的沉醉与眷念。因此,生活的形象在她的作品中始终是惊觉的,绝非媚俗与沦于形式的平淡。
花鸟画的美学正在于对世间那些惊异之物(花、鸟)的对照中对人自身匮乏的觉知。花的惊艳、鸟的飞翔都是人所不及的,它们标记了我们的向往,也通过这种向往将我们带向生活的“富有”。张思燕的艺术是生活丰饶的艺术,人与花的“合神”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对俗世虚假的厌恶以及对人间美好的沉醉。文|方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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