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红四方面军师长数量及授衔情况简述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55年授衔那年，军委公布名单的时候，有人注意到一个细节——红四方面军当年那16位师长，只剩下4个名字出现在这份名单上。

是的，16个人，只有4个得到了军衔。

这事儿一开始没多少人提，可后来越看越觉得不对劲。

那些没上榜的名字，不是战功不够，也不是资历太浅，而是……找不到了。

真的是找不到了。

有的牺牲了，有的失踪了，有的，已经不在人世多年。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时间回到1936年，那会儿红军三大方面军会师以后，红四方面军算得上人强马壮。

光是师一级指挥员，就有16人，分别带着红4、红5、红9、红30、红31几个军下面的部队。

按人数说，他们是红军里头最齐整的一支。

可就在这年秋天，命运突然转了个弯。

中央下令，红四方面军的红5、红9、红30军外加骑兵师，要西渡黄河，去打宁夏。

这场仗后来被叫做“西征”，但其实更像一场孤注一掷的远征。

原因很多，当时不仅要打开抗战通道，更想在西北建立根据地，还要拉近与苏联的距离。

但说实话，那时候红军的后勤跟不上，兵员疲惫，粮草紧张。

最关键的是，敌情没摸清，地形不熟，战线过长。

部队一过黄河，几乎成了孤军。

先是马家军开始围追堵截，接着是关麟征部断了援军的路。

几个月下来，西路军几乎陷入绝境。

到了年底，伤亡惨重，指挥系统也开始混乱。

再往后，就是一场接一场的溃败。

红五军的三个师长——李连祥、吴代朝、郭锡山——结局都不同，但都很沉重。

李连祥那时候还不到三十岁，江西人，参加过宁都起义，是个有胆有识的将领。

他在山丹暗门滩战斗中阵亡，战后连遗体都没能找回。

吴代朝也是硬骨头，死在西征路上，具体地点都没人记得清了。

郭锡山的情况最复杂。

一开始西征还在，他就投靠了马家军。

按说这背叛够严重了，但马家军也没真把他当回事儿，用完了就干脆处决了——就像扔掉一块破抹布一样干脆。

红九军的情况也没好到哪去。

王海清死在古浪战役，刘理运在二十里铺重伤身亡，陈家柱则在梨园口打到最后一刻，子弹打光了，冲出去的时候被机枪扫倒。

红三十军的损失略小，但也只是相对而言。

熊厚发是个典型的川人，忠厚，话不多。

在祁连山受伤后，他主动留下来打游击，说：“部队走吧，我留下还能挡一阵。”几天后，他在雪地里和敌人短兵相接，最后只剩一把刺刀。

邵烈坤则在梨园口战斗中被俘，后来在敌人面前拒绝招供，被枪决时站得笔直，有人说他当时还哼了一句《国际歌》。

骑兵师的董俊彦当时正准备增援高台，结果援军没到，敌人先围了上来。

他带着部队拼死突围，到最后只剩几个人。1937年初，他牺牲在高台城外的乱石滩上。

这些人，后来都没能活着回来。

有人连名字都没留下完整的记录。

而那会儿还留在河东的红4军和红31军，命运稍微好一些。

第10师师长余家寿后来去了抗大，可惜“批张”运动中被关过一阵子，出来后就没回部队，回了老家种地。

那时候他才四十出头。

有人说他曾想投奔大别山那边的红军，可一走进山里就找不到部队了。

再后来，他干起了生产队长，队里人叫他“老余”，没人知道他曾经是红军师长。

第93师的柴鸿儒在会宁阻击战中牺牲，子弹打穿了他的胸口。

他倒下的时候，手里还抓着望远镜。

剩下的四位，就是1955年授衔的那几个。

周仕元，后来改名周时源，授的是大校。

不是他能力不够，而是抗战时出过点问题，影响了仕途。

张贤约倒是顺利，当了总后勤部副部长。

徐深吉进了空军，后来还当上了北京军区副司令。

陶勇的经历则最曲折，西征失败后他在祁连山打了几个月游击，后来被俘，没想到1937年被组织救了出来，回到了延安。

新中国成立后，他当了东海舰队的司令，后来还管过整个海军。

看得出来，能活下来的人，大多不是靠运气，而是靠一口气撑下来的。

可更多的人，走着走着就看不见了。

他们不是不重要，是来不及重要。

那年授衔仪式上，有人提起这些没能回来的人，沉默了很久。

最后只说了一句：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

张玉法，《中国近代史》，联经出版公司，1997年

萧华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

罗荣渠，《中国现代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

杨奎松，《从延安出发》，三联书店，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