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抗日战争中的中共县长

抗战时期中共县长（中共县长，指抗战时期中共县级抗日民主政权的行政首脑。参见杨东：《民国时期县官称谓的历史迁变与基层映像》，《人文杂志》2015年第8期。）的身份背景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工农出身，另一类是青年知识分子，再一类是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老革命”。在这些县长中本地干部又占绝大多数。据晋察冀边区的报告显示，地县两级政权系统中，80.9％是本地干部。（参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5年编印，第262页。）战时陕甘宁边区亦是如此。

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中共明确强调，县级政权在抗日根据地政权中处于枢纽地位。如陕甘宁边区在各级政府的总体构架中就指出：“县政府是边区各级政权的枢纽。”（《陕甘宁边区重要政策法令汇编》，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处1949年编印，第5页。）山东抗日根据地也强调，县政府是“代表全县抗日人民之抗日民主政府，为实行地方自治之领导机关”。（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6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页。）鉴于县级政权的重要地位，中共对于县委书记和县长都提出了明确要求，且强调县级政权必须遵循和接受党的领导，在县委领导下开展各项工作。而县长作为县级政权的行政首脑，中共同样给予很高的定位。1943年，聂荣臻在晋察冀边区的工作简报中就指出：“县长很重要，宁可使党部工作受点损失，也要把大批好干部去当县长。”（《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第263页。）谢觉哉更是鲜明地指出：“县长是亲民的官，也是真能做事的官”，根据地的县长“是躬亲实际的战斗员，又是领导实际的指挥员”，他们“不仅是行政成绩的实施者，且应是各种具体政治规律的创造者”。如果没有县长，“上级领导人员绝不会想出好东西来”，根据地的经验和办法，“主要还是靠经过县长”。（《新中华报》1941年3月9日。）

可见，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如果说地方干部是“真正能担负起伟大任务的干部”，那么对于中共县长而言则更是如此。（参见《林伯渠文集》，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95页。）他们在抗日战争的伟大洪流中，为中国人民的抗战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和巨大牺牲。

一、备战御敌：积极投入军事斗争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广大领土和民众饱受日军的蹂躏。战备动员、抗敌御侮，就成为战时县长的中心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为数众多的“抗日县长”，成为对敌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如战时冀中地区，仅蠡县日军就修建了40余处岗楼据点，造成了“出门上公路，抬头见岗楼，无村不戴孝，处处闻哭声”的悲惨局面。加之特务汉奸猖獗狂妄，革命阵营中的一些不坚定分子叛变投敌，环境变得异常残酷，抗战进入极端艰苦时期。面对这种情况，根据地、沦陷区县长，积极备战御敌，采取多种形式抗击日军。武强县长李敬仁，亲自到农村发动群众，恢复党组织，并组织民众深挖地道。鉴于原来挖的地洞多是“蛤蟆蹲”，不便于活动，李县长和群众一起挖，有的地道能通到邻户和村外，有防烟熏、防水灌的气孔和暗沟，这些地道极大地保存了革命实力。（参见李秉新编《血色冀中：“五一”反“扫荡”六十周年祭》，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63—564页。）在与敌人的多次斗争中，根据地民众与游击队协同合作，在掘沟破路、毁坏交通、构筑新道新路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凹沟”即著名的“抗日沟”战术。

其时广饶县长门金甲，为适应平原游击战的需要，在广北境内挖成总长900余公里纵横交错、遍布广北大地的抗日沟。之后又创造出新式沟形。全县所有村庄道路都挖通，广北大地布满了能攻能守，便于部队转移和军民隐蔽的抗日沟。抗日沟形成之后，在几次大的反“扫荡”和反“蚕食”斗争中，党政军民在利用它作隐蔽转移的同时，还凭借它作掩体，相机伏击敌伪军，曾一次又一次地获得以少制多的胜利。

在动员民众备战参战方面，中共县长更是不遗余力开展动员工作。马功岑任邯郸县长期间，积极动员农村青年参军，组成了一支300人的抗日县大队，后又成立了县区战地动员委员会、农会、抗日宣传队、抗日游击小分队等抗日组织，分赴全县农村筹粮、筹款，同时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1942年4月，马功岑任永肥县长，在短短七个月中，就开辟了三个区域的工作，组织起“保卫壮丁游击队”，打击了敌人抓壮丁的活动，并积极向敌占区推进，很快就把敌人吞食的14个村庄变为根据地。（参见邯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邯郸县志》，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第593—594页。）襄垣第一任抗日县长徐国华，动员全县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成立了自卫队、农救会、妇卫会、儿童团等组织，在襄垣县召开了25000余人参加的纪念“九一八”大会，遵照《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全县人民全面抗战。1939年3月，他领导全县人民进行抗日大屯粮，全县共积公粮26500多石，捐银洋259400元。（参见《渭城文史资料》第2辑，渭城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1994年编印，第58页。）

在动员备战的同时，县长在对敌斗争中更是身先士卒、英勇作战，在抗击日军的军事斗争中彰显着中共县长的抗战精神。

曲周县长郭企之，面临日趋恶化、斗争愈益残酷的客观环境，亲自带领游击队转入农村发动群众破路藏粮、坚壁清野、瓦解伪军，积极开展游击战、麻雀战，以打击日寇。郭企之白天秘密找干部谈工作、研究问题，夜晚带领基干队向敌人碉堡喊话，宣传党的政策，开展政治攻势，教育伪军不要甘心当亡国奴，不要办坏事。在郭企之的感召下，白庄碉堡两个连的伪军携武器向我方投诚。事后，干部、战士们夸赞说：“我们的郭县长，不仅是一位政治人物，而且还是一个天才的军事家。”（《中共曲周县党史人物传》第1集，中共曲周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1984年编印，第23页。）稷麓县长赵宜轩依托稷王山和峨嵋岭的有利地形，采用伏击战、夜袭战、打援、阻击、侧击、追击、反击、破袭等战术，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比如夜袭通化口，全歼万泉战工团；火攻牛家川，活捉匪首王长远；远道奔袭石佛沟，全歼爱乡团留守处；巧攻曹张镇，歼灭警备队；智取赵村岭，击溃解宝盛等。（参见《河东文史》第3辑，山西省运城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2006年编，第139页。）衡水县长贾殿阁，不仅亲自带领县大队作战，有时还根据需要单独作战，有时袭扰伏击敌人，有时开展政治攻势瓦解伪军，数年如一日，大小战斗不计其数。（参见《桃城烽火》第1集，中共衡水市委党史办1985年编，第69页。）

陕甘宁边区地处黄河中游。抗战爆发后，日寇沿陕甘宁边区河防一线发动进攻，致使边区河防吃紧。吴堡县位于黄河之滨，仅一河之隔的山西渡口即驻扎有日军。1942年至1943年间，日寇数次向吴堡宋家川一带发射炮弹，并多次企图突破黄河防线进犯陕甘宁边区。面对日军的进犯，吴堡县长王恩惠积极动员民众参加对日斗争，并亲自参加到保卫河防的工作中。当河防工事被毁后，王恩惠及时“动员民夫抢修工事，不顾敌人炮火威胁，并亲身背石填土，迅速将工事修复，击退敌人”。（《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6辑，中央档案馆1988年版，第74—75页。）正是由于王恩惠的英勇无畏，吴堡县才构筑起河防的铜墙铁壁，守住了陕北的东大门。边区政府为此专门嘉奖道：“王县长能以亲身督率民夫背石填土，修复工事，击退敌人，殊甚嘉慰，应予记大功一次。望即令知该县长以示激励。”（《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6辑，第74页。）

在抗战时期的艰难环境中，中共县长积极动员备战参战，身先士卒抗敌御侮，作出了突出贡献。1939年9月，杨秀峰在冀南行政区参议会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在冀南公署领导下的县长，面临敌人残酷毒辣的进攻，除有两三个特殊情形之外，“没有一个离开过县境”，而是坚决游击、坚持工作。（《杨秀峰文存》，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246页。）更有不少县长在对敌斗争中，宁死不屈、壮烈殉国。在晋察冀根据地，据不完全统计，1938至1943年期间，仅县长以上干部牺牲的就数以百计。如灵丘县长齐殿选、徐水县长刘辉、清苑县长刘寿彭、昌延县长胡瑛等，都是在对敌斗争中壮烈殉国的。曾任冀南地区曲周县长的郭企之，布置抗日工作时被捕，面对日军的严刑拷问，用脚在地上写了“县长”两个大字，最终被杀害，年仅24岁，成为“感动全冀南民众”的一位县长。郭企之牺牲后，民众纷纷前去吊唁并编了歌谣：“企之牺牲重如山，人民悼念泪不干，打败万恶日本鬼，为我县长报仇冤。”1940年3月，冀南行政公署特誉郭企之“模范县长”光荣称号，并将曲周县第五区和第六区及威县一部分村庄并为一个县，命名为“企之县”，以示纪念。（参见《曲周文史资料》第1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曲周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4年编，第44页。)这些县长的牺牲，不仅体现着抗日县长的英雄本色，更是中共县长在抗战时期突出贡献的真实写照。

二、建设后方：巩固抗日根据地基础

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必须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和后方基础。稳固的后方，不仅是打击敌人“以战养战”侵略政策的有效手段，也是战争所需兵源和粮食供给的重要保障。而中共县长就是建设后方、巩固抗日根据地的一支主要领导力量。

在一些游击区，即便面临着严峻的军事斗争形势，县长也是“随时随地开民众会，接见村长，拜访士绅，获得下层意见的反映”。县长在“工作领导上、联系上，不但没有被敌伪摧毁，事实上政权机构的运用反而更灵活了。军政民三位一体的配合表现了长足的进步”。（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445、446页。）稷麓县长赵宜轩就指出，有了武装能保住人民的天下，有了政权就有了人民的天下，两者相辅相成，都必须抓好。（参见董寿安主编《河东军民血战日寇纪实》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页。）陈挹芬出任束鹿县长期间，建立了教育科，区公所设教育助理员，千方百计地选拔和培训小学教师，在抗日根据地内基本做到了“村村有小学，讲授教育课”。

有些学校被日军烧毁，就在野外上课。没有桌凳，就席地而坐，以腿代桌；没有课本，就自编抗日教材。在日寇横行、碉堡林立的环境中，他们创造了一套反对敌人奴化教育的隐蔽工作方法，1940年又建立了束冀县抗日游击高小，有选择地吸收一批儿童团长或共产党员参加学习，培养了一批青年抗日干部。（参见《束鹿县党史资料汇编》第2辑，辛集市党史办公室1989年编，第176页。）文水县长顾永田，为打开抗战局面、建设稳固的抗敌根基，积极兴办水利，邀请有经验的知名人士和各堰堰长开会问计，委任进步村长担任县水利局局长，修复支渠干渠，在汾河打了拦河坝，废除了不合理的水规，提出了“上足下用”的合理办法。1938年全县增产粮食20万石，平均每人增产1石。此外，顾永田还恢复了教育事业，发行了本县货币“流通券”，帮助农民赎回土地，废除旧债，实行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这些工作，不仅发动了群众，而且也把中上层人士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积极出钱出粮支持八路军抗日。当时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也不得不承认文水县是“抗日模范县”。（《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2卷，《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99年编，1003—1004页。） 孝义县长傅立民在恢复政权之后，就着手建立战斗报社，反映地方抗日救亡工作。《战斗报》发行最多时达800多份，甚至在《星岛日报》及《槟榔屿日报》中都刊载战斗报社的文章。由于影响愈来愈大，该报曾被评为第二战区第一份小报。与战斗报社同时建立的还有战斗剧社。剧社成立后，曾到申家庄一一五师民运部集训过一段时间，以后即随县府辗转山区演出。（参见《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4卷，《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99年编，第238页。）

抗战时期，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培养民力，保证军队和干部的供给，是头等重要的任务。在陕甘宁边区，一些县长通过领导开展劳动竞赛和劳模运动，极大地促进了根据地的稳固和发展。

延川县长辛兰亭，为了激励广大农民的劳动热情，在延川县广泛开展了劳动竞赛、评选劳动英雄的活动。竞赛首先在区与区、乡与乡、个人与个人之间相互挑战应战。后来辛兰亭又代表延川县致函固临、延长两县的领导，倡议兄弟县之间开展友谊竞赛，提出了种棉4万亩、收花60万斤、增加细粮6000万斤的目标，并提出了深耕细作、建厕积肥、运输驮盐、督促“二流子”参加生产、普遍组织“变工队”、组织妇女纺线织布等具体措施。当时延属地委对延川县的这一创举给予了高度评价，地委书记张邦英和专员曹力如还亲任这场竞赛的裁判。在辛兰亭的精心组织下，延川县的竞赛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多次到村里给开荒生产中涌现出的劳动英雄披红挂彩，奖励镢头，同时将红榜张贴于集市上以鼓励更多的人向劳动英雄学习。

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以及后方的稳固，具有决定意义的就是经济建设。经济建设能否得到发展，直接关系着根据地建设的成败，也关系到根据地的命运和前途。中共县长深入基层，通过实行开荒种地、兴办水利、发展副业、修筑道路、发展商业贸易、实行变工互助和创办合作社等措施，使民众生活得到改善，根据地日益巩固并不断发展壮大。

合水县长高朗亭，“根据合水的具体情况，将经济建设工作放为经常工作之中心，动员全体人民及干部热情积极地参加这一工作”。（《合水县十七个月的工作报告》，庆阳档案馆藏：地档209卷。）他首先主张创办地方工业，由政府采取扶持保护政策，创办地方工业和手工业，以提升群众的生活水平。1941年9月，在高朗亭的积极支持下，合水县由政府和群众合资创办了济民纺织厂。这一纺织企业采取集股合作的形式，在当年共集股1800元，贷款700元，购置了织布机、纺织机各一架，招收工人49名。由此也带动了民间的纺织业及其他手工作坊的发展。（参见《合水文史资料》第2辑（下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合水县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2000年编，第419页。)与此同时，高朗亭还积极支持创办商贸集市。1940年6月15日，高朗亭专门召开了第一次县政府临时委员会，集中讨论了市镇建设和繁荣市场问题。会议最终决议大办商业贸易市场，集中力量修建华池、吉岘、店子、肖嘴等乡镇的街道。后又在西华池一次修房百余间，在原有二三家商号小铺的基础上，新办商店30多处，吸引公私从业者达600余人。西华池成为边区第二商业中心，繁荣非凡，在当时享有“小上海”的盛名。同时，合水县还办起小型卷烟厂30余家，生产的“黎明力”“战马”“红光”牌香烟，除在边区销售外，还远销西北、华北等地。(参见《合水文史资料》第1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合水县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1997年编，第107—108页。)

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考察过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曾指出：“共产党区域经济的改善，还是在共产党的鼓动和领导下，地方政府发起了一次极其强大而广泛的发展农业和工业生产的运动。”（〔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罗清、赵仲强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86页。）

三、创造经验：提供切实有效的政策依据

根据地许多鲜活的实践经验，不少都来自于县长的躬亲实践。特别是不少生动经验，得以成为党制定重要方针政策的依据，进而成为各抗日根据地普遍遵循的原则和方法。

抗战时期，县长要做的事情很多，客观形势要求他们能够把学识和经验灵活地运用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同时还要有开拓创新的精神。“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工作，须要创造。县长是创造的重要一环。”（谢觉哉：《一得书》，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4页。）具体而言，县长首先要“打开脑筋，多想问题”，担承“指挥员”的角色，在熟悉和把握上级各项政策和命令的基础上，结合基层社会的具体实际予以执行。此外，县长之间如果通过召开会议或登报介绍等形式进行经验交流，不仅可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而且对根据地整体的抗日形势都会大有裨益。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就强调：“如果县长、县委书记，区长、区委书记平时在工作中注意到各种问题，诸如农村中怎样增加粮食，发展纺织，怎样养牛、养羊，怎样植棉、植树，干部情况怎样，群众有什么满意和不满意的地方，过一个时期大家应谈一下，改进自己的工作，这样就会很有帮助。”（滨海区党委、军区政治部编《论领导方法》，山东新华书店1945年版，第40—41页。）

翻阅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可以发现边区县长推广各自工作经验的交流文章随处可见。如延安县长刘秉温《三年来我们怎样建设延安县》、清涧县长黄静波《领导清涧区乡政府工作的几点经验》、延川县长辛兰亭《论延川县的变化生产》、定边县长吴志渊《定边修水漫地的经验》等，都是县长开展工作过程中的经验结晶。“各县同志中，我们已经看见另一种好的作风，是值得大家学习的。他们是了解情况，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积极负责，不怕困难，他们真正替人民打主意，创造出许多动员群众发展生产的好办法。如：延安同志在今年开荒、移民、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中的模范例子，靖边同志们在修水利，发展牲畜中的模范例子，清涧同志在发展纺织业中的模范例子，南区合作社发展的模范例子，陇东同志在运盐问题上的模范例子。”（《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12页。）特别是延安县长刘秉温推动创办的南区合作社，更是成为各抗日根据地争相效仿的典型。《解放日报》还专门发表社论号召其他县学习南区合作社的经验。（参见《解放日报》1943年2月20日。）

县长创造推广各自的工作经验，不仅可以促进抗日根据地的稳固和发展，而且有可能成为中共中央制定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延川县长辛兰亭，极富创造性地开创了在陕北延川种棉花的经验，不仅成为当时《解放日报》上大量报道的一个典型，为陕甘宁边区其他地区种植棉花提供了鲜活的经验，而且为中央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提供了至为重要的依据。如在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撰写的题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书面报告中，就用了相当篇幅介绍了辛兰亭领导种植棉花的事例。毛泽东说：“植棉不但恢复了革命前的最盛时期，而且发展了，例如延川的永坪、永胜、禹居等区，从前是不种棉的，现在均种起来了。因为种棉比种粮利大，一亩棉花收入七百元以上，粮食则只值二百余元，是三与一之比……这个成绩是很大的。”（《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753、754页。）

同样是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为了使边区各级干部“对于这一个密切联系群众、认真解决群众困难的极重要问题上获得一个明确的观点”，毛泽东全文引用了由延安县长刘秉温和县委书记王丕年撰写的关于“如何解决开荒问题”“如何解决难民问题”与“如何解决二流子问题”等问题的文章。毛泽东说：

“我们引了延安县党政领导同志们的这个报告，不是偶然的。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他们的态度是积极的，在他们的思想中、行动中，没有丝毫消极态度。他们完全不怕困难，他们像生龙活虎一般能够征服一切困难。……这种精神，对于那些一遇困难就唉声叹气，就缩手缩脚步的人们，对于那些办事不认真，得过且过，敷衍了事的人们，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在这种精神下，延安同志们没有一件事不是实事求是的。他们对于他们所领导的延安全县人民群众的情绪、要求及各种具体情况是充分了解的，他们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他们就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群众的艺术，他们完全没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最后毛泽东提出：“希望这些同志的模范经验，能够很快地推广到一切区乡县里去。”（《毛泽东选集》，第767、768页。）

抗战时期的中共县长，作为领导实际工作的指挥员和躬亲革命实践的战斗员，他们在热火朝天的革命与建设之中所创造的鲜活经验，不仅大大促进了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而且成为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这些政策路线，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凝聚人心：促进基层社会心态变迁

关于党的领导，张闻天曾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这只是说只有共产党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并不是说共产党是天生的领导者，因此群众必须服从他的领导。要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还需要共产党的正确的政治领导与艰苦的群众工作。群众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只是因为共产党真能代表他们的利益，真是他们自己的领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0页。）实际上只要梳理相关文献资料，就会发现民众之所以最终心悦诚服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县长作为与普通民众最接近的干部，是起着较为关键的作用的。民众态度的改变，和中共县长的作为是分不开的。

河北永肥县长马功岑的事例颇能说明这一点。永肥县曾是一个贫穷落后的闭塞地区，但“自从来了马功岑县长，人们才认识了共产党，人们才认识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人民的队伍，自从来了马县长，人们才找到了一条穷苦人翻身求解放的道路。从此，人们才相信，必须跟着共产党走”。当马功岑县长牺牲之后，民众悲痛地说：“马县长是我们的引路人啊!我们怎能失去他呢？”（参见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伟岸人生》，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3、204页。） 阜平县是晋察冀边区所在地，担任该县县长的马叔乾是一位清华大学毕业的高级知识分子，但是却有一个“庄户县长”的称号。为了能真正接近民众，他一方面在工作作风和生活习惯上向群众靠拢，同时积极在思想感情上接近当地群众，通过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来实现自己思想感情的工农化。在反“扫荡”中，群众生活很苦。当村干部和群众怕他下乡累坏，给他焖一碗小米饭，被他发现这是专门照顾他时，还是把小米饭让给孩子们，自己和乡亲们一起吃杨树叶子拌熟大豆面。走在大街上，他和山里百姓烟锅对烟锅“对火”抽烟；坐在地头上聊天谈工作，他从没有县长架子。

曾几何时，县长以“入则日坐堂皇，理刑钱之争讼；出则巡视阡陌，察风俗之美恶”（徐炳宪：《清代知县职掌之研究》，台湾私立东吴大学1974年版，第22页。）之威严，演绎着高高在上、赫赫堂皇的县官形象，而中共县长，则在共产主义理想的指引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近代革命战争史上的一个标杆和象征，成为促进中国基层社会变革的重要助推力量。

当县级政府成为由民众通过选举产生的民主政府时，曾经老百姓那种“官”怕“老爷”的心理就被一扫而光，代之而起的是真正能走进民众心里的新型县长形象。特别是他们的执政理念和行事风格，更是在颠覆着民众的既有认知。当延长县长焦生炳晚上收工时还要挑着一担粪回去时，民众就会感慨地说：“自古以来没见过县长担粪，今天县长也担起粪来了，我们必须加倍生产才对。”当年仅25岁的女干部邵清华担任安塞县长时，更是使得长期闭塞的安塞县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尤其使得当地妇女大开眼界。从邵清华身上体现出来的爽快、泼辣、能干的性格特点，极大地影响和带动了安塞县的妇女群众。为了激发妇女的劳动热情，邵清华专门请来纺织能手帮助本地妇女纺线织布，这一办法随即在全县推广开来，群众的穿衣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更为重要的是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疏离感，也在县长执政理念和风格的影响下逐渐消除。当民众争相讲述“我们的好县长”“我们的政府”这样的话语之时，其中所流露出的正是对中共县长彻底抛弃官僚气全心作“公仆”的认同。

民众心态的变化，正是在中共县长细致入微的工作中逐渐发生的。县长所有工作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在涓涓细流中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民众对个人及国家前途的认知。当县长以一种从未有过的姿态，展现着他们的新形象，凸显着他们的执政理念和价值取向之时，这种从未有过的行事风格，重塑了民众的政治意识，使他们从原有的畏惧政治逐步转变为热心参与政治。当民众感觉到政治距离自己其实并不遥远，感知到自己不仅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而且自身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时，就会形成一股撼山震岳的力量。乡村中国终于成为有史以来最为活跃也最具有爆发力的地区。战时民众心态的变化和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形成，与中共县长在基层社会变革中的贡献不可分割。

结语

抗战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大时代”的中国，这个“大时代”既是中国人民“从半殖民地状态中解放出来的时代”，也是“我们民族的光荣时代”。（金则仁：《告大时代的青年》，上海杂志公司1938年版，第7页。）而“大时代”的伟大历史，需要成千上万坚决抗战的地方干部去发动和组织社会力量，将他们集中到全民族抗战的各个战线上来。因此，“大时代”的干部问题就是“抗战中一个最中心问题了”。（小潇：《大时代的干部问题》，上海杂志公司1938年版，第4页。）统而观之，以中共县长为代表的地方干部群体，在这一“大时代”背景下，为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为巩固根据地建设，为战争动员、抵御外侮，为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都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的历史地位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