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别情绪化！如果精神病杀人判死刑，那么过失致人死亡呢

众所周知，近几年有几次精神病人杀人的案件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以至于很多人对精神病杀人不能判死刑愤愤不平，出现不少呼吁摘掉精神病人“免死金牌”的声音，并且得到非常多的点赞支持。

去年成都女子王某在家门口被人持刀伤害致死案，凶手被鉴定有精神疾病。今年二月发生的幼儿园女教师下班途中被杀案，凶手被鉴定有精神疾病。这两起案件至今都还没有下文，不知道结果如何。

而据媒体报道，就在8月10日，南昌市青云谱区青云谱路附近发生一起伤人案件，19岁女大学生与朋友旅游时，遭一名男子捅刺多刀身亡。后警方查明，犯罪嫌疑人席某某23岁，有精神疾病诊疗史。

这下，精神病杀人的问题再次点燃公众愤怒的火焰。接二连三出现这种“疯子杀人”，而且杀人犯很可能不负刑事责任，这是善良的人们不可接受的，在人们朴素的正义观念里，杀人就应该偿命的。

我注意到一些人呼吁精神病杀人也应该判死刑，比如观察者网一位作者、项立刚等。他们有些影响力，其呼声得到非常多的人响应。当然，所有呼吁者都不是简单地呼吁，而是进行了合理性论证。

也就是说，呼吁精神病杀人应该判死刑，这并不是一声呼吁那么简单，这是需要讲出道理来的，而且这个道理必须具有充分的说服力，要客观理性，符合逻辑，而不是简单地情绪输出或者自说自话。

在主张精神病杀人应该判死刑的理由中，我看到有人说，这是从西方学来的，不是中国原有的。这种说法，明显又是在引入意识形态之争，是荒谬的。在法条制定上，只讲是否合理，不看来源。

而且，在中国西周时期有“三赦”之法，第三赦是指“惷愚”，这里其实就包括了精神病患者。《大清律例》初规定“凡疯病杀伤人者免议”，后改为“凡疯病杀人者，永远锁锢”，即终生监禁。

所以，说精神病杀人免死是从西方学来的，这是不懂中国历史。当然，在古代并非所有朝代都这样规定。不过这已经说明，古人也已经认识到，精神病杀人是应该与正常人杀人区别对待的。

今天国际上包括中国在内，把精神病杀人排除在死刑之外，核心的理由之一，就是判一个精神病人死刑没有惩戒意义。该观点认为，精神病人没有主观恶意，不能控制自己，也不理解不畏惧刑罚。

如果把精神病人换成一个天生痴呆的人，就好理解了。天生痴呆的人，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善良、什么是恶，什么都不懂。而天生痴呆还知道害怕，精神病人连害怕都不知道。

所以，现代司法理念认为，处死无法自主控制行为的人，违背人道主义原则，被视为司法野蛮的象征。但是，该观点同时也强调，这必须建立在科学严谨的精神病鉴定基础上，防止“伪装精神病”。

但有人认为这种司法理念，完全着眼于惩戒教育与震慑预防犯罪，忽略了伸张正义、告慰受害人及其家属，这是值得商榷的，称刑罚目的，不能只着眼于对犯罪嫌疑人的改造和对犯罪的震慑。

这类人抱持基本的朴素的正义观，认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判杀人犯死刑，不仅仅是为了震慑犯罪，同时也是为了还受害人一个公道，同时还是要对受害人家属受伤的心灵有一个慰藉。

因此，精神病人杀人，判其死刑固然起不到惩戒、震慑的作用，但是却给了死者一个公道，给了死者家属一个安慰，否则，死者是否能够安息不得而知，但死者家属悲愤难平、余生痛苦却是注定的。

比如上图可见，项立刚就认为，“杀人偿命，这是几千年古老的观念”，他还认为，杀人者因为精神病不偿命，律师和鉴定机构会从中受益——获得不正当利益。这是项立刚以前就有的阴谋论。

可是，按照“杀人偿命”的逻辑，以及还死者公道、给家属慰藉的逻辑，会推导出一个悖论来，那就是一切致人死亡者，都得判死刑，这就要包括过失致人死亡的情况，比如医疗事故、交通事故。

这显然不合理。精神病杀人与过失致人死亡有一个相似之处，即都没有主观故意，没有主观恶性。而过失致人死亡是有主观失误的，这尚且不判死刑，精神病杀人连主观失误都没有，岂能判死刑？